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蟲魚
草木蟲魚
小引
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雲，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雲，“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卻是不錯的，尤其是關於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說什麼，其二是怎麼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易解決，因為只要“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夠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並不比它更為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裏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隨便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嘆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為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後來不曾留心不知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麼影響，但是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
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台，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它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干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效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着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學雖然拿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裏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卻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卻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為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大到如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它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它不能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卻也不會這麼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唵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回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冊，只供閑人的翻閱罷了。
我對於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它無用，真是太不應當了，不過我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麼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麼？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通的文學克複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可不做，總結起來與“無一可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么？話雖如此，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即知道了世間無一可言，自己更無做出真文學來之可能，隨後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真去寫一篇文章，卻也未始不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只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為什麼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
（十九年舊中秋。）
金魚
我覺得天下文章共有兩種，一種是有題目的，一種是沒有題目的。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意思，卻沒有一定的題目，等到意思寫出了之後，再把全篇總結一下，將題目補上。這種文章裏邊似乎容易出些佳作，因為能夠比較自由地發表，雖然後寫題目是一件難事，有時竟比寫本文還要難些。但也有時候，思想散亂不能集中，不知道寫什麼好，那麼先定下一個題目，再做文章，也未始沒有好處，不過這有點近於賦得，很有做出試帖詩來的危險罷了。偶然讀英國密倫（A.A.Milne）的小品文集，有一處曾這樣說，有時排字房來催稿，實在想不出什麼東西來寫，只好聽天由命，翻開字典，隨手抓到的就是題目。有一回抓到金魚，結果果然有一篇金魚收在集裏。我想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也就來一下子，寫一篇金魚試試看，反正我也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大道理，要儘先發表，那麼來做賦得的詠物詩也是無妨，雖然並沒有排字房催稿的事情。
