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文明衝突論”

——對話博科娃

說明：

博科娃女士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二〇一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她到中國來親自發佈一份有關文化的世界報告。自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成立以來，發佈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還是第一次，因此，這一天有歷史意義。

發佈的地點，在上海世博會的“聯合國館”。發佈儀式上有一個環節，是我與她的對話。對話的程序很簡單：先由她介紹這份世界報告的基本思路，接着由我從文化價值上做一番闡釋，最後她表示感謝。兩方面並沒有出現具體觀點上的切磋和討論。

聯合國的總幹事，當然是一名大官，而我卻沒有任何官職，這怎麼構得成“對話”的相應身份？主持人為此向各國聽眾介紹我：“親自歷險數萬公里考察了全球各大文明遺址，又擁有最多的華文讀者。”我連忙更正：“最多”的統計經常在變，現在已經不是。

下面就是我在發佈儀式上對這份“世界報告”所做的六段闡釋，根據現場錄音整理，並補充了另一場發言的相關內容。

一

尊敬的博科娃總幹事，歡迎您來到上海。

由於您親自到這裏來發佈聯合國有史以來第一份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今天的上海特別晴朗。

您剛才反覆論述，這份世界報告的宗旨是“文化的多樣性”。

這個宗旨，當然非常重要。但恕我直言，大家都可能把它看成一個很平常的提法，誰也不會反對，誰也不會激動。

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從學術上說，是出現了“對立面的泛化”。對此，我解釋一下。

“文化的多樣化”，顧名思義，它的對立面應該是“文化的單邊化”，也就是某種文化在當今世界的獨霸。但是，現在並沒有一種文化宣佈這種企圖，也沒有一個理論家推出這種主張。就連“單邊化”嫌疑最大的那個國家，主要也“單邊”在國際政治上，它自身的文化則保持着“多樣性”。它近年來對伊斯蘭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防範，也總是尋找文化以外的借口。因此，如果要尋找“文化多樣化”的對立面，人們缺少現實對象。

由於對立面的不確定，也就使我們今天的宗旨有一點兒褪色。

那麼，“文化的多樣性”的宗旨，究竟是針對什麼？

我認為，全部問題的核心是：在多樣性的文化之間，究竟是導致必然衝突，還是有可能互相包容？

所以，真正的對立面，是以亨廷頓先生為代表的“文明衝突論”。

亨廷頓先生的理論，被當代世界誇張、誤讀，結果，為各種衝突找到了“文明”的依據，這就使衝突越來越嚴重了。在這之前，世界歷史上的那麼多衝突，還未曾找到那麼明確、那麼充足的“文明”理由。

正是“文明衝突論”，有可能使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對話關係變成了對峙關係，互敬關係變成了互警關係，互訪關係變成了互防關係。時間一長，每個文明的目光越來越自我，越來越偏執，這就從根本上背離了我們的“多樣性”宗旨。

這，確實值得聯合國發佈一個單獨以文化為主題的世界報告，來正本清源。

二

亨廷頓先生的《文明的衝突》，發表在一九九四年。一發表，就在世界上產生了極大影響，這是為什麼？

那是因為，當時全世界的智者們都開始回顧和總結二十世紀，以便更好地走向二十一世紀。大家一回顧總結，無窮無盡的槍炮血泊又回到了眼前。二十世紀太可怕了，不僅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而且又持續了嚴重的“冷戰”。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最後十年，似乎一切都煙消雲散。什麼同盟國、協約國、法西斯同盟、反法西斯同盟，什麼社會主義陣營、帝國主義陣營，都已成過眼煙雲，就連後來匆忙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也很快發生了變化。總之，一切作為二十世紀衝突根源的政治依據，眼看着都很難延續。但是，這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心理上的安全感，反而，由於不知道新的衝突根源，人們更慌亂了。

大家不喜歡衝突，但更不喜歡那種不知道衝突由來的無準備、無邏輯狀態。因此，地球的各個角落，都在期待一種判斷，一種預測。否則，就不知如何跨入二十一世紀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先生出場了。

他說，二十一世紀的衝突，將以“文明”為坐標。他預言，所有古往今來所積聚的不同文明群落，在擺脫別的種種歸類后，將以自己的文明為皈依，然後與其他文明對弈、糾纏、衝突。在所有的文明群落中，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最重要的三大文明之間，那就是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

