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工作

我寫文章，算自前清光緒乙巳起手，於今已四十年，這裏可以分作前後兩節來看。前二十年喜歡講文學，多翻譯弱小民族及被壓迫的國家的作品，以匈加利，波蘭及俄國為主，但是後來漸漸覺得自己不大懂得文學，所以這方面的販買店也關了門了。這以後對於文化與思想問題稍為注意，雖然本來還是從文學轉過來的，可是總有些不同，談文學須是文人，現在只以一個凡人的立場也可以來談，所以就比較自由得多了。我所注意，所想要明白的事情只是關於這幾國的，即一是希臘，二是日本，其三最後卻最重要的是本國中國。

在十五六年前，適值北京大學三十二周年紀念，發刊紀念冊，我曾寫過一篇小文，題曰“北大的支路”，意思是說於普通的學問以外，有幾方面的文化還當特別注重研究，即是希臘，印度，亞剌伯與日本。大家談及西方文明，無論是罵是捧，大抵只憑工業革命以後的歐美一兩國的現狀以立論，總不免是籠統，為得明了真相起見，對於普通稱為文明之源的古希臘非詳細考察不可，況且他的文學哲學自有其獨特的價值，據愚見說來其思想更有與中國很相接近的地方，總是值得螢雪十載去鑽研他的。可是這事知與行都不容易，我雖然覺得對於希臘彷彿也有甚麼負債，但總還努力不夠，不能做出一點功績來。在過去時中以很大的苦辛克服了自己的懶與拙，才譯出了一冊海羅達思的擬曲，又譯了亞坡羅陀洛思的神話，註釋卻是因事中止，至今未曾續寫，毛估一下總還有十五萬字，這也時時想起來，是一件未完的心愿，有如欠着一筆陳年債，根據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老話，終是非償還不可的。除了為做註釋的參考用以外無甚用處的書籍，如湯卜生的《希臘鳥類名匯》之類，站在書架上，差不多是一種無言的催促，我可是還未能決心來繼續寫下去。近兩年內所寫雜文中，只有一篇《希臘之餘光》，算是略為點綴，這種秀才人情固甚微薄，但總是誠實的表示，即對於希臘仍是不忘記也。

我談日本的事情可以說是始於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與胡適之劉半農二君擔任小說組，五月間寫《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一文，講演一過，這可以算是起頭，以後寫了不少文章，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給《國聞周報》寫《日本管窺之四》，這才告一結束，嘗戲稱為日本研究小店的關門卸招牌，也正是實在的事。我們談日本文化，多從文學藝術方面着眼，可以得到很好的結論，這固然也是對的，可是他的應用範圍也有限制，不能不說是一缺點。文化研究的結論有如一把鑰匙，比得不好一點正如夜行人所用的萬應鑰，能夠開一切的鎖，這才有用，假如這結論應用在文學藝術上固然正好，但是拿去解釋同一國民的別的行動便不適合，那麼這裏顯然是有毛病，至少是偏而不全，即使這可以代表賢哲，而不曾包括英雄與無賴在裏邊，總之是不能解釋全部國民性，亦即不得算是了解。我覺得自己二十年來的考察便是如此，文學藝術上得來的意見不能解釋日本的別的事情，特別是歷來對華的政治行動，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既有了這些深刻的反證，我自不能不完全拋棄以前關於日本文化的意見，聲明無所知，此即是《管窺之四》的要點。一面我提出推測的意見，以為要了解日本國民性，或當從其特殊的宗教入手，但是我與宗教無緣，所以結果只好乾脆斷念，我的徒勞的日本文化研究因此告一段落。

