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結論

——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的主題演講

主席，各國的學者、專家、朋友：

我作為本屆“世界文明大會”邀請的唯一中國演講者，準備從文化的視角，對“中國威脅論”提出一點兒異議。

我是一個純粹的民間學者，堅持獨立思維，連任何協會都沒有參加。因此，今天也只是從個人的立場來談中外文化比較中的一個學術問題。

我想從四百年前一位歐洲人的目光說起。

繼馬可·波羅之後，另一個完整地用國際眼光考察了中華文明的，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零）。

與馬可·波羅不同的是，利瑪竇在中國待了整整三十年，深入研究了中華文明的歷史和經典，與許多中國學者有充分的交往。他在晚年所寫的《利瑪竇札記》第一卷第六章中，表述了他幾十年研究的一個重要答案，那就是中國文明的非侵略、非擴張本性。

利瑪竇說，雖然中國人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都從來沒有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與歐洲人很不相同……

利瑪竇說，當時有一些歐洲學者寫的文章中認為，中國曾經或必然會征服鄰國，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與他同行的一些西方傳教士，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種說法是不真實的。他寫道：

我仔細研究了中國長達四千多年的歷史，不得不承認我從未見到有這類征服的記載，也沒有聽說過他們擴張國界。

他還說，他經常拿着這個問題詢問中國博學的歷史學家。他們的回答完全一致：從來沒有發生過侵略和擴張的事，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

對於成吉思汗的大範圍征服，利瑪竇認為，當時中華文明的主體部分也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征服者”。

利瑪竇的這部札記，由一位比利時籍的傳教士從中國帶回歐洲，一六一五年在德國出版。後來有拉丁文本四種，法文本三種，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本各一種。

為了在廣泛的對比中研究利瑪竇論述的可靠性，我本人，經歷了長期的研究和考察。甚至，冒險穿越了從北非、中東到西亞這一現今恐怖主義橫行的“古文明發祥地”。在這過程中，我還閱讀了大量的書籍，仔細分析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在這些問題上的思維異同。

我發現，古代的希臘人、波斯人、羅馬人、阿拉伯人，近代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都在一系列歷史文獻中留下了征服世界的計劃。但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各類典籍中，卻怎麼也找不到類似的計劃。

古代中國雖然對世界了解不夠，但也早已通過一些使節、商人、僧人和旅行者的記述，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在唐代，通過絲綢之路，中國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已相當充分。但是，即便如此，中國在實力很強的情況下，既沒有參與過中亞、西亞、北非、歐洲之間的千年征戰，也沒有參與過近幾百年的海洋爭逐。

這實在太讓人驚訝了。大家都在伸手，它不伸手；它有能力伸手，還是不伸手。大家因此不理解它，不信任它，猜測它遲早會伸手。猜測了那麼多年，仍然沒有看到，大家反而有點兒慌亂和焦躁。

是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中華文明的本性決定的。

中華文明的主體是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很不相同。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大多具有生存空間上的拓展性、進犯性、無邊界性。它們的出發點和終點，此岸和彼岸，是無羈的，不確定的。相反，中國農耕文明的基本意識是固土自守、熱土難離。它建立精良軍隊的目的，全都在於集權的安慰和邊境的防守。農耕文明的“厚土觀念”、“故鄉情結”，上升為杜甫所說的“立國自有疆”的領土自律。結果，中國歷代朝野，壓根兒對“佔領遠方”不感興趣。

萬里長城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徵，便是防守型而不是進攻型的證明。我在中東和歐洲見到不少進攻型的城牆，總是圍成一個大圈，用的材料是剛剛被破壞的古典建築殘片，裏邊造了很多馬槽，只等明天一開城門，蹄如箭發。經過反覆對比，我終於強烈感受到，中國的萬里長城是幹什麼的了。

即使具有馬背上的尚武精神，中國軍人也主要是為了守護疆土、排除干擾，偶爾有一些邊界戰爭，但也僅止於此。即使有些使者遠行萬里，也是為了《堯典》所說的“協和萬邦”。明代的大航海家鄭和七次大航海也是為了這個目的，對於所到之地並無領土要求。從鄭和本人到每一個水手，一絲一毫都沒有這種念頭。而且正如大家知道的，他七次大航海結束后，朝廷又是長期的閉關自守。這與晚他六十年的歐洲航海家哥倫布等人發現新大陸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不同在行動，但行動的背景是文化。

這種非侵略性的特點，也護佑中華文明成為所有人類古文明中傳至今日的唯一者。因為在古代，一切軍事遠征都是文明自殺，或遲或早而已。

這個觀點也獲得了現代國際學術界的支持。三十多年前，美國學者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EdwardMcNallBurns）和菲利普·李·拉爾夫（PhilipLeeRalph）合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Civilizations）第一部分第七章第一節寫到中國文明時，曾經這樣說：

