卡薩布蘭卡會議

卡薩布蘭卡會議

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在充斥着失敗、驚悸、失望和轉折的1942年之後，充滿希望的1943年終於到來了！雖然處在戰爭時期，但元旦前夜的白宮除夕晚會照例舉行。羅斯福和家人及老朋友們歡聚一堂，共迎新年。當午夜的鐘聲敲響時，羅斯福手執香檳，提議“為聯合國家的勝利乾杯”。當晚，二樓那間東西向的長方形大廳里放映了一部影片，是由英格麗·褒曼和漢弗萊·伯加特聯袂主演的《卡薩布蘭卡》。

“軸心國意識到，他們必須贏得1942年的戰爭，不然就會滿盤皆輸。”在新年伊始1月6日的國情咨文中，美國總統羅斯福以這樣一句話作為開場白。他隨後宣佈，美國的軍火生產已經取得大幅增長，盟軍在度過了艱難的1942年之後，將會在新的一年裏取得更多更大的勝利。

最後，他說：“我敢斷定，希特拉和東條將難以向德國和日本人民解釋，何以‘腐朽無能的民主制度’竟能生產出如此多的武器、彈藥、裝備——還有鬥士！”他的這番話博得了議員的集體起立和長久喝彩。羅斯福的話雖然更多帶有鼓舞成分，但盟軍在兵員和裝備上的飛躍提升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上，羅斯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在國會高調虛晃一槍之後，1月8日，他乘火車離開華盛頓，名義上是到佛羅里達州度假。實際上，在1月11日清晨，他在邁阿密空軍基地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他和助手霍普金斯以“P先生和Q先生”的名義踏上了一段漫長的旅程。他們經南美飛越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北行至卡薩布蘭卡。此前，他手下一眾高級將領已經趕到那裏，和大英帝國的同行召開預備會議。他的親密夥伴丘吉爾也會趕到那裏與他會面，就盟軍1943年的戰略提出共同方案。

本次會議可謂“蓄謀已久”。在1942年11月26日寫給丘吉爾的信中，羅斯福就提議舉行一次由美、英、蘇三國參謀部少數代表參加的軍事會議，並提議每國代表不超過三人，會議地點在開羅或莫斯科。對這一提議，丘吉爾當天就做了回復，認為很有必要和蘇聯人坐在一起召開會議，但僅召開軍事將領參加的會議毫無意義。參會蘇聯軍官的職權受到很大限制，以至於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都要請示莫斯科——這話說得好像他的參謀長就能和美國的金上將達成協議似的。

12月2日，羅斯福寫信給斯大林：“最使我心情激動的考慮，就是我非常渴望和您會談。我建議在非洲某一個安全的地方秘密會晤，這對我們三個人都很方便。時間大約在1月15日至20日為好。”

1942年8月12日，丘吉爾曾訪問過莫斯科。當時斯大林開口提出要英、美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因為6月12日莫洛托夫訪問倫敦時，雙方已就這一問題發佈了公告。這一要求是1941年7月19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也就是美國尚未參戰時，斯大林就向丘吉爾提過的。此後三年裏，他多次重複提出並強調這一要求。實際上，美國參戰之後，盟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已成為一個時間問題。

丘吉爾提出當時的條件還不具備，但斯大林認為1942年開闢第二戰場最為有利，因為幾乎全部最精銳的德軍已調往東線，留在西歐的德軍為數不多，戰鬥力不強。斯大林恥笑英國人過分懼怕和德國人作戰，蘇聯人以及英國皇家空軍在不列顛空戰中的表現已證明德軍並非不可戰勝。若英國陸軍能像蘇聯紅軍那樣英勇，他們同樣能戰勝德軍，他們缺乏的僅僅是勇氣和鬥志。斯大林指責盟友沒把答應給蘇聯人的軍需品送去，只在自己吃飽后才送去少許殘羹剩飯。

當時的會談氣氛頗為尷尬。丘吉爾只好以儘快對德實施戰略轟炸進行搪塞，斯大林的臉色才稍稍好看了一點兒。但他清楚英國人不過是在敷衍，有多大可行性尚未可知。丘吉爾開始向蘇聯人兜售自己一直推崇的在北非登陸的“火炬”計劃，他驚訝於這位蘇聯領導人對一個以前一直認為是不可置信的問題已迅速得其要領，因為“沒有幾個人能在幾分鐘內了解我們大家幾個月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那些理由，他卻能在瞬間全部理解”。丘吉爾寫信告訴羅斯福，“會議始終充滿禮遇和互相尊重的氣氛”。這倒非常可能，畢竟這是之前互為敵視的雙方為打敗軸心國的共同目標所進行的首次首腦會晤。

