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學國文的經驗

我到現在做起國文教員來，這實在在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古怪的，因為我不但不曾研究過國文，並且也沒有好好地學過。平常做教員的總不外這兩種辦法，或是把自己的賅博的學識傾倒出來，或是把經驗有得的方法傳授給學生，但是我於這兩者都有點夠不上。我於怎樣學國文的上面就壓根兒沒有經驗，我所有的經驗是如此的不規則，不足為訓的，這種經驗在實際上是誤人不淺，不過當作故事講也有點意思，似乎略有浪漫的趣味，所以就寫他出來，送給《孔德月刊》的編輯，聊以塞責：收稿的期限已到，只有這一天了，真正連想另找一個題目的工夫都沒有了，下回要寫，非得早早動手不可，要緊要緊。

鄉間的規矩，小孩到了六歲要去上學，我大約也是這時候上學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燈籠，上書“狀元及第”等字樣，掛生蔥一根，意取“聰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課，先生必須是秀才以上，功課則口授《鑒略》起首兩句，並對一課，曰“元”對“相”，即放學。此乃一種儀式，至於正式讀書，則遲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頭讀的，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從過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個號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雅片煙的，終日躺在榻上，我無論如何總記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個號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試帖詩云，“梅開泥欲死”，很是神秘，後來終以風狂自殺了。第三個的名字可以不說，他是以殺盡革命黨為職志的，言行暴厲的人，光復的那年，他在街上走，聽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党進城了！”立刻腳軟了，再也站不起來，經街坊抬他回去，以前應考，出榜時見自己的前一號（坐號）的人錄取了，就大怒，回家把院子裏的一株小桂花都拔了起來。但是從這三位先生我都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到了十一歲時往三味書屋去附讀，那才是正式讀書的起頭。所讀的書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是一本“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大約從“無憂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讀起。書房裏的功課是上午背書上書，讀生書六十遍，寫字；下午讀書六十遍，傍晚不對課，講唐詩一首。老實說，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寬容的，對學生也頗有理解，我在書房三年，沒有被打過或罰跪。這樣，我到十三歲的年底，讀完了《論》《孟》《詩》《易》及《書經》的一部分。“經”可以算讀得也不少了，雖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總不會寫，也看不懂書，至於禮教的精義尤其茫然，乾脆一句話，以前所讀之經於我毫無益處，後來的能夠略寫文字及養成一種道德觀念，乃是全從別的方面來的。因此我覺得那些主張讀經救國的人真是無謂極了，我自己就讀過好幾經，（《禮記》《春秋左傳》是自己讀的，也大略讀過，雖然現在全忘了，）總之就是這麼一回事，毫無用處，也不見得有損，或者只耗廢若干的光陰罷了。恰好十四歲時往杭州去，不再進書房，只在祖父旁邊學做八股文試帖詩，平日除規定看《綱鑒易知錄》，抄《詩韻》以外，可以隨意看閑書，因為祖父是不禁小孩看小說的。他是個翰林，脾氣又頗乖戾，但是對於教育卻有特別的意見：他很獎勵小孩看小說，以為這能使人思路通順，有時高興便同我講起《西遊記》來，孫行者怎麼調皮，豬八戒怎樣老實，——別的小說他也不非難，但最稱賞的卻是這《西遊記》。晚年回到家裏，還是這樣，常在聚族而居的堂前坐着對人談講，尤其是喜歡找他的一位堂弟（年紀也將近六十了罷）特別反覆地講“豬八戒”，彷彿有什麼諷刺的寓意似的，以致那位聽者輕易不敢出來，要出門的時候必須先窺探一下，如沒有人在那裏等他去講豬八戒，他才敢一溜煙地溜出門去。我那時便讀了不少的小說，好的壞的都有，看紙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現的意思，這是從此刻才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遊記》等漸至《三國演義》；轉到《聊齋志異》，這是從白話轉到文言的徑路。教我懂文言，並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並非什麼經書或是《古文析義》之流。《聊齋志異》之後，自然是那些《夜談隨錄》等的假《聊齋》，一變而轉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入門，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叢書裏邊去了。不久而“庚子”來了。到第二年，祖父覺得我的正途功名已經絕望，照例須得去學幕或是經商，但是我都不願，所以只好“投筆從戎”，去進江南水師學堂。這本是養成海軍士官的學校，於國文一途很少緣分，但是因為總辦方碩輔觀察是很重國粹的，所以入學試驗頗是嚴重，我還記得國文試題是“雲從龍風從虎論”，覆試是“雖百世可知也論”。入校以後，一禮拜內五天是上洋文班，包括英文科學等，一天是漢文，一日的功課是，早上打靶，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為兩堂，十時后休息十分鐘，午飯後體操或升桅，下午一時至四時又是一堂，下課後兵操。在上漢文班時也是如此，不過不坐在洋式的而在中國式的講堂罷了，功課是上午作論一篇，餘下來的工夫便讓你自由看書，程度較低的則作論外還要讀《左傳》或《古文辭類纂》。在這個狀況之下，就是並非預言家也可以知道國文是不會有進益的了。不過時運真好，我們正苦枯寂，沒有小說消遣的時候，翻譯界正逐漸興旺起來，嚴幾道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傑》，可以說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時的國文時間實際上便都用在看這些東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譯小說為最喜看，從《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錄》止，這其間所出的小說幾乎沒有一冊不買來讀過。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學裏去，一方面又使我漸漸覺到文言的趣味，雖林琴南的禮教氣與反動的態度終是很可嫌惡，他的擬古的文章也時時成為惡札，容易教壞青年。我在南京的五年，簡直除了讀新小說以外別無什麼可以說是國文的修養。一九〇六年南京的督練公所派我與吳周二君往日本改習建築，與國文更是疏遠了，雖然曾經忽發奇想地到民報社去聽章太炎講過兩年“小學”。總結起來，我的國文的經驗便只是這一點，從這裏邊也找不出什麼學習的方法與過程，可以供別人的參考，除了這一個事實，便是我的國文都是從看小說來的，倘若看幾本普通的文言書，寫一點平易的文章，也可以說是有了運用國文的能力。現在輪到我教學生去理解國文，這可使我有點為難，因為我沒有被教過這是怎樣地理解的，怎麼能去教人。如非教不可，那麼我只好對他們說，請多看書。小說，曲，詩詞，文，各種；新的，古的，文言，白話，本國，外國，各種；還有一層，好的，壞的，各種：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學與人生的全體，不能磨鍊出一種精純的趣味來。自然，這不要成為亂讀，須得有人給他做指導顧問，其次要別方面的學問知識比例地增進，逐漸養成一個健全的人生觀。

寫了之後重看一遍，覺得上面所說的話平庸極了，真是“老生常談”，好像是笑話里所說，賣必效的臭蟲葯的，一重一重的用紙封好，最後的一重里放着一張紙片，上面只有兩字曰“勤捉”。但是除滅臭蟲本來除了勤捉之外別無好法子，所以我這個方法或者倒真是理解文章的趣味之必效法也未可知哩。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