說到金魚，我其實是很不喜歡金魚的，在豢養的小動物裏邊，我所不喜歡的，依着不喜歡的程度，其名次是叭兒狗，金魚，鸚鵡。鸚鵡身上穿着大紅大綠，滿口怪聲，很有野蠻氣。叭兒狗的身體固然太小，還比不上一隻貓，（小學教科書上卻還在說，貓比狗小，狗比貓大！）而鼻子尤其聳得難過。我平常不大喜歡聳鼻子的人，雖然那是人為的，暫時的，把鼻子聳動，並沒有永久的將它縮作一堆。人的臉上固然不可沒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示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中露出一種感情，——自然，戀愛與死等可以算是例外，無妨有較強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樣掀起鼻子，露出牙齒，彷彿是要咬人的樣子。這種嘴臉只好放到影戲裏去，反正與我沒有關係，因為二十年來我不曾看電影。然而金魚恰好兼有叭兒狗與鸚鵡二者的特點，他只是不用長繩子牽了在貴夫人的裙邊跑，所以減等發落，不然這第一名恐怕準定是它了。
我每見金魚一團肥紅的身體，突出兩隻眼睛，轉動不靈地在水中游泳，總會聯想到中國的新嫁娘，身穿紅布襖褲，扎着褲腿，拐着一對小腳伶俜地走路。我知道自己有一種毛病，最怕看真的，或是類似的小腳。十年前曾寫過一篇小文曰“天足”，起頭第一句云：“我最喜歡看見女人的天足，”曾蒙友人某君所賞識，因為他也是反對“務必腳小”的人。我倒並不是怕做野蠻，現在的世界正如美國洛威教授的一本書名，誰都有“我們是文明么”的疑問，何況我們這道統國，剮呀割呀都是常事，無論個人怎麼努力，這個野蠻的頭銜休想去掉，實在凡是稍有自知之明，不是誇大狂的人，恐怕也就不大有想去掉的這種野心與妄想。小腳女人所引起的另一種感想乃是殘廢，這是極不愉快的事，正如駝背或脖子上掛着一個大瘤，假如這是天然的，我們不能說是嫌惡，但總之至少不喜歡看總是確實的了。有誰會賞鑒駝背或大瘤呢？金魚突出眼睛，便是這一類的現象。另外有叫做緋鯉的，大約是它的表兄弟罷，一樣的穿着大紅棉襖，只是不開衩，眼睛也是平平地裝在腦袋瓜兒裏邊，並不比平常的魚更為鼓出，因此可見金魚的眼睛是一種殘疾，無論碰在水草上時容易戳瞎烏珠，就是平常也一定近視的了不得，要吃饅頭末屑也不大方便罷。照中國人喜歡小腳的常例推去，金魚之愛可以說宜乎眾矣，但在不佞實在是兩者都不敢愛，我所愛的還只是平常的魚而已。
想像有一個大池，——池非不大可，須有活水，池底有種種水草才行，如從前碧雲寺的那個石池，雖然老實說起來，人造的死海似的水窪都沒有多大意思，就是三海也是俗氣寒傖氣，無論這是那一個大皇帝所造，因為皇帝壓根兒就非俗惡粗暴不可，假如他有點兒懂得風趣，那就得亡國完事，至於那些俗惡的朋友也會亡國，那是另一回事。如今話又說回來，一個大池，裏邊如養着魚，那最好是天空或水的顏色的，如鯽魚，其次是鯉魚。我這樣的分等級，好像是以肉的味道為標準，其實不然。我想水裏游泳着的魚應當是暗黑色的才好，身體又不可太大，人家從水上看下去，窺探好久，才看見隱隱的一條在那裏，有時或者簡直就在你的鼻子前面，等一忽兒卻又不見了，這比一件紅冬冬的東西漸漸地近擺來，好像望那西湖裏的廣告船，（據說是點着紅燈籠，打着鼓，）隨後又漸漸地遠開去，更為有趣得多。鯽魚便具備這種資格，鯉魚未免個兒太大一點，但他是要跳龍門去的，這又難怪他。此外有些白鰷，細長銀白的身體，游來游去，彷彿是東南海邊的泥鰍龍船，有時候不知為什麼事出了驚，撥剌地翻身即逝，銀光照眼，也能增加水界的活氣。在這樣地方，無論是金魚，就是平眼的緋鯉，也是不適宜的。紅襖褲的新嫁娘，如其腳是小的，那隻好就請她在炕上爬或坐着，即使不然，也還是坐在房中，在油漆氣芸香或花露水氣中，比較地可以得到一種調和。所以金魚的去處還是富貴人家的繡房，浸在五彩的磁缸中，或是玻璃的圓球里，去和叭兒狗與鸚鵡做伴侶罷了。
幾個月沒有寫文章，天下的形勢似乎已經大變了，有志要做新文學的人，非多講某一套話不容易出色。我本來不是文人，這些時式的變遷，好歹於我無干，但以旁觀者的地位看去，我倒是覺得可以贊成的。為什麼呢？文學上永久有兩種潮流，言志與載道。二者之中，則載道易而言志難。我寫這篇賦得金魚，原是有題目的文章，與帖括有點相近，蓋已少言志而多載道歟。我雖未敢自附於新文學之末，但自己覺得頗有時新的意味，故附記於此，以志作風之轉變雲耳。
（十九年三月十日。）
虱子
偶讀羅素所著的《結婚與道德》，第五章講中古時代思想的地方，有這一節話：
“那時教會攻擊洗浴的習慣，以為凡使肉體清潔可愛好者皆有發生罪惡之傾向。骯髒不潔是被讚美，於是聖賢的氣味變成更為強烈了。聖保拉說，身體與衣服的潔凈，就是靈魂的不凈。虱子被稱為神的明珠，爬滿這些東西是一個聖人的必不可少的記號。”我記起我們東方文明的選手故辜鴻銘先生來了，他曾經禮讚過不潔，說過相仿的話，雖然我不能知道他有沒有把虱子包括在內，或者特別提出來過。但是，即是辜先生不曾有什麼頌詞，虱子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的位置也並不低，不過這似乎只是名流的裝飾，關於古聖先賢還沒有文獻上的證明罷了。晉朝的王猛的名譽，一半固然在於他的經濟的事業，他的捉虱子這一件事恐怕至少也要居其一半。到了二十世紀之初，梁任公先生在橫濱辦《新民叢報》，那時有一位重要的撰述員，名叫捫虱談虎客，可見這個還很時髦，無論他身上是否真有那晉朝的小動物。
洛威（R.H.Lowie）博士是三藩市大學的人類學教授，近著一本很有意思的通俗書《我們是文明么》，其中有好些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第十章講衣服與時裝，他說起十八世紀時婦人梳了很高的髻，有些矮的女子，她的下巴頦兒正在頭頂到腳尖的中間。在下文又說道：