最後，丘吉爾說，如果斯大林願意同他會面，他隨時願意前來。斯大林表示，蘇聯人的習慣是由客人表示願望，他隨時可以接見丘吉爾。在後來舉行的豪華晚宴上，斯大林含沙射影地說：“我們寧願喜歡真敵人，而不喜歡假朋友。”丘吉爾裝聾賣啞，當沒聽見。

就在兩人會談之時，由雙方高級將領舉行的會談同樣進行得極不順利。英國人提出的任何問題，蘇聯同行都無權答覆，翻來覆去就是那句“何時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話。

由此看出，戰爭行為是如此複雜，多國聯合作戰更是如此。二戰反軸心聯盟差異巨大：兩個資本主義國家因語言和事業相同而聯合，卻在種種事件促使下，意外與一個他們一直反對的紅色國家結成同盟。實際上，一直到二戰臨近結束，他們都與另一個對手日本處於和平狀態。大家只是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才貌合神離地走到一起來的。

丘吉爾向羅斯福提議，在和斯大林會晤之前，英、美兩國代表團最好先碰碰面，至少要有一個彼此大致同意的看法作為三國會晤的基礎。羅斯福在12月3日回電，同意只有和斯大林會晤才能圓滿做出重大戰略結論的意見，提議會議最好在1月15日左右或此後不久舉行。至於斯大林原來提議的地點冰島，羅斯福認為自己在冬季不適宜去，而主張在阿爾及爾以南或喀土穆附近一個更安全的地方為佳。羅斯福不同意三國會晤之前先由英、美召開預備會，他不願給斯大林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在與他會面之前，美、英已私下將一切談妥了。由此看，貌似英國人更狡猾一些，但美國人正是憑這種大智若愚逐漸主宰了世界。

丘吉爾當天就將羅斯福關於三人在北非某地會晤的提議發往莫斯科。斯大林對一個流於禮儀的首腦會議不感興趣，他想要的是第二戰場，當意識到1943年他不可能如願以償時，更是意興索然。他在12月6日回復丘吉爾：“我非常贊成舉行三國首腦會議，以便確定共同的軍事戰略方針。但甚為遺憾，屆時我將無法離開蘇聯。難道不能用我們之間通信的方式商討這些問題嗎？我承認我們之間沒有分歧。在1月間，有些戰役不會平靜下來，而且可能更加激烈。另外，關於1943年春季在西歐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我正等待着您的答覆。我們在斯大林格勒地區包圍了一大批德軍，希望能將他們全部殲滅。”

同日，斯大林致電羅斯福：“不得不向您深表遺憾。我在最近甚至3月初都無法離開蘇聯。前線的事務要求我必須經常和我國的將士在一起，因而我無法脫身，哪怕一天也不行。迄今為止，我尚不知您，總統先生，與丘吉爾先生，在我們的聯席會議上究竟想討論哪些問題。我深信您，總統先生，與丘吉爾先生必將履行兩位所做的關於在1942年，最遲1943年春季開闢第二戰場的諾言。”

斯大林的意思非常明確，美、英軍隊必須儘快與德國地面部隊交鋒，而不是讓蘇聯人獨力支撐。在蘇聯內部存在這樣一種疑慮——有人希望德國與蘇聯互相殘殺，這樣資本主義便更容易統治歐洲。總之，減少蘇聯軍隊大量傷亡的唯一辦法就是英、美儘快開闢第二戰場。拋開這一點，其他任何會議都是多餘的。

斯大林的答覆讓羅斯福備感失望。丘吉爾同時告訴他：“他（斯大林）覺得從信件中也能如口頭一樣得到這句話，即1943年不會有第二戰場。”羅斯福在12月14日回復說，即使斯大林不能參會，美、英舉行一次會晤也非常必要。“因為有許多問題，顯然只有你、我和我們雙方的參謀人員舉行會議才能決定。”羅斯福解釋說，出於天氣原因不能去冰島，而政治原因導致他不能前往英國，剩下非洲成為首選。會議對外暫時保密，美國民眾如果事後知道總統是去非洲看望自己的將士，指責肯定會緩和一些的。羅斯福提議，1943年1月15日前後在阿爾及爾以北或卡薩布蘭卡會晤。既然斯大林不能與會，雙方最好都不帶外交人員，會議純粹屬於軍事性質。雙方三軍參謀長可以提前四五天到場，在首腦到來前擬出一個計劃草案。最後，羅斯福說：“這對我本人也大有好處，它能使我逃脫華盛頓沉悶的政治氛圍達兩周之久。”

丘吉爾立即表示贊同，並於12月30日答覆如下：“同意在卡薩布蘭卡舉行會晤，越快越好，唯有這樣方能解決問題。建議會議代號為‘象徵’。”