這種解釋和劃分，乍一聽，理由比較充分，具有文化含量，又有現實證據，因此一發表便轟傳各國，萬人矚目。

有人說，亨廷頓先生的厲害，就是從政治劃分回歸到了文化劃分，而文化確實比政治更穩固、更長久。這就無怪，“文明衝突論”成了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人文理論。

但是，從一開始，就有學者指出了這種理論的弊端。

我作為一名東方學者，就於一九九九年兩次明確地批評了亨廷頓先生的兩大局限——

一是以西方立場來解析文明格局。帶有冷戰思維的明顯印痕，只是以“文明”之名鎖定了新的對手。

二是以衝突立場來解析文明格局。淡化了比衝突更普遍的文明交融和文明互置，實際效果令人擔憂。

我不能說，從世紀之交開始激化的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越來越嚴重的衝突，是由亨廷頓先生的“文明衝突論”引起的；但是，衝突的事實和衝突的理論之間，確實起了“互相印證”的作用。因此，從新世紀開始以來，如何面對這種理論，成了人類文化的一個大課題。

三

於是，二〇〇四年聯合國發佈的《人類發展報告》，雖然不是專談文化，卻明確地對“文明衝突論”予以否定。

我本人有幸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之邀，參加了這個報告的研究和討論。我和各國學者在研究和討論中一致認為，“文明衝突論”的錯誤，在於把正常的文明差異，當作了世界衝突之源。因此，我們必須反過來，肯定差異、保護差異、欣賞差異，讓差異成為世界美好之源。在這個意義上，“多樣化”這個概念，就成了保護差異的理由和結果。

我記得，在討論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兩個英文詞是difference（差異）和diversity（多樣性）。兩個D，後來又增加了一個D，那就是南非大主教圖圖那句話的第一個字母：“Delightinourdifferences”（為我們的差異而歡欣）。

大家看到沒有，圖圖大主教的這句話，就被正式寫到了那年《人類發展報告》的前言之中。與這句話一起，還出現了一句果斷的結論：本報告否定文化差異必然導致文明衝突的理論。

有趣的是，我在聯合國的各種報告中，很少讀到這種堅定的結論性語言。

在那次研究和討論中，我才知道，其實早在二〇〇一年，聯合國已經通過了一個《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後來，二〇〇五年，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又通過了《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作為對二〇〇一年那個宣言的補充文件。我又一次應邀參加了這個大會並發表了主題演講，以“文化多樣性”的原理提醒國際學者，應該更深入地了解非常特殊的中華文化，不要以自己的文化邏輯橫加猜疑。

聯合國畢竟是聯合國，清晰地知道當前世界的主要麻煩，是以“文明差異”或“文化差異”的理由，爆發衝突。因此，始終沒有離開這個焦點，多年來一直鍥而不捨地發宣言、訂公約、開大會，實在讓人感動；但同時，聯合國又畢竟是聯合國，總是那麼紳士派頭，說來說去還是“多樣性”，委婉平和，不做厲聲疾語。

今天發佈的世界報告還是一如既往，從“多樣性”出發來否定文明衝突。但是，與過去的宣言和公約相比，它又大大進了一步，從學術深度上指出了亨廷頓理論的“三大錯誤假設”。在我看來，這在同一問題的思考深度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請允許我稍稍花一點兒時間，對這“三大錯誤假設”做一些解釋。

四

亨廷頓先生的“文明衝突論”，就像歷史上很多轟傳一時卻站不住腳的理論一樣，立足的基礎是一系列假設。學術研究是允許假設的，但亨廷頓先生未能誠懇地表明是假設，顯然是一種理論錯誤。

“文明衝突論”的第一個假設，是粗糙地設想人類的每一個文明群落在文化歸屬、文明選擇上，只能是單一的。事實上，全部世界史證明，這種歸屬和選擇都是多重的，疊加的，互相依賴的。因此，那種看似“正宗不二”的單色、單線、單層、單調，只是一種假設，一種出於幼稚而懶惰的思辨方便而進行的“想像式提純”，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