“宮裏的女官坐車時只可跪在台板上，把頭伸在窗外，她們跳着舞，總怕頭碰了掛燈。重重撲粉厚厚襯墊的三角塔終於滿生了虱子，很是不舒服，但西歐的時風並不就廢止這種時裝。結果發明了一種象牙鉤釵，拿來搔癢，算是很漂亮的。”第二十一章講衛生與醫藥，又說到“十八世紀的太太們的頭上成群的養着虱子”。又舉例說明道：
“一三九三年，一個法國著者教給他美麗的讀者六個方法，治她們的丈夫的跳蚤，一五三九年出版的一本書列有奇效方，可以除滅跳蚤，虱子，虱卵，以及臭蟲。”照這樣看來，不但證明“西洋也有臭蟲”，更可見貴夫人的青絲上也滿生過虱子。在中國，這自然更要普遍了，褚人獲編《堅瓠集》丙集卷三有一篇須虱頌，其文曰：
“王介甫王禹玉同侍朝，見虱自介甫襦領直緣其須，上顧而笑，介甫不知也。朝退，介甫問上笑之故，禹玉指以告，介甫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願頌一言。介甫曰，何如？禹玉曰，屢游相須，曾經御覽，未可殺也，或曰放焉。眾大笑。”我們的荊公是不修邊幅的，有一個半個小蟲在鬍鬚上爬，原算不得是什麼奇事，但這卻令我想起別一件軼事來，據說徽宗在五國城，寫信給舊臣道，“朕身上生蟲，形如琵琶。”照常人的推想，皇帝不認識虱子，似乎在情理之中，而且這樣傳說，幽默與悲感混在一起，也頗有意思，但是參照上文，似乎有點不大妥帖了。宋神宗見了虱子是認得的，到了徽宗反而退步，如果屬實，可謂不克繩其祖武了。《堅瓠集》中又有一條恆言，內分兩節如下：
“張磊塘善清言，一日赴徐文貞公席，食鯧魚鰉魚。庖人誤不置醋。張雲，倉皇失措。文貞腰捫一虱，以齒斃之，血濺齒上。張雲，大率類此。文貞亦解頤。
清客以齒斃虱有聲，妓哂之。頃妓亦得虱，以添香置爐中而爆。客顧曰，熟了。妓曰，愈於生吃。”
這一條筆記是很重要的虱之文獻，因為他在說明貴人清客妓女都有捫虱的韻致外，還告訴我們斃虱的方法。《我們是文明么》第二十一章中說：
“正如老鼠離開將沉的船，虱子也會離開將死的人，依照冰地的學說。所以一個沒有虱子的愛斯吉摩人是很不安的。這是多麼愉快而且適意的事，兩個好友互捉頭上的虱以為消遣，而且隨復莊重地將它們送到所有者的嘴裏去。在野蠻世界，這種交互的服務實在是很有趣的遊戲。黑龍江邊的民族不知道有別的更好的方法，可以表示夫婦的愛情與朋友的交誼。在亞爾泰山及南西伯利亞的突厥人也同樣的愛好這個玩藝兒。他們的皮衣里滿生着虱子，那妙手的土人便永遠在那裏搜查這些生物，捉到了的時候，咂一咂嘴兒把它們都吃下去。拉得洛夫博士親自計算過，他的嚮導在一分鐘內捉到八九十匹。在原始民間故事裏多講到這個普遍而且有益的習俗，原是無怪的。”由此可見普通一般斃虱法都是同徐文貞公一樣，就是所謂“生吃”的，只可惜“有禮節的歐洲人是否吞咽他們的寄生物查不出證據”，但是我想這總也可以假定是如此罷，因為世上恐怕不會有比這個更好的方法，不過史有闕文，洛威博士不敢輕易斷定罷了。
但世間萬事都有例外，這裏自然也不能免。佛教反對殺生，殺人是四重罪之一，犯者波羅夷不共住，就是殺畜生也犯波逸提罪，他們還注意到水中土中幾乎看不出的小蟲，那麼對於虱子自然也不肯忽略過去。《四分律》卷五十房舍犍度法中云：
“於多人住處拾虱棄地，佛言不應爾。彼上座老病比丘數數起棄虱，疲極，佛言聽以器，若毳，若劫貝，若敝物，若綿，拾着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彼用寶作筒，佛言不應用寶作筒，聽用角牙，若骨，若鐵，若銅，若鉛錫，若竿蔗草，若竹，若葦，若木，作筒，虱若出，應作蓋塞。彼寶作塞，佛言不應用寶作塞，應用牙骨乃至木作，無安處，應以縷繫着床腳里。”小林一茶（一七六三——一八二七）是日本近代的詩人，又是佛教徒，對於動物同聖芳濟一樣，幾乎有兄弟之愛，他的詠虱的詩句據我所見就有好幾句，其中有這樣的一首，曾譯錄在《雨天的書》中，其詞曰：
“捉到一個虱子，將他掐死固然可憐，要把它舍在門外，讓它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的東西，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着。”
（註：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實味酸甜似人肉雲。據《鬼子母經》說，她後來變為生育之神，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這樣的待遇在一茶可謂仁至義盡，但虱子恐怕有點覺得不合式，因為像和尚那麼吃凈素他是不見得很喜歡的。但是，在許多虱的本事之中，這些算是最有風趣了。佛教雖然也重聖貧，一面也還講究——這稱作清潔未必妥當，或者總叫作“威儀”罷，因此有些法則很是細密有趣，關於虱的處分即其一例，至於一茶則更是浪漫化了一點罷了。中國捫虱的名士無論如何不能到這個境界，也決做不出像一茶那樣的許多詩句來，例如——
“喴，虱子呵，爬罷爬罷，向著春天的去向。”
實在譯不好，就此打住罷。——今天是清明節，野哭之聲猶在於耳，回家寫這小文，聊以消遣，覺得這倒是頗有意義的事。
（民國十九年四月五日，於北平。）
附記
友人指示，周密《齊東野語》中有材料可取，於卷十七查得嚼虱一則，今補錄於下：
“余負日茅檐，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媼捫身得虱，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虱。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虱。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虱者莫不劘之齒牙，為害身也。三人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虱亦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我嘗推究嚼虱的原因，覺得並不由於“若將甘心”的意思，其實只因虱子肥白可口，臭蟲固然氣味不佳，蚤又太小一點了，而且放在嘴裏跳來跳去，似乎不大容易咬着。今見韓校尉的話，彷彿基督同時的中國人曾兩者兼嚼，到得後來才人心不古，取大而舍小，不過我想這個證據未必怎麼可靠，恐怕這單是文字上的支配，那麼跳蚤原來也是一時的陪綁罷了。
（四月十三日又記。）
兩株樹