卡薩布蘭卡是法屬殖民地摩洛哥的一座天然良港。往往大西洋上驚濤拍岸，這裏卻波瀾不驚。憑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這裏成為摩洛哥的經濟中心。但它聞名於世，並非因其經濟地位，而得益於天堂般的景色、悠久的歷史及諜戰與浪漫之都的美稱。羅馬帝國、阿拉伯和葡萄牙人先後統治這裏。18世紀末，西班牙人得到港口的貿易權並稱之為卡薩布蘭卡，其含義為“白色宮殿”。1907年，法國佔有此地。二戰爆發之後，法國維希政權向德軍投降，特殊的政治、軍事地位使這裏成為軸心國佔領區人民投向同盟國的中轉站，也是雙方間諜鬥法的重要場所。依託這一特殊背景，1942年上映的美國電影《卡薩布蘭卡》成為整整一代人難以忘懷的諜戰與愛情經典，一舉斬獲奧斯卡三項大獎，同時使“白色宮殿”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標誌。

1943年來臨，丘吉爾發現自己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儘管已不再為可能的戰敗感到恐懼。英國只有與美國協調一致才能取勝，但倫敦和華盛頓之間對未來戰爭的方向存在重大分歧。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因大西洋航線頻繁遭德國潛艇襲擊，希望把登陸法國的行動再推遲1年，要求借北非的勝利將地中海攻勢擴大到意大利。也許因為自己肚子挺大，丘吉爾對這個被他稱為軸心國的“柔軟的下腹部”情有獨鍾。美國人明顯不贊成上述觀點。羅斯福容易對付，但馬歇爾和金不同。前者雖贊同“先歐后亞”的總體戰略，但認為應儘早在通向德國的最短路徑上開闢第二戰場，對一切推遲這一行動或分散精力的嘗試都表示懷疑。後者眼睛一直緊盯太平洋，力主在太平洋上加大投入，以擴大對日軍的攻勢，對其他一切事情都不太上心。丘吉爾擔心，令人討厭的金如果能成功將所羅門群島戰役擴大為規模更大的太平洋攻勢，未來戰爭可能偏離“先歐后亞”的既定軌道。

所以說，斯大林錯怪美國人了，推遲開闢第二戰場一直是英國人的主意。倡導儘快開闢第二戰場的馬歇爾已為即將召開的會議進行了充分準備。在1年前的阿卡迪亞會議上，美國人普遍認為自己中了英國人的詭計，吃了大虧，這次無論如何要扳回來。在提前出發之前，馬歇爾交給總統一份措辭強硬的文件，讓他在長途飛行過程中去啃。

但是，當馬歇爾帶隊抵達安法那座重兵把守的白色別墅時，他發現英國三軍參謀長帶來了一個更大的參謀班子，還有數不清的備忘錄和一艘不斷與倫敦聯繫的通信船——6000噸的“伯樂樂”號上裝有各種數據計算的特殊設備。英國人在出手向美國推銷自己的戰略意圖時不遺餘力，在人數上同樣如此，他們對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志在必得。離開倫敦之前，丘吉爾特意囑咐大家，要有“滴水穿石”的耐心。他讓參謀長們集中力量爭取馬歇爾，他本人則做總統的工作——兵對兵、將對將、總統對首相，凡事都講個門當戶對。至於金，反正無法爭取，由他獨自吆喝好了。因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希海軍上將在出發前意外病倒，以馬歇爾、金、阿諾德為首的美國代表團從人數上略顯寒酸。

1月14日，羅斯福抵達卡薩布蘭卡並下榻於安法飯店，他的親密夥伴丘吉爾頭一天的9時已經入住這裏了。這是一座頗具現代化的建築，位於距市區6公里的一座小山頂上，背靠藍得閃閃發亮的大西洋，四周熱帶花園中秋海棠和紫茉莉花團錦簇，爭奇鬥豔，遠看彷彿天堂一般。但飯店裏的情形大煞風景，周圍遍佈鐵絲網，荷槍實彈的憲兵晝夜不停巡邏。所有摩洛哥侍者都已換成了美國大兵或英國警察。酒店房間很多，足夠參會所有人住。酒店周圍的幾座豪華別墅，是分別留給羅斯福、丘吉爾、法國的亨利·吉羅以及戴高樂幾個人的。

除華盛頓和倫敦的高級幕僚，艾森豪威爾於15日飛抵卡薩布蘭卡，他急於知道未來歐洲將採取何種戰略。兩天之後，英國的亞歷山大上將到了，向丘吉爾和羅斯福彙報了英軍第八集團軍的進展情況。羅斯福對他印象很好。

