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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看到，大地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決定力量，那麼，就讓我們先來閱讀大地。

我以前曾經說過，古代中國走得比較遠的有四種人，一是商人，二是軍人，三是僧人，四是詩人。

商人謀利，軍人從命，他們的遠行雖然也會帶來文化成果，但嚴格意義上的文化企圖卻屬於遠行的僧人和詩人。

這四種人走路的遠近也不一樣。絲綢之路上的商人走得遠一點，而軍人卻走得不太遠，因為中國歷代皇帝雖然也自命不凡，卻很少像希臘、埃及、巴比倫、波斯的君主那樣長距離地去侵略別人。成吉思汗西進的路線很長，但他的王朝那時還沒有統治中國。與一些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確實是最“安分守己”的國度，我認為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碩果僅存、長久延續的原因之一，以後有機會再慢慢細說。

那麼僧人與詩人呢？詩人，首先是那些邊塞詩人，也包括像李白這樣腳頭特別散的大詩人，一生走的路倒確實不少，但要他們當真翻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這種願望，也沒有足夠的意志、毅力和體能。好詩人都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和危難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僧人就不一樣，宗教理念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能量，他們的使命就是穿越生命絕境，去獲取精神上的經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現驚天地、泣鬼神的腳步。

於是，能走遠路的其實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確文化意圖的只有僧人。

雖然中國古人提出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人生原則，但那隻適合太平盛世的讀書人。在中國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讀書人數量很少，願意擺脫科舉誘惑而跋涉曠野的讀書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數中國人心中真正佔據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遷”的封閉觀念。中國文化的理想一脈，是老子所說的“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境界。這種境界在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又有生動描述，傳播廣遠。作為這些觀念的實際成果，中國歷代“超穩定”的社會生活，確實不主張與外部世界熱情交往，不倡導離家鄉族宗獨自出行。

在中華文化比較像樣的時代，總有很多文化人在行走，在考察，在從政；而在中華文化比較沉寂的時代，文化人中一批成為政客或文痞，一批則躲進書房，獨善其身。

我知道，離開書房，風險很大，但總應該有不怕風險的勇敢者。我要以老一代學者難於想像的行動，來開拓新時代應該有的文化風尚。

我一直認為，除了少數例外，正常意義上的遠行者總是人世間比較優秀的群落。他們如果沒有特別健康的情志和體魄，何以脫離早已調適了的生命溫室去領受漫長而陌生的時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時時都需要面對未知，許多難題超越精神貯備，大量考驗關乎生死安危，如果沒有比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據我自己的經驗，幾乎沒有遇見過一個喜歡遠行的現代流浪者是偏激、固執、陰鬱、好鬥的。反之，那些滿口道義、鄙視世情的書齋文人如果不得已參加某種集體旅行，大多連誰扛行李、誰先用餐、誰該付款等瑣碎問題也無法過關，總是眾人側目，同室翻臉，不歡而散。流浪，一個深為他們恥笑的詞彙，卻又談何容易！

有人把生命局促於互窺互監、互猜互損，有人則把生命釋放於大地長天、遠山滄海。

在中國古代的流浪者中，我最認同的是李白。

其他那些偉大的流浪者都有明確的目的——主動的目的和被動的目的，只有李白沒有。

沒有明確的目的，流浪才算純粹。

純粹的流浪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他由此來理解生命的本質。

但是，他曾經假設過一個起點，那就是“故鄉”。

那首“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詩，成了歷來中國人的一種精神標誌。其實，大家都有點誤會他了。他的精神寄託，不在故鄉。故鄉對他而言，就像月亮一樣，可望而不可即，可思而不可去，可唱而不可說。

這便是純粹的流浪者心中的“故鄉”。

他沒有什麼公務，天天無須上班，為什麼不回一次他夜夜思念的故鄉呢？

一位日本學者說，他故意要把自己置身在終身的“異鄉體驗”中。我同意這種說法。

終身的異鄉體驗，也就是永不回頭的流浪者體驗。

前兩年著名導演潘小揚拍攝艾蕪的《南行記》，最讓我動心的鏡頭是艾蕪老人被年歲折磨得滿臉憔悴，表情漠然地坐在輪椅上。畫面外歌聲響起，大意是：媽媽，我還要遠行，世上沒有比遠行更讓人銷魂。這是老人在心底呼喊嗎？他已不能行走，事實上那時已接近他生命的終點，但在這歌聲中他的眼睛突然發亮，而且顫動欲淚。他昂然抬起頭來，饑渴地注視着遠方。一切遠行者的出發點總是與媽媽告別，走得再遠也一直心存一個媽媽，一路上暗暗地請媽媽原諒，而他們的終點則是衰老，不管是否落腳於真正的故鄉。他們的媽媽當然已經不在，因此歸來的遠行者從一種孤兒變成了另一種孤兒。這樣的回歸畢竟是凄楚的，無奈衰老的軀體使他們無法再度出走，只能向冥冥中的媽媽表述這種願望。暮年的老者呼喊媽媽是不能不讓人動容的，一聲呼喊道盡了回歸也道盡了漂泊。

以往我們也會興緻勃勃地羅列自己到過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實那是坐飛機和火車去的，完全不知道機翼下和鐵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極大部分還與現代文明基本無關。但是，我們研究文明，不是研究它的河床，而是研究它的流域，因此必然要穿越現代文明尚未抵達的荊天棘地。

