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跋

我剛將稿子抄到這裏，忽然來了一個我的朋友，——這四個字有點犯忌，但是他真是我的並非別人的朋友，所以不得不如此寫，——拿起來一看，便說這不是真的瘋人日記，因為他沒有醫生的證明書。雖然我因為鐵線篆的關係，相信著者是瘋人，但那朋友是中產階級的紳士，他的話也是一定不會錯的，所以我就把這稿子的發表中止了。有人說，這本來是一篇遊戲的諷刺，這話固然未必的確，而且即使有幾分可靠，也非用別的篇名發表不可，不能稱為真的瘋人日記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吉日跋。

雅片祭灶考

日本《讀賣新聞》十一月二十四日附錄記述當日廣播電話的節目，有下列這一篇文字：

“珍奇的支那風俗

供糖與雅片以祭灶神

一年一度的任意的請求

中野江漢君的有意思的趣味講座

今天是支那祭灶神的日子。因此今晚的趣味講座有中野江漢君的談話，題為‘日本所無的珍奇的支那風俗’。中野君本名吉三郎，號江漢，多年在支那，努力於支那風物之紹介，著書也有二三種，現為支那風物研究會主。

向來有人說支那與日本是同文同種，因此以為一切都是同的，其實思想風俗習慣非常差異。例如支那人是非常精於計算的國民，無論什麼事都很打算。舉其一例，有稱作‘功過格’計算日常道德標準的東西，因了這個標準以為自己的行為之收支計算，自己的行為之批判。又支那人以為宇宙系天所造成，人亦系天所造成，故造人的天亦當然保育人類，予人以種種的食物，也同樣地在道德上引導人類，即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因果報應之思想是也。天則遣其代表者灶神至下界，監視人類，這位尊神故為一家之主人公，是最可怕的東西。又因此因果報應之思想發生一種的宿命觀。無論什麼事，大抵多以為是運命而斷望了，例如連續遇見不幸，說是‘苦命’，因為生就這種運命，說是‘沒法子’，就斷望了。——現在說祭這個灶神的日子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在這一天裏，這位尊神一年一度升天去，把一年間的人的行為報告於天上的神道。因此在這天，供了糖和雅片及酒，請求不要報告惡事，單把善事報告上去，對於尊神使用賄賂，請託於自己有利的事，這豈不是支那式的，很有意思的么？此外還有吃人的風俗，世界無比的死刑方法，因為想使子孫不絕，想尊崇祖先，發生絕端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有什麼‘人市’，賣買女人的風習等，為日本人所萬想不到的風俗，還很多很多。今夜就只是講這一件事罷了。”

我抄了這篇文章之後，禁不住微笑了一笑。在支那多年，著書也有二三種，尊為支那風物研究會主的名人，還不知道中國民間的祭灶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這真可謂“恭喜”之至了。我在南京住過五年，北京十年，浙江二十年，卻沒有聽說有人請灶王抽大煙，雖然現今南北厲行煙禁，治病執照已經填發，將來會有用雅片敬神之一日也未可知。對於尊神使用賄賂，這卻是真的，因為凡是祭獻供養無不含有這種意味，即使不用雅片而只有酒，即使不是白乾而是日本的神酒！我想到這裏不免發生一種感慨，日本與中國雖然不是同文同種，究竟是有關係的，不是老表，也總是鄰居，好好歹歹有許多牽連，若想找他家的漏洞時稍不小心，便批了自己的嘴巴，不可不慎。譬如所謂人市罷，我不知道是在那裏，但以中國的這樣野蠻而論，號稱民國而婢妾制度還公然認可，這種市集當然是可以有的，無論現在事實上有沒有；然而，東亞之事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說起人市，就令人不能不聯想到日本有名的吉原，——這裏似乎應當聲明一下，我不曾登過吉原的“樓”，不過這地方是知道而且到過的，有一年春天曾同我的妻，妻弟，妻妹夫婦，去看過吉原的“夜櫻”，關於吉原的文獻則現代的還存有一本明治四十三年（1910）的《新吉原細見》。那種勸工場式的賣笑，西洋人如哈利思之流大約又要嘲笑了，但是到過倫敦巴黎的人也會找出他們的暗黑面來，叫他出一個大丑：甚矣專想找他家的漏洞之難也！

《新吉原細見》序很有意思，附譯於此。文曰：公娼制度為日本所固有，蓋以花魁（oiran娼妓之嘉稱）為美術而可尊重，對於此說或有反對者亦未可知，但生理的情慾終難防止，壯年男子如遇街燈影暗躑躅於柳陰之曖昧婦，危險無逾此者，不但一生殘廢，且傳惡疾於子孫，此實明於觀火也。故欲滿足安全快樂，當以買有風骨尚意氣的花魁為最佳，花魁者清凈無垢，無後患者也。若雲獎勸誘引，則吾豈敢。惶恐惶恐。

四十三年之三月，南史題。

還有一層，平常所謂風俗，當以現代通行者為準，不能引古書上所記錄，或一兩個人所做的事，便概括起來認作當世的風俗。倘若說這是可以如此說的，那麼我們知道德川朝有過火燒，鍋煮，澆滾湯，釘十字架種種死刑方法，也可以稱他是世界無比，根據了男三郎的臀肉切取事件，也可以說日本有吃人的風俗。但是頭腦略為明白的人便知道這是不對，因為後者是個人的事情，（雖然人肉治病是民間的迷信，）前者乃是從前的事情了，現在日本的死刑是照文明國的通例，用絞法的，他們絞死逆徒幸德秋水難波大助等，正如大元帥之絞死李大釗等一干赤黨一樣，而日本病人平常之不會想吃人肉湯，大抵也與中國沒有多大不同。假如連這一點常識都還沒有，怎麼講得學問？本來講學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風俗研究也不是例外，要講這種學問第一要有學識，第二要有見識，至於常識更不必說了。風俗研究本是民俗學的一部分，民俗學或者稱為社會人類學，似更適當，日本西村真次著有《文化人類學》，也就是這種學問的別稱。民俗學上研究禮俗，並不是羅列異聞，以為談助，也還不是單在收錄，他的目的是在貫通古今，明其變遷，比較內外，考其異同，而於其中發見禮俗之本意，使以前覺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詰的儀式傳說現在都能明了，人類文化之發達與其遺留之跡也都可知道了。這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也很難，不是第二流以下的人所弄得來的。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哲史各方面都有相當的學者正經地在那裏研究，得有相當的成績，唯獨在民俗學方面還沒有學者着手，只讓支那浪人們拿去作招搖撞騙之具，這實是很可惜的事。日本人要舉發中國的野蠻行為，我決不反對，但是倘若任意說誑，不免要來訂正幾句。其實這種誑話，凡是在中國僑寓的正直的日本人也無不知道，不過他們不敢揭穿罷了：第一，他們自然也想保存同胞的面目，無論他是怎樣的無賴；第二，誰又不怕無賴的結怨呢？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是害群之馬，他們怕馬踢而不敢去惹它，卻不知道一方面因了這種害馬的緣故而全群並受其害了。

十六年十二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