會議需要討論的不僅僅是軍事。在對待法國的問題上，美、英同樣存在着嚴重分歧。丘吉爾視戴高樂為法蘭西抗戰的象徵，並從道義和物資上給予支持。羅斯福則堅持美國同維希政權保持外交關係，他認為戴高樂是一個令人生厭的傢伙，不願為抗戰的努力而暫時放棄政治上的對立。戴高樂希望用非民主的手段使自己成為法國未來的政治領袖，極力反對羅斯福關於法國在戰後只能起次要作用的設想，而且處處力爭恢復法蘭西殖民帝國。羅斯福嘲諷戴高樂，說他不自量力地自比聖女貞德和克雷孟梭，然而他不可能同時像這兩個人。由於英國試圖在戰後領導一個歐洲國家集團，丘吉爾如此熱心幫助戴高樂，使羅斯福懷疑後者是英國人的工具，是“大英帝國馬廄里餵養和訓練的賽馬”，是丘吉爾養活的“不聽話的孩子”，而丘吉爾只是個“蹩腳的爸爸”。

丘吉爾希望戴高樂能夠參會，但是美國支持吉羅，因為他和維希政權始終藕斷絲連。心高氣傲的戴高樂多次拒絕參會——他因此被羅斯福形容為“倔強的騾子”。丘吉爾通過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樂施加壓力，甚至威脅如果不來，就將力主讓其他人接替他。眼看戴高樂還不就範，“在羅斯福和你之間，我當然要挑選大的，”丘吉爾使出了最後的一招，“否則我們將不得不和你分道揚鑣”。戴高樂這才不情願地答應與會。吉羅倒是應邀前來，他與1月22日姍姍來遲的戴高樂見了面。——他倆的事及有關歐洲的問題，將來有機會討論歐戰時再詳談，這一段掐了暫時不播。

1月14日上午，美、英兩國各軍種的參謀長圍坐在安法酒店擦得鋥亮的桃花心木桌前，開始了自阿卡迪亞會議后的又一輪交鋒。

英國人顯然有備而來，對馬歇爾儘快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提議，英國陸軍參謀長艾倫·布魯克爵士馬上表示反對：“在時機成熟之前，發動一場毫無希望的進攻，只能給自己帶來災難，對蘇聯也毫無裨益，而且對整個被佔領的歐洲將是一場蹂躪。”隨後，布魯克亮明了英國人的觀點：為除掉德國戰爭中的主要夥伴，應借北非戰事勝利之勢在地中海大打出手，首先將攻勢擴大到西西里，之後推進到亞平寧半島，迫使意大利儘快退出戰爭。這次英國海軍大臣龐德爵士因病缺席，空軍參謀長波特爾上將和阿諾德一樣只對戰略轟炸感興趣，因此雖然來的人不少，布魯克獨自面對馬歇爾和金，還是顯得有些勢單力薄。

雖然在華盛頓經常吵得面紅耳赤，但在英國人面前，馬歇爾和金義無反顧地攜起手來，聯合反對任何將地中海攻勢擴大化的建議。美國專家雖然放棄了1943年橫渡英吉利海峽的計劃，但又竭力避免不讓自己被地中海纏住，使1944年登陸法國的宏偉計劃無法實現。美、英之間的這種分歧理所當然。作為人力資源相對缺乏的島國，英國人不願正面進攻希特拉的歐洲堡壘，而慣於節儉使用有限軍力去打擊敵人最脆弱的部分。擁有無盡人力和資源的馬歇爾崇尚大陸軍事戰略，強調集結重兵從正面發起堂堂正正的攻擊，以求速勝。馬歇爾提出，即使能夠瓦解意大利這個丘吉爾倡導的“柔軟的下腹部”，德國依然可以憑藉亞平寧半島北部的複雜地形將戰火阻隔在阿爾卑斯山以南，只有登陸法國才是通向柏林的最佳捷徑：“任何轉移總戰略或節外生枝的舉動，都是勞而無功的，只能消耗擊敗德國的資源和力量。”雙方話語中充斥着濃烈的火藥味兒。

金上將立即隨聲附和，“對多數美國人來說，主戰場是太平洋而不是歐洲”，接着他便不失時機地開始兜售自己的“太平洋戰略”。金提出，正在進行中的瓜島和新幾內亞戰役說明，盟軍不能“讓日本人得到任何喘息之機”。現在盟軍必須採取進一步行動，避免日軍奪回他們剛剛失去的主動權，阻止他們在廣袤佔領區內的鞏固行動。他提議兩大戰場的武器和物資分配必須做出重大調整，1943年應把兵員、飛機和艦隻在太平洋戰場的投入從15%提高到30%，在太平洋和緬甸同時採取攻勢。