對於本國的事自然更是關心，這與注意別國事情，當作學問去講者有點不同，所以不會得捏捏放放，即使遇着不懂為難的地方也不至於中途放棄，雖然目的與傾向的變動或是有的。最初的主張未必真是簡單的文學救國，總之相信文學之力，以為要革命或改造可以文學運動為基本，從清末起以至在《民報》及《新青年》上寫文章始終是這樣，這或者不算怎麼錯，但是後來也有轉變了。民國八年《每周評論》發刊后，我寫了兩篇小文，一曰“思想革命”，一曰“祖先崇拜”，當時並無甚麼計劃，後來想起來卻可以算作一種表示，即是由文學而轉向道德思想問題，其攻擊的目標總結攏來是中國的封建社會與科舉制度之流毒。嚴格的說，中國封建制度早已倒壞了，這自然是對的，但這裏普通所說的封建並不是指那個，實在只是中國上下存在的專制獨裁體制，在理論上是三綱，事實上是君父夫的三重的神聖與專橫。中國的思想本有為民為君兩路，前者是老百姓的本心，為道家儒家所支持，發達得很早，但至秦漢之後君權偏重，後者漸占勢力，儒家的不肖子孫熱心仕進，竭力為之鼓吹，推波助瀾，不但君為臣綱是天經地義，父與夫的權威也同樣抬高，本來相對的關係變為絕對，倫理大見歪曲，於是在國與家裏歷來發生許多不幸的事。一面又因為考試取士，千餘年來文人養成了一套油腔滑調，能夠胡說亂道，似是而非，卻也說的圓到，彷彿很有道理，這便是八股策論的做法，拿來給強權幫忙，吠影吠聲的鬧上幾百年，不但社會人生實受其害，就是書本上也充滿了這種烏煙瘴氣。至今人心還為所熏染，猶有餘毒，未能清除。近代始有李卓吾，黃梨洲，俞理初等人出來，加以糾正，至民國初年《新青年》之後有新文化運動興起，對於舊禮教稍有所檢討，而反動之力更為盛大，旋即為所壓倒，民國成立已三十餘年，民主的思想—特別是中國的固有的民為貴，為人民子媳妻女說話的思想，絕未見發達，至可惋惜。我平常很覺得歷史的力量之可怕，中國雖然也曾努力想學好，可是新的影響質與量都微少，混到舊東西裏面便有如杯水車薪，看不出來了，假如冷靜的考察一下，則三綱式的思想，八股式的論調，依然如故，只是外邊塗了一層應時的新顏色罷了。就是明清以來的陳腐思想，如因道教迷信而來的果報，因考試熱中而起的預兆占卜，根據多妻制的貞節觀念，在現今新式士大夫中間還是瀰漫著，成為他們的意見與趣味的基本，與金聖嘆所訶斥的秀才並無兩樣。照這樣情形，大家雖然力竭聲嘶的呼號民主化，殊有從何處化起之感，結果還是由於思想革命尚未成功，凡是關心中國前途者宜無不知於懼思，而思有所努力者也。但是啟蒙糾繆，文字之力亦終有所限，故知與行須當並重，中國現在要緊的有兩件事，即倫理之自然化，道義之事功化，只可惜我們此刻也只能寫文章，提倡事功亦是談談而已，於世間不能發生一點影響，所可能者但在自勵，勿學士大夫之專工趨避，徒知說話耳。因為是自己的本國，關心更切，所知也更深，對於將來種種問題，常是憂過於懼，雖炳燭著書，未能盡其什一之意，近年寫《漢文學的傳統》小文數篇，多似老生常談，而都以中國人立場說話，尚不失為平實，我們雖生於東方，印度與亞剌伯的文字文化竟無力顧及，但能少少涉獵希臘日本的事情，亦只淺嘗而止，昔日所言終未能實踐其半，關於中國徒有隱憂，不特力不從心，亦且言不盡意，回顧過去的努力不過如此，其用處又復如何，此正是不可知的事，唯並不期望其有用而後始能安心的做下去，則其魄力度量須過於移山的愚公始可耳，我輩凡人能否學到幾分，殆是大大的疑問也。

乙酉（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