我對於植物比動物還要喜歡，原因是因為我懶，不高興為了區區視聽之娛一日三餐地去飼養照顧，而且我也有點相信“鳥身自為主”的迂論，覺得把他們活物拿來做囚徒當奚奴，不是什麼愉快的事，若是草木便沒有這些麻煩，讓它們直站在那裏便好，不但並不感到不自由，並且還真是生了根地不肯再動一動哩。但是要看樹木花草也不必一定種在自己的家裏，關起門來獨賞，讓它們在野外路旁，或是在人家粉牆之內也並不妨，只要我偶然經過時能夠看見兩三眼，也就覺得欣然，很是滿足的了。
樹木裏邊我所喜歡的第一種是白楊。小時候讀古詩十九首，讀過“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之句，但在南方終未見過白楊，後來在北京才初次看見。謝在杭著《五雜組》中云：
“古人墓樹多植梧楸，南人多種松柏，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即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予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即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雨矣。予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檐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本草綱目》卷三五下引陳藏器曰，“白楊北土極多，人種墟墓間，樹大皮白，其無風自動者乃楊栘，非白楊也。”又寇宗奭雲，“風才至，葉如大雨聲，謂無風自動則無此事，但風微時其葉孤極處則往往獨搖，以其蒂長葉重大，勢使然也。”王象晉《群芳譜》則雲楊有二種，一白楊，一青楊，白楊蒂長兩兩相對，遇風則簌簌有聲，人多植之墳墓間，由此可知白楊與青楊本自有別，但“無風自動”一節卻是相同。在史書中關於白楊有這樣的兩件故事：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為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花草甚美，悉剷除，別植白楊。”
《唐書·契苾何力傳》,“龍翔中司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於庭，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芘。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這樣看來，似乎大家對於白楊都沒有什樣好感。為什麼呢？這個理由我不大說得清楚，或者因為它老是簌簌的動的緣故罷。聽說蘇格蘭地方有一種傳說，耶穌受難時所用的十字架是用白楊木做的，所以白楊自此以後就永遠在發抖，大約是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但是做釘的鐵卻似乎不曾因此有什麼罪，黑鐵這件東西在法術上還總有點位置的，不知何以這樣地有幸有不幸。（但吾鄉結婚時忌見鐵，凡門窗上鉸鏈等悉用紅紙糊蓋，又似別有緣故。）我承認白楊種在墟墓間的確很好看，然而種在齋前又何嘗不好，它那瑟瑟的響聲第一有意思。我在前面的院子裏種了一棵，每逢夏秋有客來齋夜話的時候，忽聞淅瀝聲，多疑是雨下，推戶出視，這是別種樹所沒有的佳處。梁少卿怕白楊的蕭蕭改植梧桐，其實梧桐也何嘗一定吉祥，假如要講迷信的話，吾鄉有一句俗諺雲，“梧桐大如斗，主人搬家走”，所以就是別莊花園裏也很少種梧桐的，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梧桐的枝幹和葉子真好看，且不提那一葉落知天下秋的興趣了。在我們的後院裏卻有一棵，不知已經有若干年了，我至今看了它十多年，樹榦還遠不到五合的粗，看它大有黃楊木的神氣，雖不厄閏也總長得十分緩慢呢。——因此我想到避忌梧桐大約只是南方的事，在北方或者並沒有這句俗諺，在這裏梧桐想要如斗大恐怕不是容易的事罷。
第二種樹乃是烏桕，這正與白楊相反，似乎只生長於東南，北方很少見。陸龜蒙詩云，“行歇每依鴉舅影”，陸遊詩云，“烏桕赤於楓，園林二月中”，又雲，“烏桕新添落葉紅”，都是江浙鄉村的景象。《齊民要術》卷十列“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下注云“聊以存其名目，記其怪異耳，爰及山澤草木任食非人力所種者，悉附於此，”其中有烏臼一項，引《玄中記》雲，荊揚有烏臼，其實如雞頭，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群芳譜》言，“江浙之人，凡高山大道溪邊宅畔無不種，”此外則江西安徽蓋亦多有之。關於它的名字，李時珍說，“烏喜食其子，因以名之。……或曰，其木老則根下黑爛成臼，故得此名。”我想這或曰恐太迂曲，此樹又名鴉舅，或者與烏不無關係，鄉間冬天賣野味有桕子舄（讀如呆鳥字），是道墟地方名物，此物殆是烏類乎，但是其味頗佳，平常所謂舄肉幾乎便指此舄也。
桕樹的特色第一在葉，第二在實。放翁生長稽山鏡水間，所以詩中常常說及桕葉，便是那唐朝的張繼寒山寺詩所云江楓漁火對愁眠，也是在說這種紅葉。王端履著《重論文齋筆錄》卷九論及此詩，注云，“江南臨水多植烏桕，秋葉飽霜，鮮紅可愛，詩人類指為楓，不知楓生山中，性最惡濕，不能種之江畔也。此詩江楓二字亦未免誤認耳。”范寅在《越諺》卷中桕樹項下說，“十月葉丹，即楓，其子可榨油，農皆植田邊，”就把兩者誤合為一。羅逸長《青山記》雲，“山之麓朱村，蓋考亭之祖居也，自此倚石嘯歌，松風上下，遙望木葉着霜如渥丹，始見怪以為紅花，久之知為烏桕樹也。”《蓬窗續錄》雲，“陸子淵《豫章錄》言，饒信間桕樹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真可作畫。此與柿樹俱稱美蔭，園圃植之最宜。”這兩節很能寫出桕樹之美，它的特色彷彿可以說是中國畫的，不過此種景色自從我離了水鄉的故國已經有三十年不曾看見了。
桕樹子有極大的用處，可以榨油制燭。《越諺》卷中蠟燭條下注曰，“卷芯草干，熬桕油拖蘸成燭，加蠟為皮，蓋紫草汁則紅。”汪曰楨著《湖雅》卷八中說得更是詳細：
“中置燭心，外裹烏桕子油，又以紫草染蠟蓋之，曰桕油燭。用棉花子油者曰青油燭，用牛羊油者曰葷油燭。湖俗祀神祭先必燃兩炬，皆用紅桕燭。婚嫁用之曰喜燭，綴蠟花者曰花燭，祝壽所用曰壽燭，喪家則用綠燭或白燭，亦桕燭也。”
