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胡俗

談胡俗

蕭伯玉《春浮園偶錄》,在崇禎三年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條下有一則云:

“讀范石湖《吳船》《驂鸞》諸錄,雖不能如放翁《入蜀記》之妙,然真率之意猶存,故自可讀。惟近來諸遊記正蘇公所謂杜默之歌,如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后所發也。”《入蜀記》多記雜事,有《老學庵筆記》的風格,故讀之多興趣,如卷四記過黃州時事,八月二十一日條下云:

“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洑。大堤高柳,居民稠眾,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貓不可得。”又卷一之金山寺榜示,賽祭豬頭例歸本廟,卷五之王百一以一招頭得喪,遂發狂赴水幾死,諸事皆有意思,更多為人所知。石湖記行諸錄自較謹嚴,故風趣或亦較少,唯在三錄中我讀《攬轡錄》卻更有所感,這是乾道六年八月使金的紀事,元本二卷,今只存寥寥數葉,蓋是節本,不及樓攻媿的《北行日錄》之詳,但因此得見那時北地的情形,是很有意義的。八月丁卯即二十日至舊東京,記其情狀云:

“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舊城內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絕少。”案《北行日錄》卷上記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入東京城,十日條下有云:

“承應人各與少香茶紅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尤使人傷嘆。”自二帝北狩至乾道初才四十年,中原陷沒入金,民間服色行動漸染胡風,觀二書所言可知其概,唯民情則仍未變,《北行日錄》記十二月八日至雍丘即杞縣,有云:

“駕車人自言姓趙,雲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善,見南家有人被擄過來,都為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又《老學庵筆記》卷二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閣愷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炒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習俗轉移,民間亦難免,但別方面復自有其不變者在,此在放翁石湖攻媿諸君亦當察知,而深以引為慰者也。

兩年前的秋天我寫過一篇文章,題曰“漢文學的前途”,後邊附記里有這樣的一節話:

“中國民族被稱為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辭,但民族間自有維繫存在,反不似歐人之易於分裂,此在平日視之或亦甚尋常,唯亂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們史書,見永樂定都北京,安之若故鄉,數百年燕雲舊俗了不為梗,又看報章雜誌之記事照相,東至寧古塔,西至烏魯木齊,市街住宅種種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瑣末事項有出於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覽者不禁苦笑。反覆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中有如是維繫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是而已。”當時我是這樣想,中國幸虧有漢字這種通用文字,又有以漢字能寫下來的這種國語,得以彼此達意,而彼此又大抵具有以儒家為主的現實思想,所以能夠互相維繫着,假如用了一種表音的文字,那麼言語逐漸隔絕,恐怕分裂也就不可免了吧。這個意見現在還是如此,雖然在歐洲民族裏也盡有言語宗教以至種族相同的,卻仍然與同族分離,倒去和別民族合組國家,有如比利時等,可見這例在西洋也不能普遍的應用。但在中國這總是聯繫的一部分原因,又一部分則或者是民眾的特殊性格,即是所謂一盤散沙性吧。這句話想不出更好的說法,說來似乎很有語病或是矛盾,實在卻是真的。因為中國人缺少固執的粘性,所以不分裂與不團結是利弊並存的。有權力的或想割據,講學問的也要立門戶,一個個的小團結便形成一塊塊的小分裂,民眾並無此興趣,但也無力反抗,只得等他們日久坍台,那時還是整個的民眾。這正如一個沙堆,有人拿木板來隔作幾段並不大難,可是板一拿開了,沙還混作一堆,不像粘土那麼難分開,分開之後將板拿去也還留下一道裂痕。或者說是沙還不如用水來比喻,水固然也可以被堤所隔絕,但防川不易正如古人所說,水總要流動,要朝宗於海是他無目的之目的,中國人民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傾向著整個的中國動着。德國性學大家希耳息菲耳特在東方講學旅行記《男人與女人》裏,拿中國與印度比較,說中國的統一和復興要容易很多,因為他沒有印度那樣的社會階級與宗教派別的對立。這話很增加我們的勇氣,同時也是對於中國的一句警告,關於治病的宜忌指示得很明白。

上邊這趟野馬跑得有點遠了,現在還是回過頭來談范石湖他們所說的胡俗吧。當時他們從臨安走來,看見過淮北衣裝異制,或語音微改,不禁傷嘆,正是當然的,但是我們來切實的一查考,這些習俗的余留似乎也很是有限。諸人記行中所記是南宋初期的事,去今已遠,又都在開封一帶,我們不曾到過,無從說起。且以北京為例,少加考察。燕雲十六州自遼迄元歷時四百四十年,淪陷最久,至滿清又歷二百七十年,建為首都,其受影響應當很深了,但自民國成立,辮髮與翎頂同時銷除,普通衣服雖本出胡制,而承襲利用,亦如古來沿用之着靴着袴,垂腳而坐,便而安之,不復計較其原始矣。清末革命運動勃興,其目標殆全在政治,注意禮俗方面者絕少,唯章太炎先生或可以說是唯一的人。太炎先生於民國二年秋入北京,便為袁世凱所羈留,前後幽居龍泉寺及錢糧衚衕者四年,其間曾作《噀傖文》,對於北方習俗深致笑罵,可以考見其意見之一斑。此文似未曾發表,亦本是遊戲之作,收在《文錄》卷二中,寒齋所有一本乃是餅齋手錄見貽者,前有小序曰:

“民國二年,北軍南戍金陵,間攜家累,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彌年以來,夭殙相繼。昔覽《洛陽伽藍記》,載梁陳慶之北聘染疾,楊元慎水噀其面而為之辭,今廣其義而噀之。”案楊元慎原文見《洛陽伽藍記》卷二,嚴鐵橋編《全後魏文》中未收,嘲弄吳兒語雖刻薄,卻亦多雋,可謂排調文之傑作。太炎先生被幽於北京,對於袁氏及北洋政府深致憎惡,故為此文以寄意,而語多詼諧,至為難得。如云:

“大纏辮髮,寬制衣裳。呷啜卵蒜,唼嗍羊腸,手把雀籠,鼻嗅煙黃。”又云:

“眙目侈口,瓮項大瘤,氈袍高履,胡坐轅輈。梆子起舞,二簧發謳。”關於婦女有云:

“高髻尺余,方勝峨然,燕支擁面,權輔相連,身擐兩當,大屣如船。長襦拂地,煙管指天。”這裏所說乃是旗裝婦女的形狀,現在全已不見,只有旗袍通行於南北,旗女的花盆底則悉化為軟底鞋矣。民初尚存大辮,至張勳敗亡后此種胡俗亦已消滅,只吃灌腸一事或者還可以算得,其他不過是北方習俗,不必出於胡人也。我們翻閱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年中行事有打鬼出自喇嘛教,點心有薩齊瑪是滿洲製法,此外也還多是古俗留遺,不大有什麼特殊的地方。由此可知就是在北京地方,真的胡俗並沒有什麼,雖然有些與別處不同的生活習慣,只是風土之偶異而已。明永樂是個惡人,嘗斥名之曰朱棣,但他不怕胡俗之熏染,定北京為首都,在百無可取之中,此種眼光與膽力實亦不能不令人佩服,彼蓋亦知道中國民情之可信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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