它之所以能長期存在，有地理原因，也有歷史原因。中國在它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沒有建立過侵略性的政權。也許更重要的是，中國偉大的哲學家和倫理學家的和平主義精神約束了它的向外擴張。

我認為這兩位學者說得很內行。

漫長的歷史，沉澱成了穩定的民族心理。中華文明的內部，為了爭權奪利發生過大量的血腥爭鬥；但是對外，基本以和平自守的方式相處。它大體上是一種非侵略性的內耗型文明。國際社會一次次產生的“中國威脅論”，只是一種被利瑪竇神父早就否定過的幻覺。

中華文明的固土自守思維，也帶來了自身的一系列嚴重缺點。例如，自宋代以來，雖然屢有邊界戰爭，卻對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了解越來越少，已經很難見到從北魏到大唐的世界視野了。尤其是明代以後，更是保守封閉，朱元璋親自下達了“片板不許入海”的禁令，不知道歐洲在“地理大發現”后，海洋已經開始被劃分、被武裝。結果，中國失去了原本可以擁有的海洋活力。中國在十九世紀所遇到的一次次沉重災難，全都來自海上。

偶爾翻書，讀到清代晚期主持朝廷外交的李鴻章寫於一八七四年的一段話，表示他已感受到中國在這方面的生存危機——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糜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東南海疆間各種外部勢力名為和好，實想吞噬，“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情景屢屢發生，這是李鴻章深感不解的。我在幾年前系統地考察了北歐海盜的歷史，才知道“一國生事，諸國構煽”的情景，其實是出自於“一船尋釁，諸船圍攻”的海盜文化，中國對此了解不多，因此當時幾乎都束手無策。處於如此狼狽的境地，還被“構煽者”誣陷為“威脅”，中國實在受冤屈了。在這裏，請原諒我要借用兩個中國成語，來揭示“構煽者”的行為。說輕微一點兒，他們是“以己度人”；說嚴重一點兒，他們是“賊喊捉賊”。

中華文明在近幾百年的主要毛病，是保守，是封閉，是對自己擁有的疆土風物的高度滿足，是不想與外部世界有更多的接觸。結果，反而頻頻遭來列強的欺侮而無力自衛。

作為一名文化史學者，我很希望國際同行們能像利瑪竇一樣，真實、深入地研究中華文化，然後做出合理的判斷，而不應該隨着某些政客，想當然地來評述一個歷史最長、人口最多的文明。現在我們看到的某些書籍，把中華文明的優點和缺點恰恰顛倒了，在學術上真是有點兒可笑。

剛才這位日本學者的觀點，我更不能贊同。你說十餘年前曾在上海復旦大學做訪問學者，正好那時我是復旦大學兼職教授，有此同校之誼，我也就直言了。

作為日本學者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國人的集體心理，我深感驚訝。難道，唐代的船帆、近代的戰火、現代的血泊，還不能讓你比利瑪竇更感知中華文明？我知道我的同胞，他們所要的，不是報復，不是雪恨，不是擴張，不是佔領，而只是歷史的公道，今天的理性，未來的和平。

今年是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並結束太平洋戰爭六十周年。記得五年前我曾經應邀到廣島，參加八月六日的和平大會。會上，由原子彈的受害者代表、投擲者代表發言，一個是日本人，一個是美國人，都上了年紀。我是第三方發言者，代表被日本侵略國的民眾。

我說，我是“二戰”結束后一年出生的，從懂事開始，就知道侵略和被侵略，就知道燒殺搶掠，就知道家國深仇。但到少年時代，整個中國卻被一種聲音所裹卷，那就是“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連那些死了很多人的家庭，也都艱難地接受了這個口號。我熟知世界歷史，從來沒有發現另一個地方，另一種國民，能夠如此高尚地呼喚和平。帶着巨大的傷痛，帶着恐怖的記憶，卻全然放下，只要和平。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讓他們看到對方的真誠。萬不能故意再去觸動遠年的傷疤，還把責任推給他們。

既然你到過中國，我建議，學習利瑪竇，更加深入地研究一下中華文明。

這種學習和研究，應該擺脫國際政治“陰謀論”的沙盤推演，而是回歸文化，回歸由文化所沉澱的集體心理。這種集體心理，也可稱之為“集體無意識”，即一種很難變化的心理本能。

中華文明作為一個龐大種族在幾千年間形成的精神慣性，早已把和平、非攻、拒絕遠征等原則，變成不可動搖的“文化契約”，根植於千家萬戶每個人的心間。其實，對此存疑的外國人可以到中國鄉間，隨意詢問任何一個地頭老農。我保證，誰也不會對遠方的土地產生不正常的興趣。

如果離開了基本事實，離開了歷史文化，離開了集體心理，偽造出“中國威脅論”，互拾余唾，不斷起鬨，那是學術的悲哀，良知的墳墓。

最後，我要感謝大會在討論中國文化的時候，能夠邀請中國學者做主題演講。

謝謝！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日，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