日本寺島安良編《和漢三才圖會》五八引《本草綱目》語云，“燭有蜜蠟燭蟲蠟燭牛脂燭桕油燭，”后加案語曰：
“案唐式雲少府監每年供蠟燭七十挺，則元以前既有之矣。有數品，而多用木蠟牛脂蠟也。有油桐子蠶豆蒼耳子等為蠟者，火易滅。有鯨鯤油為蠟者，其焰甚臭，牛脂蠟亦臭。近年制精，去其臭氣，故多以牛蠟偽為木蠟，神佛燈明不可不辨。”
但是近年來蠟燭恐怕已是倒了運，有洋人替我們造了電燈，其次也有洋蠟洋油，除了拿到妙峰山上去之外大約沒有它的什麼用處了。就是要用蠟燭，反正牛羊脂也湊合可以用得，神佛未必會得見怪，——日本真宗的和尚不是都要娶妻吃肉了么？那麼桕油並不再需要，田邊水畔的紅葉白實不久也將絕跡了罷。這於國民生活上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在我想起來的時候總還有點懷念，小時候喜讀《南方草木狀》,《嶺表錄異》和《北戶錄》等書，這種脾氣至今還是存留着，秋天買了一部大板的《本草綱目》，很為我的朋友所笑，其實也只是為了這個緣故罷了。
（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於北平煆葯廬。）
莧菜梗
近日從鄉人處分得腌莧菜梗來吃，對於莧菜彷彿有一種舊雨之感。莧菜在南方是平民生活上幾乎沒有一天缺的東西，北方卻似乎少有，雖然在北平近來也可以吃到嫩莧菜了。查《齊民要術》中便沒有講到，只在卷十列有人莧一條，引《爾雅》郭注，但這一卷所講都是“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而《南史》中則常有此物出現，如《王智深傳》雲，“智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又《蔡樽附傳》雲，“樽在吳興不飲郡齋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茹以為常餌，詔褒其清”，都是很好的例。
莧菜據《本草綱目》說共有五種，馬齒莧在外。蘇頌曰，“人莧白莧俱大寒，其實一也，但大者為白莧，小者為人莧耳，其子霜後方熟，細而色黑。紫莧葉通紫，吳人用染爪者，諸莧中唯此無毒不寒。赤莧亦謂之花莧，莖葉深赤，根莖亦可糟藏，食之甚美味辛。五色莧今亦稀有，細莧俗謂之野莧，豬好食之，又名豬莧。”李時珍曰，“莧並三月撒種，六月以後不堪食，老則抽莖如人長，開細花成穗，穗中細子扁而光黑，與青箱子雞冠子無別，九月收之。”《爾雅》釋草，“蕢赤莧”，郭注云，“今之莧赤莖者”，郝懿行疏乃雲，“今驗赤莧莖葉純紫，濃如燕支，根淺赤色，人家或種以飾園庭，不堪啖也。”照我們經驗來說，嫩的紫莧固然可以瀹食，但是“糟藏”的卻都用白莧，這原只是一鄉的習俗，不過別處的我不知道，所以不能拿來比較了。
說到莧菜同時就不能不想到甲魚。《學圃余疏》雲，“莧有紅白二種，素食者便之，肉食者忌與鱉共食。”《本草綱目》引張鼎曰，“不可與鱉同食，生鱉瘕，又取鱉肉如豆大，以莧菜封裹置土坑內，以土蓋之，一宿盡變成小鱉也。”其下接聯地引汪機曰，“此說屢試不驗。”《群芳譜》采張氏的話稍加刪改，而末雲“即變小鱉”之後卻接寫一句“試之屢驗”，與原文比較來看未免有點滑稽。這種神異的物類感應，讀了的人大抵覺得很是好奇，除了雀入大水為蛤之類無可着手外，總想怎麼來試他一試，莧菜鱉肉反正都是易得的材料，一經實驗便自分出真假，雖然也有越試越胡塗的，如《酉陽雜俎》所記，“蟬未脫時名復育，秀才韋翾庄在杜曲，常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這正如剖雞胃中皆米粒，遂說雞是白米所化也。莧菜與甲魚同吃，在三十年前曾和一位族叔試過，現在族叔已將七十了，聽說還健在，我也不曾肚痛，那麼鱉瘕之說或者也可以歸入不驗之列了罷。
莧菜梗的製法須俟其“抽莖如人長”，肌肉充實的時候，去葉取梗，切作寸許長短，用鹽腌藏瓦壇中，候發酵即成，生熟皆可食。平民幾乎家家皆制，每食必備，與乾菜腌菜及螺螄霉豆腐千張等為日用的副食物，莧菜梗鹵中又可浸豆腐乾，鹵可蒸豆腐，味與“溜豆腐”相似，稍帶枯澀，別有一種山野之趣。讀外鄉人游越的文章，大抵眾口一詞地譏笑土人之臭食，其實這是不足怪的，紹興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貧賤，敝衣惡食，終歲勤勞，其所食者除米而外唯菜與鹽，蓋亦自然之勢耳。干腌者有乾菜，濕腌者以腌菜及莧菜梗為大宗，一年間的“下飯”差不多都在這裏。詩云，我有旨蓄，可以御冬，是之謂也，至於存置日久，干腌者別無問題，濕腌則難免氣味變化，顧氣味有變而亦別具風味，此亦是事實，原無須引西洋乾酪為例者也。
《邵氏聞見錄》雲，汪信民常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俗語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明洪應明遂作《菜根譚》以駢語述格言，《醉古堂劍掃》與《娑羅館清言》亦均如此，可見此體之流行一時了。咬得菜根，吾鄉的平民足以當之，所謂菜根者當然包括白菜芥菜頭，蘿葡芋艿之類，而莧菜梗亦附其下，至於莧根雖然救了王智深的一命，實在卻無可吃，因為這只是梗的末端罷了，或者這裏就是梗的別稱也未可知。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確說，但是我覺得這是頗有意義的，第一可以食貧，第二可以習苦，而實在卻也有清淡的滋味，並沒有蕺這樣難吃，膽這樣難嘗。這個年頭兒人們似乎應該學得略略吃得起苦才好。中國的青年有些太嬌養了，大抵連冷東西都不會吃，水果冰激淋除外，我真替他們憂慮，將來如何上得前敵，至於那粉澤不去手，和穿紅裡子的夾袍的更不必說了。其實我也並不激烈地想禁止跳舞或抽白面，我知道在亂世的生活法中耽溺亦是其一，不滿於現世社會制度而無從反抗，往往沉浸於醇酒婦人以解憂悶，與山中餓夫殊途而同歸，后之人略跡原心，也不敢加以菲薄，不過這也只是近於豪傑之徒才可以，決不是我們凡人所得以援引的而已。——喔，似乎離本題太遠了，還是就此打住，有話改天換了題目再談罷。
（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於北平。）
水裏的東西
我是在水鄉生長的，所以對於水未免有點情分。學者們說，人類曾經做過水族，小兒喜歡弄水，便是這個緣故。我的原因大約沒有這樣遠，恐怕這只是一種習慣罷了。