“文明衝突論”的第二個假設，是武斷地設想不同文明之間的邊界是一條條水火不容的封閉式斷裂線。事實上，所有這樣的邊界都是多孔的，互滲的，鬆軟的。文明的邊界不像戰時國界那樣壁壘森嚴，而是混沌地包括着風俗、語言、婚姻、祭祀、歌舞等生態文化的不可分割元素，即使某些地方出現了區劃，仔細一看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甚至大同小異。因此，那種以鄰為壑式的所謂文明邊界，其實也只是一種不真實的理論切割，為的是使衝突雙方“到位”，並找到“衝突的身份”。這很不應該，因為絕大多數“衝突的身份”，是自欺欺人的虛構。

“文明衝突論”的第三個假設，是魯莽地設想每種文明的傳承都是保守的，凝固的，復古的。事實上，世界上的多數文明都在忙着創新、改革、廣采博納、吐故納新。我走遍全世界，看到一切活着的文明都很不確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異。因此，它們都不可能拿着千年不變的模式去與別的文明衝突。在學術上，把不確定的活體說成是僵化的實體，那就是在為衝突製造理由。

以上所說這三個“錯誤假設”，是“文明衝突論”所隱藏的三個理論支柱。今天發佈的世界報告明確指出了這一點，我很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如果大家都明白了各種文明之間歸屬的疊加性、邊界的模糊性、內容的變動性，那麼，信奉和執行“文明衝突論”的人群就會大大減少。

五

在這個問題上，我還想談談個人的感受。

前面提到，我在二十世紀末就對“文明衝突論”提出異議。這種異議，較系統地見之於我在考察世界各大文明后寫的書籍《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中，也見之於我花了兩年時間在香港鳳凰衛視的談話專題《秋雨時分》中。

照理，我貼地考察了當今世界衝突最嚴重的中東、北非、中亞、南亞地區，最能呼應“文明衝突論”，為什麼卻反對了呢？

我在那兩本書里寫道，看來看去，確實到處都在發生衝突。但是，所有的惡性衝突都發生在文明和野蠻之間，而不是發生在文明和文明之間。因此，當今世界應該劃出的第一界限，是文明和野蠻的根本區別。

那麼，什麼是“當代野蠻”呢？我在書里一再指出的是七項，那就是：恐怖主義、核競賽、環境破壞、制毒販毒、極端霸權、極端民粹，以及面對自然災難和傳染病無所作為。從事這些“當代野蠻”的人，和反對這些“當代野蠻”的人一樣，都散佈在不同的族群里。如果有人硬把文明和野蠻的衝突解釋成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衝突，那麼，他們就有掩飾自己野蠻行徑的嫌疑。

我在幾本書里反覆表述了這樣一個意思：

幾萬里歷險告訴我，“文明”之所以稱為“文明”，互相之間一定有共同的前提、共同的默契、共同的底線、共同的防範、共同的災難、共同的敵人。這麼多“共同”，是人類存活至今的基本保證。如果有誰熱衷於文明族群之間的挑唆，那就勢必會淡化乃至放棄這麼多“共同”，最後只能導致全人類的生存危機。

在這麼多“共同”下，文化差異就必須被保護、被欣賞了，並由此產生文化的多樣性。

對於守護文明的共同底線，我們的態度是嚴峻；而對於保護文明範圍內的多樣差異，我們的心情是喜悅。

在這裏，我想特別說一說專業的文化行為。因為我發現，在文明課題下的輕重顛倒、敏感挪移、是非混淆、悲喜錯置，這樣的事情，一直是由一批文化人在操弄。他們的文化地位和社會影響，造成了濃重的人文迷霧，使很多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斷。

由於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差異被他們誇張成了你死我活，我們經常可以聽到激烈的文化自守言論。對此，我還是只能以自己為例來做一些分析。

我在華文讀者中的形象，是中華文化的搜尋者和捍衛者，因此那些激烈言論也總是在我身邊鼓盪，希望由我進一步來帶頭強化。但是，只能讓他們深深失望了，因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我寫道：

不錯，我是中華文化的忠誠闡釋者，但是，我完成這些思考的基礎邏輯，是歐幾里得幾何學給予我的；我文化思維的美學基礎，是黑格爾、康德給予我的；我的現代意識，是榮格、愛因斯坦、薩特給予我的。我從來沒有覺得，這些來自歐洲的精神資源，曾與我心中的老子、孔子、屈原、司馬遷產生過劇烈衝突。

既然一個小小的心靈都能融匯那麼多不同的文明成果而毫無怨隙，那麼，大大的世界又會如何呢？

確實，我一直認為，當我們在討論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的時候，真不如把自己的內心貯備，當作一個參照範本。

