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胡俗

蕭伯玉《春浮園偶錄》，在崇禎三年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條下有一則云：

“讀范石湖《吳船》《驂鸞》諸錄，雖不能如放翁《入蜀記》之妙，然真率之意猶存，故自可讀。惟近來諸遊記正蘇公所謂杜默之歌，如山東學究飲村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后所發也。”《入蜀記》多記雜事，有《老學庵筆記》的風格，故讀之多興趣，如卷四記過黃州時事，八月二十一日條下云：

“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黃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洑。大堤高柳，居民稠眾，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貓不可得。”又卷一之金山寺榜示，賽祭豬頭例歸本廟，卷五之王百一以一招頭得喪，遂發狂赴水幾死，諸事皆有意思，更多為人所知。石湖記行諸錄自較謹嚴，故風趣或亦較少，唯在三錄中我讀《攬轡錄》卻更有所感，這是乾道六年八月使金的紀事，元本二卷，今只存寥寥數葉，蓋是節本，不及樓攻媿的《北行日錄》之詳，但因此得見那時北地的情形，是很有意義的。八月丁卯即二十日至舊東京，記其情狀云：

“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舊城內粗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為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甚，惟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絕少。”案《北行日錄》卷上記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入東京城，十日條下有云：

“承應人各與少香茶紅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禮，喏者猶是中原禮數，語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尤使人傷嘆。”自二帝北狩至乾道初才四十年，中原陷沒入金，民間服色行動漸染胡風，觀二書所言可知其概，唯民情則仍未變，《北行日錄》記十二月八日至雍丘即杞縣，有云：

“駕車人自言姓趙，雲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觀。我鄉里人善，見南家有人被擄過來，都為藏了，有被軍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又《老學庵筆記》卷二云：

“故都李和炒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閣愷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炒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習俗轉移，民間亦難免，但別方面復自有其不變者在，此在放翁石湖攻媿諸君亦當察知，而深以引為慰者也。

兩年前的秋天我寫過一篇文章，題曰“漢文學的前途”，後邊附記里有這樣的一節話：

“中國民族被稱為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辭，但民族間自有維繫存在，反不似歐人之易於分裂，此在平日視之或亦甚尋常，唯亂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們史書，見永樂定都北京，安之若故鄉，數百年燕雲舊俗了不為梗，又看報章雜誌之記事照相，東至寧古塔，西至烏魯木齊，市街住宅種種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瑣末事項有出於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覽者不禁苦笑。反覆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中有如是維繫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是而已。”當時我是這樣想，中國幸虧有漢字這種通用文字，又有以漢字能寫下來的這種國語，得以彼此達意，而彼此又大抵具有以儒家為主的現實思想，所以能夠互相維繫着，假如用了一種表音的文字，那麼言語逐漸隔絕，恐怕分裂也就不可免了吧。這個意見現在還是如此，雖然在歐洲民族裏也盡有言語宗教以至種族相同的，卻仍然與同族分離，倒去和別民族合組國家，有如比利時等，可見這例在西洋也不能普遍的應用。但在中國這總是聯繫的一部分原因，又一部分則或者是民眾的特殊性格，即是所謂一盤散沙性吧。這句話想不出更好的說法，說來似乎很有語病或是矛盾，實在卻是真的。因為中國人缺少固執的粘性，所以不分裂與不團結是利弊並存的。有權力的或想割據，講學問的也要立門戶，一個個的小團結便形成一塊塊的小分裂，民眾並無此興趣，但也無力反抗，只得等他們日久坍台，那時還是整個的民眾。這正如一個沙堆，有人拿木板來隔作幾段並不大難，可是板一拿開了，沙還混作一堆，不像粘土那麼難分開，分開之後將板拿去也還留下一道裂痕。或者說是沙還不如用水來比喻，水固然也可以被堤所隔絕，但防川不易正如古人所說，水總要流動，要朝宗於海是他無目的之目的，中國人民的目的也正是如此，傾向著整個的中國動着。德國性學大家希耳息菲耳特在東方講學旅行記《男人與女人》裏，拿中國與印度比較，說中國的統一和復興要容易很多，因為他沒有印度那樣的社會階級與宗教派別的對立。這話很增加我們的勇氣，同時也是對於中國的一句警告，關於治病的宜忌指示得很明白。

上邊這趟野馬跑得有點遠了，現在還是回過頭來談范石湖他們所說的胡俗吧。當時他們從臨安走來，看見過淮北衣裝異制，或語音微改，不禁傷嘆，正是當然的，但是我們來切實的一查考，這些習俗的余留似乎也很是有限。諸人記行中所記是南宋初期的事，去今已遠，又都在開封一帶，我們不曾到過，無從說起。且以北京為例，少加考察。燕雲十六州自遼迄元歷時四百四十年，淪陷最久，至滿清又歷二百七十年，建為首都，其受影響應當很深了，但自民國成立，辮髮與翎頂同時銷除，普通衣服雖本出胡制，而承襲利用，亦如古來沿用之着靴着袴，垂腳而坐，便而安之，不復計較其原始矣。清末革命運動勃興，其目標殆全在政治，注意禮俗方面者絕少，唯章太炎先生或可以說是唯一的人。太炎先生於民國二年秋入北京，便為袁世凱所羈留，前後幽居龍泉寺及錢糧衚衕者四年，其間曾作《噀傖文》，對於北方習俗深致笑罵，可以考見其意見之一斑。此文似未曾發表，亦本是遊戲之作，收在《文錄》卷二中，寒齋所有一本乃是餅齋手錄見貽者，前有小序曰：

“民國二年，北軍南戍金陵，間攜家累，水土相失，多成疾疫，彌年以來，夭殙相繼。昔覽《洛陽伽藍記》，載梁陳慶之北聘染疾，楊元慎水噀其面而為之辭，今廣其義而噀之。”案楊元慎原文見《洛陽伽藍記》卷二，嚴鐵橋編《全後魏文》中未收，嘲弄吳兒語雖刻薄，卻亦多雋，可謂排調文之傑作。太炎先生被幽於北京，對於袁氏及北洋政府深致憎惡，故為此文以寄意，而語多詼諧，至為難得。如云：

“大纏辮髮，寬制衣裳。呷啜卵蒜，唼嗍羊腸，手把雀籠，鼻嗅煙黃。”又云：

“眙目侈口，瓮項大瘤，氈袍高履，胡坐轅輈。梆子起舞，二簧發謳。”關於婦女有云：

“高髻尺余，方勝峨然，燕支擁面，權輔相連，身擐兩當，大屣如船。長襦拂地，煙管指天。”這裏所說乃是旗裝婦女的形狀，現在全已不見，只有旗袍通行於南北，旗女的花盆底則悉化為軟底鞋矣。民初尚存大辮，至張勳敗亡后此種胡俗亦已消滅，只吃灌腸一事或者還可以算得，其他不過是北方習俗，不必出於胡人也。我們翻閱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年中行事有打鬼出自喇嘛教，點心有薩齊瑪是滿洲製法，此外也還多是古俗留遺，不大有什麼特殊的地方。由此可知就是在北京地方，真的胡俗並沒有什麼，雖然有些與別處不同的生活習慣，只是風土之偶異而已。明永樂是個惡人，嘗斥名之曰朱棣，但他不怕胡俗之熏染，定北京為首都，在百無可取之中，此種眼光與膽力實亦不能不令人佩服，彼蓋亦知道中國民情之可信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