水，有什麼可愛呢？這件事是說來話長，而且我也有點兒說不上來。我現在所想說的單是水裏的東西。水裏有魚蝦，螺蚌，茭白，菱角，都是值得記憶的，只是沒有這些工夫來一一紀錄下來，經了好幾天的考慮，決心將動植物暫且除外。——那麼，是不是想來談水底里的礦物類么？不，決不。我所想說的，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它是那一類，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死的還是活的，它是這麼一種奇怪的東西。
我們鄉間稱它作Ghosychiü，寫出字來就是“河水鬼”。它是溺死的人的鬼魂。既然是五傷之一，——五傷大約是水，火，刀，繩，毒罷，但我記得又有虎傷似乎在內，有點弄不清楚了，總之水死是其一，這是無可疑的，所以它照例應“討替代”。聽說弔死鬼時常騙人從圓窗伸出頭去，看外面的美景，（還是美人？）倘若這人該死，頭一伸時可就上了當，再也縮不回來了。河水鬼的法門也就差不多是這一類，它每幻化為種種物件，浮在岸邊，人如伸手想去撈取，便會被拉下去，雖然看來似乎是他自己鑽下去的。假如弔死鬼是以色迷，那麼河水鬼可以說是以利誘了。它平常喜歡變什麼東西，我沒有打聽清楚，我所記得的只是說變“花棒槌”，這是一種玩具，我在兒時聽見所以特別留意，至於所以變這玩具的用意，或者是專以引誘小兒亦未可知。但有時候它也用武力，往往有鄉人游泳，忽然沉了下去，這些人都是像蝦蟆一樣地“識水”的，論理決不會失足，所以這顯然是河水鬼的勾當，只有外道才相信是由於什麼腳筋拘攣或心臟麻痹之故。
照例，死於非命的應該超度，大約總是念經拜懺之類，最好自然是“翻九樓”，不過翻的人如不高妙，從七七四十九張桌子上跌了下來的時候，那便別樣地死於非命，又非另行超度不可了。翻九樓或拜懺之後，鬼魂理應已經得度，不必再討替代了，但為防萬一危險計，在出事地點再立一石幢，上面刻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或者也有刻別的文句的罷，我卻記不起來了。在鄉下走路，突然遇見這樣的石幢，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特別是在傍晚，獨自走到渡頭，正要下四方的渡船親自拉船索渡過去的時候。
話雖如此，此時也只是毛骨略略有點聳然，對於河水鬼卻壓根兒沒有什麼怕，而且還簡直有點兒可以說是親近之感。水鄉的住民對於別的死或者一樣地怕，但是淹死似乎是例外，實在怕也怕不得許多，俗語云，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如住水鄉而怕水，那麼只好搬到山上去，雖然那裏又有別的東西等着，老虎，馬熊。我在大風暴中渡過幾回大樹港，坐在二尺寬的小船內在白鵝似的浪上亂滾，轉眼就可以沉到底去，可是像烈士那樣從容地坐着，實在覺得比大元帥時代在北京還要不感到恐怖。還有一層，河水鬼的樣子也很有點愛嬌。普通的鬼保存它死時的形狀，譬如虎傷鬼之一定大聲喊阿唷，被殺者之必用一隻手提了它自己的六斤四兩的頭之類，唯獨河水鬼則不然，無論老的小的村的俊的，一掉到水裏去就都變成一個樣子，據說是身體矮小，很像是一個小孩子，平常三五成群，在岸上柳樹下“頓銅錢”，正如街頭的野孩子一樣，一被驚動便跳下水去，有如一群青蛙，只有這個不同，青蛙跳時“不東”的有水響，有波紋，它們沒有。為什麼老年的河水鬼也喜歡攤錢之戲呢？這個，鄉下懂事的老輩沒有說明給我聽過，我也沒有本領自己去找到說明。
我在這裏便聯想到了在日本的它的同類。在那邊稱作“河童”，讀如Kappa，說是Kawawappa之略，意思即是川童二字，彷彿芥川龍之介有過這樣名字的一部小說，中國有人譯為“河伯”，似乎不大妥貼。這與河水鬼有一個極大的不同，因為河童是一種生物，近於人魚或海和尚。它與河水鬼相同要拉人下水，但也喜歡拉馬，喜歡和人角力。它的形狀大概如猿猴，色青黑，手足如鴨掌，頭頂下凹如碟子，碟中有水時其力無敵，水涸則軟弱無力，頂際有毛髮一圈，狀如前劉海，日本兒童有蓄此種發者至今稱作河童發雲。柳田國男在《山島民譚集》（1914）中有一篇“河童駒引”的研究，岡田建文的《動物界靈異志》（1927）第三章也是講河童的，他相信河童是實有的動物，引《幽明錄》雲，“水蝹一名蝹童，一名水精，裸形人身，長三五尺，大小不一，眼耳鼻舌唇皆具，頭上戴一盆，受水三五升，只得水勇猛，失水則無勇力，”以為就是日本的河童。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無從考證，但想到河水鬼特別不像別的鬼的形狀，卻一律地狀如小兒，彷彿也另有意義，即使與日本河童的迷信沒有什麼關係，或者也有水中怪物的分子混在裏邊，未必純粹是關於鬼的迷信了罷。
十八世紀的人寫文章，末后常加上一個尾巴，說明寓意，現在覺得也有這個必要，所以添寫幾句在這裏。人家要懷疑，即使如何有閑，何至於談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談，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這信仰的人卻是值得注意的。我們平常只會夢想，所見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獄，但總不大願意來望一望這凡俗的人世，看這上邊有些什麼人，是怎麼想。社會人類學與民俗學是這一角落的明燈，不過在中國自然還不發達，也還不知道將來會不會發達。我願意使河水鬼來做個先鋒，引起大家對於這方面的調查與研究之興趣。我想恐怕喜歡頓銅錢的小鬼沒有這樣力量，我自己又不能做研究考證的文章，便寫了這樣一篇閑話，要想去拋磚引玉實在有點慚愧。但總之關於這方面是“佇候明教”。
（十九年五月。）
案山子