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文化人卻走了相反的路。我可以用一個真實的案例，來說明他們的基本行為方式。

例如，上海這座移民城市的一個社區，一百年來聚居着來自北方、來自南方和本地原住這三撥居民，早已互相通婚，相融相依，難分彼此。一天，忽然來了幾個文化人，調查三撥居民百年來的恩怨情仇。他們問：偷盜事件以哪一撥為多？群毆事件以哪一撥為多？又發生過多少次跨族群仇殺？折騰過多少次法庭訴訟？這一切，與三撥人的地域傳統有什麼關係？這三撥人的後代，在今天的處世狀況如何？……這樣的調查，經過一個月，擬成了初稿印發，結果，這個社區對立橫起、衝突復萌，再也無法友愛和平了。

難道，文化人為了“學術研究”和“社會調查”，就應該起這樣的作用？

擴大了看，我覺得“文明衝突論”和其他許多類似的理論，也或多或少進入了這樣的模式，必須引起警覺。

文化和文明，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從它們的“研究需要”回到人文道德的倫理本體，不要因手段而使目的異化。二十一世紀，隨着傳媒技術和互聯網系統的突飛猛進，那種以“文化”的名義造成惡果的可能性，比過去任何時代都大大增加。

六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五日，我應邀在哈佛大學演講。演講結束后，又兩度與該校二十幾位教授長時間座談，話題頻頻涉及“文明衝突論”。春夜別墅林苑的溫煦話語，令人難忘。聽教授們說，那些天亨廷頓先生不在波士頓，否則他們就把他也請來了。我倒是很想與他當面切磋一番。

二〇〇八年夏天，在中美兩國很多學術界朋友的策劃下，準備在美國舉辦一個論壇，邀請亨廷頓先生與我對談，時間定在二〇〇九年春天。一切都已經安排就緒，但遺憾的是，亨廷頓先生卻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廿八日去世了。一代學人，語勢滔滔，竟戛然中斷，溘然離去，實在令人不舍。

從他最後兩年發表的文章看，他已經知道國際間有人批評“文明衝突論”誘發了衝突，他為此感到委屈，進行了自辯。

我願意相信，這位學者並不存在點燃和擴大衝突的動機。但遺憾的是，一切理論的初始動機和實際效果並不一致，而更應該重視的卻是後者。

亨廷頓先生表現出來的問題，是很多西方學者的習慣性思維。因此，即便在他逝世之後，我們也不妨再探討幾句。

一種出於西方本位論的自以為是，使“文明衝突論”在論述其他文明時只停留在外部掃描，而沒有體察它們的各自立場，以及它們實際遇到的痛癢。

例如，亨廷頓先生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二十一世紀“核心中的核心”的三大文化之一，說了不少話，並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往事也與之相連。但是，他對儒家文化的了解實在是太少、太淺、太表面了，說來說去，基本上是“行外話”。因此，立論於一九九四年的他，並沒有預見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而在同樣的時間，曾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高希均教授，由於他自身的文化背景，卻準確地做了這種預見。

根據亨廷頓先生和很多西方學者的立場，其他文明即使獲得了不小的經濟發展，在“精神價值”和“制度文化”上也應該歸附於西方文明。如果不歸附，他們就無法進行闡述，因此在他們的內心認知上就是“麻煩”，衝突在所難免。

由此可見，“文明衝突論”表面上氣魄雄偉，實際上仍是西方本位論面對新世界的一種新表述。因此，事情不能推到亨廷頓先生一個人身上。

可以肯定，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課題，將會在二十一世紀被反覆討論。本來，我是準備在與亨廷頓先生對談時向他提供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素材的。例如，就“文化”中處於重要地位的“制度文化”而論，西方建立於近三百年間，而中華文明卻已實際延續了四千多年而未曾中斷；這四千多年，中華文明成就可觀，且基本上沒有與其他文明發生過嚴重衝突。

這個素材與衝突有關，應該會引起他的重視。

好了，我今天的發言就是這一些。

歷史將證明，今天發佈的這個報告，和聯合國長期以來在文化上所做的種種努力一樣，是人類理性和智慧的當代展現。它雖然顯得低調，卻非常重要。我們這代人的使命之一，就是讓這種重要，真正成為重要。

謝謝總幹事。謝謝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