中國文化界歷來重苦澀而輕愉悅，因此對自然景物也注重於文化學術層面，而不屑分解它們的審美享受功能，這是一種巨大的遺憾。大好河山永遠讓它們承載歷史太勞累了，應該讓它們輕鬆一點、淺顯一點。

我想任何一個早年離鄉的遊子在思念家鄉時都會有一種兩重性：他心中的家鄉既具體又不具體。具體可具體到一個河灣，幾棵小樹，半壁蒼苔；但是如果僅僅如此，焦渴的思念完全可以轉換成回鄉的行動，然而真的回鄉又總是失望，天天縈繞我心頭的這一切原來是這樣的嗎？就像在一首激情澎湃的名詩後面突然看到了一幅太逼真的插圖，詩意頓消。因此，真正的遊子是不大願意回鄉的，即使偶爾回去一下也會很快出走，走在外面又沒完沒了地思念，結果終於傻傻地問自己家鄉究竟在哪裏。

置身異鄉的體驗非常獨特。乍一看，置身異鄉所接觸的全是陌生的東西，原先的自我一定會越來越脆弱，甚至會被異鄉同化掉。其實事情遠非如此簡單。異己的一切會從反面、側面誘發出有關自己的思考，異鄉的山水更會讓人聯想到自己生命的起點，因此越是置身異鄉越會勾起濃濃的鄉愁。鄉愁越濃越不敢回去，越不敢回去越願意把自己和故鄉連在一起——簡直成了一種可怖的循環，結果，一生都避着故鄉旅行，避一路，想一路。

我想，諸般人生況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異鄉體驗與故鄉意識的深刻交糅，漂泊慾念與回歸意識的相輔相成。這一況味，跨國界而越古今，作為一個永遠充滿魅力的人生悖論而讓人品咂不盡。

在一般意義上，家是一種生活，在深刻意義上，家是一種思念。只有遠行者才有對家的殷切思念，因此只有遠行者才有深刻意義上的家。

許多更強烈的漂泊感受和思鄉情緒是難於言表的，只能靠一顆小小的心臟去滿滿地體驗，當這顆心臟停止跳動，這一切也就杳不可尋，也許失落在海濤間，也許掩埋在叢林裏，也許凝凍於異國他鄉一棟陳舊樓房的窗戶中。因此，從總體而言，這是一首無言的史詩。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的社會變動都會帶來許多人的遷徙和遠行，或義無反顧，或無可奈何，但最終都會進入這首無言的史詩，哽哽咽咽又迴腸盪氣。你看現在中國各地哪怕是再僻遠的角落，也會有遠道趕來的白髮華僑愴然飲泣，匆匆來了又匆匆去了，不會不來又不會把家搬回來，他們不說理由也不向自己追問理由，抹乾眼淚又鬚髮飄飄地走向遠方。

人們都不敢去思考有關漂泊的最悲愴的含義，那就是：出發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航程會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孫帶到哪裏。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漂泊者啟程遠航，歡快的告別中仍然會隱隱地裹卷着這種蒼涼的意緒。

流浪是一種告別，告別的原因，有的可付諸言表，有的則難以言表。真正的流浪，大多屬於後者，被迫言表，只是搪塞。不想搪塞，當然沉默，牽牽嘴角，已是禮貌。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從出生地出發，越走越遠。一出生便是自己，由此開始的人生就是要讓自己與種種異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結果可能喪失自己，也可能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把自己找回。

隨着時代的發展，旅行的意義已超越了古希臘哲學家所論述的幸福，原因是，不旅行的危害越來越顯現。初一看，那個拒絕出行，拒絕陌生，拒絕脫離狹小坐標的群落，必然越來越走向保守、僵硬、冷漠、自私。於是，反倒是那些沉默地踏遍千山的腳步，孤獨地看盡萬象的眼睛，保留着對人類生態的整體了解，因此也保留了足夠的視野、體察和同情。他們成了冷漠社會中一股竄動的暖流，一種宏觀的公平。這就使現代旅行者比古代同行更具有了擔負大道的宗教情懷。旅行，成了克服現代社會自閉症的一條命脈。

雷蒙德·威廉斯說過——

十八世紀以來，人類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於社群活動，而是來自於人們的漂泊經驗。因此一種基本的疏離、沉默和孤獨已成為人性和社群的載體，對抗着普通社會階層的苛嚴僵固、冷漠無情和自私自利的閑適。

但是，這裏所說的漂泊經驗對於普通社會的對抗，並不一定是社會改革的呼籲，更多的還是一種主體感受。感受的拓展和審美的產生，就已經形成對抗，而當這種感受通過文學方式、藝術方式或科學方式表達出來，對抗也就成了一個凱旋式的傳播。

讓人和自然更親密地貼近，讓個體在遼闊的天地中更愉悅地舒展，讓更多的年輕人在遭遇人生坎坷前先把世界探詢一遍，讓更多的老年人能以無疆無界的巡遊來與世界作一次壯闊的揮別，讓不同的文化群落在腳步間交融，讓歷史的怨恨在互訪間和解，讓我們的路口天天出現陌生的笑臉，讓我們的眼睛獲得實證地理課和歷史課的機會，讓深山美景不再獨自遲暮，讓書齋玄思能與荒草斷碑對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