前幾天在市場買了一本《新月》，讀完羅隆基先生的論文之後，再讀《四十自述》，這是《在上海》的下半篇，胡適之先生講他自己作詩文的經驗，覺得很有趣味。其中特別是這一節：“我記得我們試譯ThomasCampbell的‘TheSoldier,sDream’一篇詩，中有scarecrow一個字，我們大家想了幾天，想不出一個典雅的譯法。”這個scarecrow不知道和我有什麼情分，總覺得他是怪好玩的東西，引起我的注意。我查下頁胡先生的譯詩，第五六兩句雲，“枕戈藉草亦蘧然，時見芻人影搖曳，”末后附註雲，“芻人原作芻靈，今年改。”案《禮記》檀弓下鄭氏注云，“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可見得不是田家的東西，叫他作芻人，正如葉聖陶先生的“稻草人”，自然要好一點了。但是要找一個的確的譯語，卻實在不容易。所謂華英字典之流不必說了，手頭也一冊都沒有，所以恕不查考，嚴幾道的《英文漢詁》在一九〇四年出版，是同類中最典雅最有見識的一本書，二十七八年來我這意見還是一致，記得在“制字”篇中曾有譯語，拿出來一翻，果然在第一百十節中有這一行雲，“Scarecrow，嚇鴉，草人用于田間以逐鳥雀者。”這個嚇鴉的名稱我清清楚楚地記在心裏，今天翻了出來，大有舊雨重逢的快樂，這明白地是意譯，依照“驚閨”等的例，可以算作一個很好的物名，可是，連他老人家也只能如此對付，更可見我們在芻人草人之外想去找更典雅的譯名之全無希望了。
日本語中有案山子這個名稱，讀作加賀之（Kagashi），即是嚇鴉。寺島安良編《和漢三才圖會》卷三十五農具部中有這一條，其文云：
“《藝文類聚》，古者人民質樸，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
案，彈俗雲案山子，今田圃中使草偶持弓，以防鳥雀也。備中國湯川寺玄賓僧都晦跡於民家之奴，入田護稻，以驚鳥雀為務，至今懼鳥雀芻靈稱之僧都。”
上文所引《藝文類聚》原語多誤，今依原書及《吳越春秋》改正。陳音對越王說，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大約是對的，但是說彈起古之孝子，我頗有點懷疑，彈應該起於投石，是養生而不是送死的事罷。《說文解字》第八篇雲，“弔，問終也，從人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故人持弓會驅禽也。”《急就章》第二十五雲，“喪弔悲哀面目腫。”顏氏注，“弔謂問終者也，於字人持弓為弔，上古葬者衣之以薪，無有棺槨，常苦禽鳥為害，故弔問者持弓會之，以助彈射也。”先有弓矢而後持弓弔喪助驅禽鳥，這比彈說似近於事實，雖然古代生活我們還未能怎麼知道。或者再用芻靈代人持弓，設在墓地，後來移用田間，均屬可能，不過都是推測渺茫之詞，有點無徵不信，而且我們談嚇鴉也不必苦苦研求他的譜系，所以就此擱起似乎也沒有什麼妨礙。
日本語加賀之的語源解釋不一，近來卻似乎傾向於《俚言集覽》之舊說，雲起於以串夾燒灼的獸肉，使聞臭氣，以驚鳥獸也，故原語的意思可解作“使嗅”。川口孫治郎在所著《飛之鳥》中卷論案山子的地方說飛南部尚有此俗，田間植竹片，上纏毛髮，塗豬油，燒使發臭氣，以避野獸。早川孝太郎編《野豬與鹿與狸》中講三河設樂郡村人驅野豬的方法，其一即是煙熏，“用破布為心，上包稻草，做成長的草苞模樣，一頭點火，掛竹竿尖上，插於田邊。有極小者，夏天割草的女人掛在腰邊，可避蚊虻，野豬聞布片焦臭氣味亦不敢近也。”書中並圖其形，與草人亦相去不遠。二書皆近年新刊，為鄉土研究社叢書之一，故所說翔實可信，早川氏之文尤可喜。
至於案山子三字全系漢文，日本不過借用，與那使他嗅是毫無關係的。這是怎麼來的呢？《飛之鳥》中捲雲：
“《嬉遊笑覽》雲，驚鳥的加賀之，或寫作案山子，是蓋由於山寺禪僧之戲書罷。但是還不能確定，到了《梅園日記》，才說得稍詳，今試引其大要於下。
據《隨齋諧話》，驚鳥偶人寫作案山子，友人芝山曰，在《傳燈錄》《普燈錄》《歷代高僧錄》等書中均有面前案山子之語，注曰，民俗刈草作人形，令置山田之上，防禽獸，名曰案山子。又《五燈會元》，五祖師戒禪師章有主山高，案山低，主山高，案山翠青青等語。案主山高，意為山之主，案山低，意當為上平如几案。低山之間必開田疇事耕種，驚鳥草人亦立於案山之側，故山僧戲呼為案山子，后遂成為通稱歟。”
上文徵引層次不甚清，又慮有闕誤，今姑仍之，只一查《景德傳燈錄》，在第十七卷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條下有這一節：
“問孤迥且巍巍時如何，師曰，孤迥且巍巍。僧曰，不會。師言，面前案山子也不會。”
注不知是那裏的，我查不出，主山案山到底怎麼講我此刻也還不大明白。但是在第二十七卷找到了拾得大士的一件逸事，雖然沒有說案山子，覺得彷彿有點兒關連：“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為烏所食，拾得以杖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於合寺僧曰，拾得打我。”把金剛當作案山子，因為烏鴉吃了僧廚下食，被和尚打得叫苦不迭，這裏邊如沒有什麼世間味，也總可以說有些禪味的罷。
中國詩文講到案山子似乎很少，我是孤陋寡聞，真一句都想不出來，還是在《飛之鳥》裏見到一首七絕，說是宋人所作，其詞曰：
“小雨初晴歲事新，
一犁江上趁初春，
豆畦種罷無人守，
縛得黃茅更似人。”
在日本文學裏案山子時常出現，他有時來比落拓無能的人物，有時是用他的本色，這在俳句中尤為普通，今舉兩三句來做例，雖然這種詩是特別不能譯的，譯了之後便不成樣子，看不出他原來的好處來了。
田水落了，細腰高撐的案山子呵。（蕪村）
身的老衰呵，案山子的面前也覺得羞慚。（一茶）
夕陽的影，出到大路來的案山子呵。（召波）
每回下雨，老下去的田間案山子呵。（馬琴）
偷來的案山子的笠上雨來得急了。（虛子）
末了一句是現代的詩，曾經被小泉八雲所賞識，說只用了十七個拼音成一句詩，描寫流浪書生的窮困，此上想加以修正恐怕是不可能的罷。臨了我想一看英國詩人怎樣地歌唱我們的案山子，便去找尋胡適之先生所譯的那篇“軍人夢”的原詩，最初翻閱奧斯福本《英詩選》，裏邊沒有，再看《英詩金庫》，居然在第二百六十七首找到了。可是看到第六行卻大吃一驚，胡先生譯作“時見芻人影搖曳”的，其原文乃是“Bythewolf-scaringfaggotthatguardedtheslain”，直譯是“在那保護戰死者的，嚇狼的柴火旁邊”，卻不見案山子的蹤跡。我用兩種小叢書本來對比，結果是一樣。因為甘倍耳先生的詩句，引起我對於案山子的興趣，可是說了一通閑話之後回過頭來一看，穿蓑笠持弓矢的草人變了一堆火煙，案山子現出使他聞聞的本相來了，這又使我感到了另外一種的趣味。今天寫完此文，適之想正在玩西湖罷，等他回北平來時再送給他看看去。
（二十年十月十一日。）
關於蝙蝠
苦雨翁：
我老早就想寫一篇文章論論這位奇特的黑夜行腳的蝙蝠君。但終於沒有寫，不，也可以說是寫過的，只是不立文字罷了。
昨夜從苦雨齋談話歸來，車過西四牌樓，忽然見到幾隻蝙蝠沿着電線上面飛來飛去，似乎並不怕人。熱鬧市口他們這等遊逛，說起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豈未免有點兒鄉下人進城乎。
