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南京學堂

魯迅與南京的關係相當不淺，雖然他在南京只是前後五個年頭，比起留學日本的七年來，時間要少些。他於前清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閏三月十一日從紹興出發，經過杭州上海，於十七日到了南京。四月初五日寫信給家裏，說往江南水師學堂考試，作論文一篇，題為“武有七德論”，考取為試習生，將來有缺可補二班。他所進的是水師的管輪班，即是後來所謂輪機科，但是他在那裏只留了半年，於十月中回到家裏，那時他因為學堂里太是“烏煙瘴氣”，已經退了學了。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又動身往南京去，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十二月十七日家信附寄功課單一紙回來，可以證明已經考進學校了。至辛丑（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初八日起畢業大考，壬寅（一九〇二）年正月決定派赴日本留學，二月十五日乃離南京赴上海，轉往東京去了。

那時前清政府還是用科舉取士，考試八股文和試帖詩，知識分子想求“上進”，只有走這一條道，才算是正路，此外如無錢捐官，只好去學幕，做“師爺”去了。學校還全然沒有，不過順了辦“江南製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處辦了幾個特殊的“書院”，教授格致等所謂西學，不過還是需要膳費，窮人沒法進去，只有關於軍事的，因為中國一直說“好男不當兵”，投考的人很少，所以特別不收膳費，而且每月還給津貼，這種機關當然不能稱為書院，所以改稱“學堂”。魯迅前後所進的便正是這種學堂，他之所以進去也並不是因為志願當海陸軍人，實在只為的可以免費讀書罷了。水師既然是烏煙瘴氣，結果只好改考陸師，恰巧其時開辦礦路學堂，附設在陸師學堂裏面，魯迅便往那裏去報考，論性質本與“格致書院”近似，大概因為附在陸師的緣故吧，名稱也就不叫書院而稱學堂了。

水師陸師兩個學堂都在南京的城北，水師距舊時的儀鳳門不遠，它有很高的機器廠的煙囪和桅竿，在近地便可望見，從城外進來是在馬路的右手。沿着馬路前去，前面一處名叫三牌樓，便是陸師學堂所在地，但是從水師往陸師去，中間還有一條便道，要近得不少，只是不能通車而已。水師陸師都是軍事學校，校長稱為總辦，照例是候補道充任，水師既是烏煙瘴氣，論理陸師也該相差不遠。可是不知怎的，陸師總辦比較要好得多，魯迅在校的后兩年，總辦俞恪士（名明震）乃是候補道里很開通的人，後來魯迅對他一直很有敬意，在日記中說及稱為“俞師”。現在事隔五十餘年，陸師遺址幾乎無從查考，水師在國民政府時代聞曾作為海軍部官署，恐怕原狀也已什不存一了吧。

魯迅在南京這四年的修業，對於他的影響的確不算小。關於文史方面的學問，這一部分的底子他是在家裏的時代所打下的，但是一般的科學知識，則是完全從功課上學習了來，特別是關於進化論的學說，雖然嚴幾道的《天演論》原是赫胥黎一篇論文譯本，原名“進化與倫理”，不是通論。星期假日，學生常游之地多是下關碼頭，（吃茶在江天閣，）鼓樓，台城，夫子廟，（吃點心在得月台，）后湖便難得去了。魯迅和幾個同學可能受了陸師的影響，卻喜歡騎馬，有一回他從馬上摔了下來，碰斷了一個門牙。他們又常跑馬到明故宮一帶去。那時明故宮是滿洲人駐防兵的駐所，雖然在太平天國之後，氣焰已經下去了不少，但是還存在很大的歧視，至少漢人騎馬到那裏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罵投石的。魯迅他們冒了這個危險去訪問明故宮，一部分也由於少年血氣之勇，但大部分則出於民族思想，與革命精神的養成是很有關係的。我於辛丑八月初到南京，旋考進江南水師學堂，至壬寅二月魯迅即往日本去，所以我直接知道的事情實在只有這大半年而已。從當年舊日記里引用一節，作為一例。

“十二月二十四日，晴冷。午飯後步行至陸師學堂，道路泥濘，下足為難。同大哥談少頃，即偕至鼓樓一游，張協和君同去，啜茗一盞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鍾矣。晚大哥忽至，攜來赫胥黎《天演論》一本，譯筆甚好。夜同閱《蘇報》等，至十二下鍾始睡。”這裏值得說明的，便是張協和這人。魯迅在學堂的時候，我去訪問，在宿舍內見到同住的人，乃是芮石臣，（原名芮體乾，畢業后改姓名為顧琅，）與張協和（名邦華）。後來派往日本留學，在這三人外加了伍仲文（名崇學），本來是“前五名”，又一個人則如魯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說，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所以只好中止了。這位張君與魯迅同班同房間，日本弘文學院同學，浙江兩級師範同事，又是教育部同事，直到魯迅離開北京一直有着交往。張君後來在南京教育部任職，到解放前國民黨政府逃往台灣，他這才離開，回到北京，仍舊住在他的舊址：西城松鶴庵二十六號。他的年紀同魯迅差不多，前年走來看我，還很是康健。現在知道魯迅在南京時代的事情的人，住在北京的，大概只有我們兩人了吧。我就是不敢去煩擾他，他所知道的魯迅在學堂的情況，一定要比我多得多了。

《新華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