馬歇爾立即做出了補充，英國必須在緬甸採取強有力的軍事行動以幫助中國，逐步在年內發展成大規模的“安納吉姆”戰役。

對美國人的說法，布魯克立即以他慣有的幾乎不加任何掩飾的憤怒神情回答說，日本人肯定在採取守勢。目前局勢對盟國有利，但如果把兵力和物資分散到像緬甸那樣的鬼地方去，我們就不可能獲得勝利。目前太平洋只能打有限戰爭，只有在打敗希特拉之後，才能把注意力轉往遠東。實際上，英國人不願在緬甸投入過多軍事力量，只希望將那裏的一攤子爛事有所保留地交給中國人，自己僅憑英帕爾天險將日軍擋在印度以東就OK了。

馬歇爾毫不讓步，提出通過實施兩棲作戰佔領仰光，進而重新打通進入中國的國際交通線。此舉不但可以推動中國對日本採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而且可以在中國建立空軍基地，轟炸日本的工業設施和海上運輸線，迫使日軍在中國及太平洋採取守勢，“減少我們在遠東地區的風險，使我們能夠專心對付德國”。從美國的利益出發，馬歇爾認為這樣比用美國人進行曠日持久、逐島逐地、代價高昂的戰鬥要有利得多。

金毫無顧忌地指出，美國人擔心一旦打敗了德國，英國人就會撒手不管，讓美國人獨自去對付日本。他眼中的英國人是缺乏信用的。金指出布魯克明顯低估了日本人。盟軍，主要是美軍依靠現有的有限資源和非凡的勇猛精神，已經使日軍處於防禦地位。假如他們要乘勝前進，就必須進一步增加兵力。同時他提出如果不打緬甸戰役，蔣介石就可能退出戰爭。收復菲律賓也許要等到打敗希特拉之後，但立刻攻佔馬紹爾群島、加羅林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是必需的。美國人正在生產的武器裝備中，航空母艦、戰列艦和魚雷機歐洲戰場並不急需，它們完全可以在太平洋戰場派上更大用場。

金嘴裏的新地點一個接一個冒出來，讓英國人應接不暇。布魯克立即反駁說，上述作戰至少需要抽調六位數的大軍和四位數的飛機，此外，為了把這些兵員送過浩瀚的太平洋，至少還需要150萬噸船舶，這是對盟軍“先歐后亞”戰略的徹底顛覆，只會對打敗德國產生消極影響。

兩人吵得臉紅脖子粗，幾乎就要像佐藤和田中那樣上演武鬥了。布魯克的助手如此評論自己的上司，他“不可能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選擇言辭”，而金則“專找岔子或藉機捉弄他”。金對英國人的反感眾所周知，當初他出任海軍作戰部部長時，如此評價自己的盟友，“每當事情難辦時，他們就會招來一群狗雜種”。除了同意“應優先考慮打敗德國潛艇”——畢竟金是大西洋艦隊的前任司令官，現在還管着他們——金對布魯克提出的其他意見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反對。

英國人無奈使出了絕招，提出任何擴大太平洋攻勢的行動必然使韋維爾失去收復仰光的“安納吉姆”行動所需要的登陸艇。金立即反將一軍，表示願意提供足夠的登陸艇，馬上把英國人的嘴堵住。

馬歇爾要求英國人確定一個緬甸作戰的具體時間，布魯克支支吾吾，不願答覆。馬歇爾毫不客氣地威脅道，倘若無法在緬甸展開攻勢以打通滇緬公路，“太平洋隨時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蔣介石退出和日本人作戰，那麼美國就有必要遺憾地放棄對歐洲戰區承擔的義務”。也就是說，歐洲戰爭美國人不參與了，你們自己和希特拉玩去吧。

由此看來，我們似乎應該感謝美國人。上面的爭論可見中國在美國人心中一直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國人眼裏恰恰相反，雖然馬歇爾一向贊成“先歐后亞”。此時，在英國人眼中，“金一如既往如皮革般堅韌”，“馬歇爾像大理石雕像一般冷若冰霜”。一向比金厚道得多的馬歇爾，似乎變得一點兒都不厚道了。

只有“快樂的阿諾德”面帶微笑，一言不發。作為獨立空軍的倡導者，他只對使用重型轟炸機空襲德國感興趣。因為是直接攻擊軸心國，所以阿諾德和英國空軍參謀長查爾斯·波特爾上將建議實施聯合轟炸，認為僅用戰略轟炸就能打敗希特拉，此後用同樣的辦法打敗日本。陸軍和海軍指揮官對空軍的說法表示懷疑，但還是同意讓他們試試，反正都是在打擊敵人。

現在是日落西山的英國人有求於對方，他們必須做出適當讓步。英國人退而求其次地提出，1943年盟軍在遠東的軍事行動僅限於緬甸和拉包爾。金強硬指出，馬里亞納群島同樣必須在範圍之內。從6月開始，新型“埃塞克斯級”航空母艦將陸續開出船廠，美國人有足夠的力量在中太平洋發起大規模攻勢，讓它們閑置是最大的浪費，況且這些行動不會轉移原定用於歐洲的人力物力。

