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結論

§利瑪竇的結論

——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的主題演講

主席,各國的學者、專家、朋友:

我作為本屆“世界文明大會”邀請的唯一中國演講者,準備從文化的視角,對“中國威脅論”提出一點兒異議。

我是一個純粹的民間學者,堅持獨立思維,連任何協會都沒有參加。因此,今天也只是從個人的立場來談中外文化比較中的一個學術問題。

我想從四百年前一位歐洲人的目光說起。

繼馬可·波羅之後,另一個完整地用國際眼光考察了中華文明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零)。

與馬可·波羅不同的是,利瑪竇在中國待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華文明的歷史和經典,與許多中國學者有充分的交往。他在晚年所寫的《利瑪竇札記》第一卷第六章中,表述了他幾十年研究的一個重要答案,那就是中國文明的非侵略、非擴張本性。

利瑪竇說,雖然中國人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都從來沒有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與歐洲人很不相同……

利瑪竇說,當時有一些歐洲學者寫的文章中認為,中國曾經或必然會征服鄰國,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與他同行的一些西方傳教士,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真實的。他寫道:

我仔細研究了中國長達四千多年的歷史,不得不承認我從未見到有這類征服的記載,也沒有聽說過他們擴張國界。

他還說,他經常拿着這個問題詢問中國博學的歷史學家。他們的回答完全一致:從來沒有發生過侵略和擴張的事,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對於成吉思汗的大範圍征服,利瑪竇認為,當時中華文明的主體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

利瑪竇的這部札記,由一位比利時籍的傳教士從中國帶回歐洲,一六一五年在德國出版。後來有拉丁文本四種,法文本三種,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本各一種。

為了在廣泛的對比中研究利瑪竇論述的可靠性,我本人,經歷了長期的研究和考察。甚至,冒險穿越了從北非、中東到西亞這一現今恐怖主義橫行的“古文明發祥地”。在這過程中,我還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仔細分析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在這些問題上的思維異同。

我發現,古代的希臘人、波斯人、羅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歷史文獻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計劃。但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各類典籍中,卻怎麼也找不到類似的計劃。

古代中國雖然對世界了解不夠,但也早已通過一些使節、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記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在唐代,通過絲綢之路,中國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當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國在實力很強的情況下,既沒有參與過中亞、西亞、北非、歐洲之間的千年征戰,也沒有參與過近幾百年的海洋爭逐。

這實在太讓人驚訝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還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測它遲早會伸手。猜測了那麼多年,仍然沒有看到,大家反而有點兒慌亂和焦躁。

是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中華文明的本性決定的。

中華文明的主體是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間上的拓展性、進犯性、無邊界性。它們的出發點和終點,此岸和彼岸,是無羈的,不確定的。相反,中國農耕文明的基本意識是固土自守、熱土難離。它建立精良軍隊的目的,全都在於集權的安慰和邊境的防守。農耕文明的“厚土觀念”、“故鄉情結”,上升為杜甫所說的“立國自有疆”的領土自律。結果,中國歷代朝野,壓根兒對“佔領遠方”不感興趣。

萬里長城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徵,便是防守型而不是進攻型的證明。我在中東和歐洲見到不少進攻型的城牆,總是圍成一個大圈,用的材料是剛剛被破壞的古典建築殘片,裏邊造了很多馬槽,只等明天一開城門,蹄如箭發。經過反覆對比,我終於強烈感受到,中國的萬里長城是幹什麼的了。

即使具有馬背上的尚武精神,中國軍人也主要是為了守護疆土、排除干擾,偶爾有一些邊界戰爭,但也僅止於此。即使有些使者遠行萬里,也是為了《堯典》所說的“協和萬邦”。明代的大航海家鄭和七次大航海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對於所到之地並無領土要求。從鄭和本人到每一個水手,一絲一毫都沒有這種念頭。而且正如大家知道的,他七次大航海結束后,朝廷又是長期的閉關自守。這與晚他六十年的歐洲航海家哥倫布等人發現新大陸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不同在行動,但行動的背景是文化。

這種非侵略性的特點,也護佑中華文明成為所有人類古文明中傳至今日的唯一者。因為在古代,一切軍事遠征都是文明自殺,或遲或早而已。

這個觀點也獲得了現代國際學術界的支持。三十多年前,美國學者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和菲利普·李·拉爾夫(PhilipLeeRalph)合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Civilizations)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一節寫到中國文明時,曾經這樣說:

它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歷史原因。中國在它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沒有建立過侵略性的政權。也許更重要的是,中國偉大的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的和平主義精神約束了它的向外擴張。