“奶奶經”告訴我，蝙蝠是老鼠變的。怎樣地一個變法呢？據云，老鼠嘴饞，有一回口渴，錯偷了鹽吃，於是脫去尾巴，生上翅膀，就成了現在的蝙蝠這般模樣。這倒也十分自在，未免更上一層樓，從地上的活動，進而為空中的活動，飄飄乎不覺羽化而登仙。但另有一說，同為老鼠變的則一，同為口渴的也則一，這個則是偷吃了油。我佛面前長明燈，每晚和尚來添油，後來不知怎地，卻發現燈盤裏面的油，一到隔宿便涓滴也沒有留存。和尚好生奇怪，有一回，夜半，私下起來探視，卻見一個似老鼠而又非老鼠的東西昏卧在裏面。也許他正在朦朧罷，和尚輕輕地捻起，驀然間他驚醒了，不覺大聲而疾呼，“嘰！嘰！”
和尚慈悲，走出門，一揚手，喝道，
“善哉——
有翅能飛，
有足能走。”
於是蝙蝠從此遍天下。
生物學裏關於蝙蝠是怎樣講法，現在也不大清楚了。只知道他是胎生的，怪別緻的，走獸而不離飛鳥，生上這麼兩扇軟翅。分明還記得，小時候讀小學教科書（共和國的），曾經有過蝙蝠君的故事。唉，這太叫人甚麼了，想起那教科書，真未免對於此公有些不敬，彷彿說他是被厭棄者，走到獸群，獸群則曰，你有兩翅，非我族類。走到鳥群，鳥群則曰，你是胎生，何與吾事。這似乎是因為蝙蝠君會有挑唆和離間的本事。究竟他和他的同輩爭過怎樣的一席長短，或者與他的先輩先生們有過何種利害衝突的關係，我俱無從知道，固然在事實上好像也找不出甚麼證據來，大抵這些都是由於先輩的一時高興，任意賜給他的頭銜罷。然而不然，不見夫鍾馗圖乎，上有蝙蝠飛來，據說這就是“福”的象徵呢，在這裏，蝙蝠君倒又成為“幸運兒”了。本來末，舉凡人世所謂擁護呀，打倒呀之類，壓根兒就是個倚伏作用，孟軻不也說過嗎，“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蝙蝠君自然還是在那裏過他的幽棲生活。但使我耽心的，不知現在的小學教科書，或者兒童讀物裏面，還有這類不愉快的故事沒有。
夏夜的蝙蝠，在鄉村裏面的，卻有着另一種風味。日之夕矣，這一天的農事告完。麥糧進了倉房。牧人趕回豬羊。老黃牛總是在樹下多歇一會兒，嘴裏懶懶嚼着乾草，白沫一直拖到地，照例還要去南塘喝口水才進牛欄的罷。長工幾個人老是蹲在場邊，腰裏拔出旱煙袋在那裏彼此對火。有時也默默然不則一聲。場面平滑如一汪水，我們一群孩子喜歡再也沒有可說的，有的光了腳在場上亂跑。這時不知從那裏來的蝙蝠，來來往往的只在頭上盤旋，也不過是樹頭高罷，孩子們於是慌了手腳，跟着在場上兜轉，性子急一點的未免把光腳亂跺。還是大人告訴我們的，脫下一隻鞋，向空拋去，蝙蝠自會鑽進裏邊來，就容易把他捉住了。然而蝙蝠君卻在逗弄孩子們玩耍，倒不一定會給捉住的。不過我們一隻腳在場上跳來跳去，實在怪不方便的，一不慎，腳落地，踏上滿襪子土，回家不免要挨父親瞪眼。有時在外面追趕蝙蝠直至更深，弄得一身土，不敢回家，等到母親出門呼喚，才沒精打採的歸去。
年來只在外面漂泊，家鄉的事事物物，表面上似乎來得疏闊，但精神上卻也分外地覺得親近。偶爾看見夏夜的蝙蝠，因而想起小時候聽白髮老人說“奶奶經”以及自己頑皮的故事，真大有不勝其今昔之感了。
關於蝙蝠君的故事，我想先生知道的要多多許，寫出來也定然有趣，何妨也就來談談這位“夜行者”呢？
Grahame的《楊柳風》（TheWindintheWillows）小書裏面，不知曾附帶提到這小動物沒有，順便的問一聲。
（七月二十日，啟無。）
啟無兄：
關於蝙蝠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很少，未必有什麼可以補充。查《和漢三才圖會》卷四十二原禽類，引《本草綱目》等文後，按語曰，“伏翼身形色聲牙爪皆似鼠而有肉翅，蓋老鼠化成，故古寺院多有之。性好山椒，包椒於紙拋之，則伏翼隨落，竟捕之。若所嚙手指則難放，急以椒與之，即脫焉。其為鳥也最卑賤者，故俚語云，無鳥之鄉蝙蝠為王。”案日本俗語“無鳥的鄉村的蝙蝠”，意思就是矮子隊裏的長子。蝙蝠喜歡花椒，這種傳說至今存在，如東京兒歌雲，
“蝙蝠，蝙蝠，
給你山椒吧，
柳樹底下給你水喝吧。
蝙蝠，蝙蝠，
山椒的兒，
柳樹底下給你醋喝吧。”
北原白秋在《日本的童謠》中說，“我們做兒童的時候，吃過晚飯就到外邊去，叫蝙蝠或是追蝙蝠玩。我的家是酒坊，酒倉左近常有蝙蝠飛翔。而且蝙蝠喜歡喝酒，我們捉到蝙蝠，把酒倒在碟子裏，拉住它的翅膀，伏在裏邊給它酒喝。蝙蝠就紅了臉，醉了，或者老鼠似的吱吱地叫了。”日向地方的童謠雲，
“酒坊的蝙蝠，給你酒喝吧。
喝燒酒么，喝清酒么？
再下一點來再給你喝吧。”
有些兒童請它吃糟喝醋，也都是這個意思的變換。不過這未必全是好意，如長野的童謠便很明白，即是想脫一隻鞋向空拋去也。其詞曰，
“蝙蝠，來，
快來！
給你草鞋，快來！”
雪如女士編《北平歌謠集》一〇三首雲，
“檐蝙蝠，穿花鞋，
你是奶奶我是爺。”
這似乎是幼稚的戀愛歌，雖然還是說的花鞋。
蝙蝠的名譽我不知道是否係為希臘老奴伊索所弄壞，中國向來似乎不大看輕它的。它是暮景的一個重要的配色，日本《俳句辭典》中說，“無論在都會或鄉村，薄暮的景色與蝙蝠都相調和，但熱鬧雜沓的地方其調和之度較薄。大路不如行人稀少的小路，都市不如寂靜的小城，更密切地適合。看蝙蝠時的心情，也要彷彿感着一種蕭寂的微淡的哀愁那種心情才好。從滿腔快樂的人看去，只是皮相的觀察，覺得蝙蝠在暮色中飛翔罷了，並沒有什麼深意，若是帶了什麼敗殘之憾或歷史的悲愁那種情調來看，便自然有別種的意趣浮起來了。”這雖是《詩韻含英》似的解說，卻也頗得要領。小時候讀唐詩，（韓退之的詩么？）有兩句雲，“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至今還覺得有趣味。會稽山下的大禹廟裏，在禹王耳朵里做窠的許多蝙蝠，白晝也吱吱地亂叫，因為我們到廟時不在晚間，所以總未見過這樣的情景。日本俳句中有好些詠蝙蝠的佳作，舉其一二：
“蝙蝠呀，
屋頂草長——
圓覺寺。”——億兆子作。
“蝙蝠呀，
人販子的船
靠近了岸。”——水迺家作。
“土牢呀，
衛士所燒的火上的
食蚊鳥。”——芋村作。
Kakuidori，吃蚊子鳥，即是蝙蝠的別名。
格來亨的《楊柳風》裏沒有說到蝙蝠，他所講的只是土撥鼠，水老鼠，獾，獺和癩蝦蟆。但是我見過一本《蝙蝠的生活》，很有文學的趣味，是法國CharlesDerennes所著，Willcox女士於一九二四年譯成英文，我所見的便是這一種譯本。
（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