英國人反應冷淡，他們不允許美國人在太平洋上干任何可能削弱對德國進攻的事情。於是，金拉長了臉，指出在太平洋上何時進攻何地只能由美國人自主決定，不需要英國人多操閑心。因為太平洋與美國感情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島這些地名，遠比羅馬、巴黎和柏林更令美國人動心”。

布魯克非常沮喪。雖然上次阿卡迪亞會議他在倫敦看家沒來，但他早知道金極難對付，這次算是當面領教了。他擔心不管英國人怎麼說，都不能“對金產生多大影響，使他斷了去太平洋的念頭”，歐洲戰爭“只不過是使他不能專心致志打他的太平洋戰爭的一樁小事而已”。中午吃飯時，他絕望地告訴英國駐華盛頓軍事代表、前陸軍參謀長約翰·迪爾元帥：“沒有用，我們永遠也無法同美國人達成協議。”

阿卡迪亞會議之後，迪爾受命留在華盛頓，出任英、美參謀長聯合委員會英方首席代表，協調兩國的軍事行動。他和馬歇爾一直保持着密切聯繫。令人頗感意外的是，他和金也建立起深厚的個人友誼。這種友誼和諒解已成為雙方實現軍事合作的一種依靠，雖然激烈的爭吵仍時有發生。更多時候，迪爾經常在布魯克和美國人之間充當潤滑劑。他告訴自己的繼任者：“大部分問題你已經取得協議，剩下的只是解決其餘問題了。”

“我寸步不讓。”布魯克憤憤不平地說。——世界老大怎能任由鄉巴佬擺佈？

“你一定要讓！”迪爾微笑着勸解他，“你知道你必須達成協議，否則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給首相和總統。你我都清楚，他們總是會把事情弄得亂七八糟的。”別看布魯克這麼說，戰後史學家評價他的最大功績，就是協調了英、美盟軍戰略，並儘可能阻止了丘吉爾在軍事上的瞎指揮。

爭吵持續了整整4天，迪爾和馬歇爾不得不時常按捺性子，耐心尋求某種妥協。不斷上升的肝火屢屢使會議瀕臨破裂的邊緣，軍事將領常常被要求退出會場，以讓羅斯福和丘吉爾繼續私下的辯論。

但卡薩布蘭卡會議期間的羅斯福，他的“情緒就像一個放了假的小學生，使他在處理某些困難問題時抱着幾乎漫不經心的玩賞態度”。艾森豪威爾在回憶錄《歐洲征戰記》中寫道：“他顯得開朗樂觀，充滿活力，甚至有點兒活潑詼諧。我認為他的這種精神狀態是與籠罩在整個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空的進取氣氛分不開的。成功擺脫了繁忙的政府事務之後，他為能利用這幾天時間秘密地從華盛頓來到這個兩個月前還在打仗的地方，參加一次歷史性會晤，而深感似乎已經從中汲取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會議期間，羅斯福在巴頓將軍的陪同下，驅車前往卡薩布蘭卡東北140公里的拉巴特，視察了美國陸軍第五集團軍，並露天同20000多名將士共進午餐。

稍加留意，我們就會發現這種現象。二戰中，德、意、日三大軸心國之間從未召開類似的會議探討共同作戰，他們之間彼此缺乏信任。一個明顯的例子，1942年7月20日，受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之託，日本駐柏林大使大島浩向東京拍發了機密第881號電報，強烈要求日本對蘇宣戰。東京隨即回電予以拒絕。當討論是否將這一決定告知另一盟友意大利時，外務大臣東鄉茂德表示：“如通告它們，有立即泄密的危險，因此只通告德方為好。”為了緩和因此帶來的緊張關係，東京提出向柏林派駐聯絡使。即使這樣一件小事，也一直拖到1943年2月20日才做出決定。東京最後派出的人選是參謀本部情報部的岡本清福少將和第十五課課長甲谷悅雄中佐，海軍軍令部的代表是小野田舍次郎大佐，外務省派出的是書記官與謝野秀，“出差”時間暫定5個月。這些人3月10日從東京動身，4月13日到達柏林，最後於10月13日就地解散。領導不出面，憑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能聯絡些什麼？

兩位最高領導十分小心地避免介入直接爭吵。丘吉爾婉轉地表示，雙方的分歧只是側重點和優先地位上的不同，並非原則上的。儘管老丘有着“迷人的魅力、冷靜的勸說、粗魯的堅持、口若懸河般的雄辯、短暫的憤怒和幾近落淚的傷感”，但國力日漸衰落，使他必須遷就後輩羅斯福。拋開政治因素不談，丘吉爾對開闢第二戰場始終心存恐懼。在之前的1941年7月5日，當談到一戰和二戰他指揮過的四場損失慘重的兩棲登陸行動時，他就對着艾登高喊：“記住，我的胸前掛着達達尼爾、安特衛普、達喀爾和希臘的獎章。”現在面對財大氣粗的美國人，他有求於人家，必須收斂並小心應對才行。