我認為這兩位學者說得很內行。

漫長的歷史,沉澱成了穩定的民族心理。中華文明的內部,為了爭權奪利發生過大量的血腥爭鬥;但是對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處。它大體上是一種非侵略性的內耗型文明。國際社會一次次產生的“中國威脅論”,只是一種被利瑪竇神父早就否定過的幻覺。

中華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維,也帶來了自身的一系列嚴重缺點。例如,自宋代以來,雖然屢有邊界戰爭,卻對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了解越來越少,已經很難見到從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視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後,更是保守封閉,朱元璋親自下達了“片板不許入海”的禁令,不知道歐洲在“地理大發現”后,海洋已經開始被劃分、被武裝。結果,中國失去了原本可以擁有的海洋活力。中國在十九世紀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災難,全都來自海上。

偶爾翻書,讀到清代晚期主持朝廷外交的李鴻章寫於一八七四年的一段話,表示他已感受到中國在這方面的生存危機——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糜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東南海疆間各種外部勢力名為和好,實想吞噬,“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情景屢屢發生,這是李鴻章深感不解的。我在幾年前系統地考察了北歐海盜的歷史,才知道“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情景,其實是出自於“一船尋釁,諸船圍攻”的海盜文化,中國對此了解不多,因此當時幾乎都束手無策。處於如此狼狽的境地,還被“構煽者”誣陷為“威脅”,中國實在受冤屈了。在這裏,請原諒我要借用兩個中國成語,來揭示“構煽者”的行為。說輕微一點兒,他們是“以己度人”;說嚴重一點兒,他們是“賊喊捉賊”。

中華文明在近幾百年的主要毛病,是保守,是封閉,是對自己擁有的疆土風物的高度滿足,是不想與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觸。結果,反而頻頻遭來列強的欺侮而無力自衛。

作為一名文化史學者,我很希望國際同行們能像利瑪竇一樣,真實、深入地研究中華文化,然後做出合理的判斷,而不應該隨着某些政客,想當然地來評述一個歷史最長、人口最多的文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某些書籍,把中華文明的優點和缺點恰恰顛倒了,在學術上真是有點兒可笑。

剛才這位日本學者的觀點,我更不能贊同。你說十餘年前曾在上海復旦大學做訪問學者,正好那時我是復旦大學兼職教授,有此同校之誼,我也就直言了。

作為日本學者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國人的集體心理,我深感驚訝。難道,唐代的船帆、近代的戰火、現代的血泊,還不能讓你比利瑪竇更感知中華文明?我知道我的同胞,他們所要的,不是報復,不是雪恨,不是擴張,不是佔領,而只是歷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未來的和平。

今年是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並結束太平洋戰爭六十周年。記得五年前我曾經應邀到廣島,參加八月六日的和平大會。會上,由原子彈的受害者代表、投擲者代表發言,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美國人,都上了年紀。我是第三方發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國的民眾。

我說,我是“二戰”結束后一年出生的,從懂事開始,就知道侵略和被侵略,就知道燒殺搶掠,就知道家國深仇。但到少年時代,整個中國卻被一種聲音所裹卷,那就是“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連那些死了很多人的家庭,也都艱難地接受了這個口號。我熟知世界歷史,從來沒有發現另一個地方,另一種國民,能夠如此高尚地呼喚和平。帶着巨大的傷痛,帶着恐怖的記憶,卻全然放下,只要和平。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讓他們看到對方的真誠。萬不能故意再去觸動遠年的傷疤,還把責任推給他們。

既然你到過中國,我建議,學習利瑪竇,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中華文明。

這種學習和研究,應該擺脫國際政治“陰謀論”的沙盤推演,而是回歸文化,回歸由文化所沉澱的集體心理。這種集體心理,也可稱之為“集體無意識”,即一種很難變化的心理本能。

中華文明作為一個龐大種族在幾千年間形成的精神慣性,早已把和平、非攻、拒絕遠征等原則,變成不可動搖的“文化契約”,根植於千家萬戶每個人的心間。其實,對此存疑的外國人可以到中國鄉間,隨意詢問任何一個地頭老農。我保證,誰也不會對遠方的土地產生不正常的興趣。

如果離開了基本事實,離開了歷史文化,離開了集體心理,偽造出“中國威脅論”,互拾余唾,不斷起鬨,那是學術的悲哀,良知的墳墓。

最後,我要感謝大會在討論中國文化的時候,能夠邀請中國學者做主題演講。

謝謝!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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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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