儘管雙方分歧巨大，但大家畢竟是不遠萬里，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走到一起的。就這樣吵吵，各回各家，顯然不行，最終必須達成一個妥協的方案。最後，雙方都做了彬彬有禮的讓步，從而達成了“原則上的統一”。英國人願意接受擴大太平洋攻勢的觀點，但“必須保持在這樣的範圍之內，即按聯合參謀長會議的看法，當決定性打敗德國的時機在1943年出現時，它不應有損於盟國抓住這一時機的能力”，同時同意擴大在緬甸的軍事行動，以穩固蔣介石的地位。作為交換，羅斯福同意暫時不開闢第二戰場，出動兵力在意大利西西里島登陸——等於是丘吉爾進攻意大利計劃的縮小版。為支援英軍在緬甸作戰，羅斯福答應向他們提供護衛艦和登陸艇。

18日上午，雙方參謀人員終於草擬出一項概述盟國1943年目標的協議。協議措辭非常含糊，以使布魯克和金都能夠接受。上邊寫道，“盟軍在太平洋上的行動，將繼續以保持對日本的壓力為目標”，這讓金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太平洋戰區對日作戰的行動超越了完全防禦的限度。但“這些行動不應從歐洲抽調過多人力物力”，這又使布魯克感到滿意——這可能正是太平洋戰場1943年未出現激動人心戰鬥場面的主要原因。然而，是否抽調過多，標準由美國的參謀長們決定。

霍普金斯讀完協議后，告訴迪爾：“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文件，一個絕妙的計劃，所以我感覺好受多了。”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這幾乎完全歸功於英國人高超的外交技巧。

丘吉爾和羅斯福幾乎毫無疑問地接受了這一協議。丘吉爾高度讚揚了聯合參謀部，“在我所知的所有盟國會議中，從來沒有像這次會議那樣，從軍事、武器生產以及經濟等各個領域對世界大戰的局勢進行長時間的專門研究”。

當天17時，總統和首相偕同其參謀長簽署了雙方關於1943年盟軍戰略輕重緩急次序的文件。

第一，擊敗德國潛艇仍處於物力損耗上的首位，所以應最先把力量集中於大西洋戰場。

第二，必須為蘇聯提供更多援助。羅斯福強調，竭盡所能援助蘇聯是一種“有利可圖的投資”。

第三，繼續執行“包列羅”行動，在英國集結軍隊物資，為在1944年開闢第二戰場做好準備。

第四，逐步增加對德國本土的戰略轟炸，順序依次為潛艇工廠、飛機工業、交通設施、煉油廠等目標。

第五，隨着軸心國在北非的失敗，應開始制訂進攻西西里島的作戰計劃。

第六，太平洋行動擴大到除確保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外，還應包括收復阿留申群島以及進攻日本在加羅林和馬紹爾群島的基地。

第七，英國同意接受為1943年11月進攻緬甸的“安納吉姆”作戰制訂計劃。

會議宣佈，准許參與“火炬行動”的軍隊在北非戰役結束後向西西里島進軍。這是丘吉爾唯一關心的條款，因為他明白出兵西西里島將妨礙1943年第二戰場的開闢。美國人將西西里島戰事視為眾多戰事中的一個，依然妄想地中海策略不會影響到對大西洋壁壘的進攻。他們用了將近1年逐漸認識到，即使是美國龐大的、不斷擴充的戰爭機器，也無法生產出足夠的武器同時維持兩大戰事。

從會議決議可以看出，這並不是美、英雙方原來期待會議所要制訂的“如何開始打贏這場戰爭的宏偉藍圖”，許多關鍵問題懸而未決。會議確定，給予摧毀德國潛艇最優先考慮，讓被鄧尼茨折磨得生不如死的英國人如釋重負。布魯克坦承，“實際上，我們得到了我們到這裏來希望得到的一切”。最失望的是馬歇爾，他關注的事情幾乎沒有一件得到落實，英國人對緬甸的承諾存在極大的不確定因素。他的助手魏德邁少將的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參謀長的沮喪心情，“我們把全部財產都賠上了”。這當然不是一種精確估價，至少金得到了在中太平洋擴大攻勢的許可。讓羅斯福和丘吉爾感到欣慰的是，至少他們的軍事首腦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從會議進程及最後達成的協議來看，斯大林拒絕參加會議無疑非常正確。

聽說領導在開會研究大事，麥克阿瑟攛掇柯廷以澳大利亞政府的名義索要增援。柯廷於是致電大會，要求向西南太平洋戰區增調至少2000架飛機和大批人員、物資。在澳洲柯廷是老大，在卡薩布蘭卡他絕對屬於無人理睬的小人物。連太平洋問題都被排在會議的最末兩位，大腕們對柯廷的建議簡直都懶得搭理。

其實也不是有飛機故意不給柯廷。1942年到1943年，世界各地的盟軍部隊指揮官都是在人員、物資、裝備極其短缺的情況下進行作戰的。空軍指揮官也一樣。在中緬印戰區，史迪威打算阻止日軍前進，但連美軍一個師的兵力也弄不到手，儘管馬歇爾和史汀生都非常器重他。會議期間，艾森豪威爾在向馬歇爾講述他的後勤保障問題時，幾乎要哭了。

1943年堪稱盟軍的“會議之年”，卡薩布蘭卡僅僅是開端而已。隨後從華盛頓、魁北克、開羅到德黑蘭，盟軍大腕將時間全用在開會和吵架上了，從而使缺乏重大戰事的1943年顯得寡然無味。與之相反，1942年大家只顧打仗，會議當然就開得少了。相對於後來的開羅、德黑蘭、波茨坦來說，這次會議效率很低，除羅斯福最後突然放了一炮外，並未形成什麼重大決議，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乏善可陳”，很多事情還要等5月的“三叉戟”會議來解決。

1月24日上午，同盟國的巨擘聚集在安法的熱帶花園，舉行了會議期間唯一一次記者招待會。所有人都竭力擺出一副精誠團結的樣子，對記者宣佈向柏林和東京的進軍已經開始。會議的主角兒無疑是羅斯福和丘吉爾，兩人強迫戴高樂、吉羅和他們交錯地坐在同一排椅子上，並讓他們當著記者與攝影師的面握手——兩個法國人的表情說多彆扭有多彆扭。卡薩布蘭卡會議對外一直保密，因此，記者忽然發現眼前湧出這麼一大堆牛人時——這時候，你是個中將，至少要站在三排之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當聽說這些人已經在這裏待了兩周，他們幾乎開始懷疑自己的耳朵了。

丘吉爾和羅斯福開始與記者暢談戰爭的未來。羅斯福事前未經商量，突然宣佈：“只有消滅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全部戰爭力量，世界才能真正進入和平。這就意味着他們的談判條件只能是無條件投降，同盟國不會容忍比這更高的條件。”羅斯福此言可以看作對未能與會的蘇聯人的一種表態，以免他們在極端情況下倒向軸心國。一戰時，蘇聯人就干過類似的事情。但要知道，即使是牛人拿破崙在巔峰時期，也未將媾和的大門完全關死。羅斯福的話對所有人都不啻為一顆重磅炸彈，除了丘吉爾。前一天有霍普金斯和羅斯福兒子參加的私人午宴上，丘吉爾聽美國總統說過這句話。對羅斯福的突然表態，丘吉爾皺起了眉頭，但很快就微笑着解釋說：“好極了！我倒要看看戈培爾之流將如何叫喊！”

有些人說“無條件投降”源於羅斯福的心血來潮。羅斯福的傳記作家、普立茲獎獲得者多莉絲·基恩斯·古德溫女士甚至說，因為天氣很好，羅斯福心情極佳，才脫口說出這句話。丘吉爾毫不知情，感到震驚。其實早在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羅斯福在談話中就多次流露出反法西斯戰爭一定要取得徹底勝利的觀點。1943年1月7日，卡薩布蘭卡會議前夕，羅斯福和軍事顧問交談過關於無條件投降的問題，丘吉爾也曾和羅斯福就這一問題討論過。丘吉爾希望“無條件投降”不要將意大利包括在內，以使其儘快退出戰爭。但在和副首相艾德禮及戰時內閣交換意見之後，丘吉爾收回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雖然沒有參加會議，但他在1943年5月1日紀念五一勞動節的講話中說了讓德國無條件投降之類的話，算是對羅斯福的一種呼應。

這種說法對戰爭的影響是好是壞，眾說紛紜。有人說它強化了德國和日本的抵抗情緒，從而拖延了戰爭，並使戰後的恢復更為困難。但也有人說，它增強了盟國廣大軍民的鬥志。不可否認，希特拉和東條得到了一份鼓動人民抵抗到底的寶貴素材。另外，在盟軍陣營內部特別是軍方，許多人對這種說法表示擔憂。萊希上將說，現在我們不得不全部消滅敵人了，外交途徑被徹底丟棄，盟軍已走上了打無限制戰爭的嚴峻道路。

總統和首相在第二天有更多理由為自己慶賀。有確切消息說，麥克阿瑟將軍終於摧毀了巴布亞半島日軍的最後據點，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包圍了數十萬德軍。如果大家知道日本人已經決定從瓜島撤退，當天豪華晚宴上浪費的美酒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