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讚

三禮讚

一娼女禮讚

這個題目，無論如何總想不好，原擬用古典文字寫作ApologiaproPornês，或以國際語寫之，則為ApologiaporProstituistino，但都覺得不很妥當，總得用漢文才好，因此只能採用這四個字，雖然禮讚應當是Enkomion而不是Apologia，但也沒有法子了。民國十八年四月吉日，於北平。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第五十回敘述白秀英在鄆城縣勾欄里說唱笑樂院本，參拜了四方，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定場詩來：

新鳥啾啾舊鳥歸，

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

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金聖嘆批註很稱讚道好，其實我們看了也的確覺得不壞。或有句雲，世事無如吃飯難，此事從來遠矣。試觀天下之人，固有吃飽得不能再做事者，而多做事卻仍缺飯吃的朋友，蓋亦比比然也。嘗讀民國十年十月廿一日《覺悟》上所引德國人柯祖基（Kautsky）的話：

“資本家不但利用她們（女工）的無經驗，給她們少得不夠自己開銷的工錢，而且對她們暗示，或者甚至明說，只有賣淫是補充收入的一個法子。在資本制度之下，賣淫成了社會的台柱子。”我想，資本家的意思是不錯的。在資本制度之下，多給工資以致減少剩餘價值，那是斷乎不可，而她們之需要開銷亦是實情，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呢，除了設法補充？聖人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世之人往往厄於貧賤，不能兩全，自手至口，僅得活命，若有人為“煮粥”，則吃粥亦即有兩張嘴，此窮漢之所以興嘆也。若夫賣淫，乃寓飲食於男女之中，猶有魚而復得兼熊掌，豈非天地間僅有的良法美意，吾人慾不喝采叫好又安可得耶？

美國現代批評家裏有一個姓們肯（Mencken）的人，他也以為賣淫是很好玩的。《婦人辯護論》第四十三節是講花姑娘的，他說賣淫是這些女人所可做的最有意思的職業之一，普通娼婦大抵喜歡她的工作，決不肯去和女店員或女堂官調換位置。先生女士們覺得她是墮落了，其實這種生活要比工場好，來訪的客也多比她的本身階級為高。我們讀西班牙伊巴涅支（Ibanez）的小說《侈華》，覺得這不是亂說的話。們肯又道：

“犧牲了貞操的女人，別的都是一樣，比保持貞潔的女人卻更有好的機會，可以得到確實的結婚。這在經濟的下等階級的婦女特別是如此。她們一同高等階級的男子接近，——這在平時是不容易，有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便能以女性的希奇的能力逐漸收容那些階級的風致趣味與意見。外宅的女子這樣養成姿媚，有些最初是姿色之惡俗的交易，末了成了正式的結婚。這樣的結婚數目在實際比表面上所發現者要大幾倍，因為兩造都常努力想隱藏他們的事實。”那麼，這豈不是“終南捷徑”，猶之綠林會黨出身者就可以晉陞將官，比較陸軍大學生更是闊氣百倍乎。

哈耳波倫（Heilborn）是德國的醫學博士，著有一部《異性論》，第三篇是論女子的社會的位置之發達。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薛濤一流的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因了她們的精鍊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顏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態，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女友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時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佔有極大的勢力。”哈耳波倫結論道：

“這樣，歐洲婦女之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這樣說來，柯祖基的資本家真配得高興，他們所提示的賣淫原來在文化史上有這樣的意義。雖然這上邊所說的光榮的營業乃是屬於“非必要”的，獨立的游女部類，與那徒弟制包工制的有點不同。們肯的話註解得好，“凡非必要的東西在世上常得尊重，有如宗教，時式服裝，以及拉丁文法，”故非為餬口而是營業的賣淫自當有其尊嚴也。

總而言之，賣淫足以滿足大欲，獲得良緣，啟發文化，實在是不可厚非的事業，若從別一方面看，她們似乎是給資本主義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說是為道受難，法國小說家路易菲立（Charles-LouisPhilippe）稱她們為可憐的小聖女，虔敬得也有道理。老實說，資本主義是神人共祐，萬打不倒的，而有些詩人空想家又以為非打倒資本主義則婦女問題不能根本解決。夫資本主義既有萬年有道之長，所有的辦法自然只有謳歌過去，擁護現在，然則賣淫之可得而禮讚也蓋彰彰然矣。無論雷橫的老母怎樣罵為“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賊母狗”，但在這個世界上，白玉喬所說的“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總不失為最有效力最有價值的生活法。我想到書上有一句話道，“夫人，內掌柜，姨太太，校書等長短期的性的買賣，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恐怕女同志們雖不贊成我的提示，也難提出抗議。我又記起友人傳述勸賣男色的古歌，詞雖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現今什麼都是買賣的世界，我們對於賣什麼東西的能加以非難乎？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不云乎：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將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硯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他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卻對了它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別的生於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於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買賣制度的犧牲。”（見《陀螺》二二〇頁）

二啞吧禮讚

俗語云，“啞吧吃黃連”，謂有苦說不出也。但又雲，“黃連樹下彈琴”，則苦中作樂，亦是常有的事。啞吧雖苦於說不出話，蓋亦自有其樂，或者且在吾輩有嘴巴人之上，未可知也。

普通把啞吧當作殘廢之一，與一足或無目等視，這是很不公平的事。啞吧的嘴既沒有殘，也沒有廢，他只是不說話罷了。《說文》云：“瘖，不能言病也。”就是照許君所說，不能言是一種病，但這並不是一種要緊的病，於嘴的大體用處沒有多大損傷。查嘴的用處大約是這幾種，（一）吃飯，（二）接吻，（三）說話。啞吧的嘴原是好好的，既不是缺少舌尖，也並不是上下唇連成一片，那麼他如要吃喝，無論番菜或是“華餐”，都可以盡量受用，決沒有半點不便，所以啞吧於個人的榮衛上毫無障礙，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接吻呢？既如上述可以自由飲啖的嘴，在這件工作當然也無問題，因為如荷蘭威耳德（VandeVelde）醫生在《圓滿的結婚》第八章所說，接吻的種種大都以香味觸三者為限，於聲別無關係，可見啞吧不說話之絕不妨事了。歸根結蒂，啞吧的所謂病還只是在“不能言”這一點上。據我看來，這實在也不關緊要。人類能言本來是多此一舉，試看兩間林林總總，一切有情，莫不自遂其生，各盡其性，何曾說一句話。古人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鵡能言，不離飛鳥。”可憐這些畜生，辛辛苦苦，學了幾句人家的口頭語，結果還是本來的鳥獸，多被聖人奚落一番，真是何苦來。從前四隻眼睛的倉頡先生無中生有地造文字，害得好心的鬼哭了一夜，我怕最初類猿人里那一匹直着喉嚨學說話的時候，說不定還着實引起了原始天尊的長嘆了呢。人生營營所為何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既於大欲無虧，別的事豈不是就可以隨便了么？中國處世哲學裏很重要的一條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啞吧者，可以說是能夠少一事的了。

語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說話不但於人無益，反而有害，即此可見。一說話，話中即含有臧否，即是危險，這個年頭兒。人不能老說“我愛你”等甜美的話，——況且仔細檢查，我愛你即含有我不愛他或不許他愛你等意思，也可以成為禍根。哲人見客寒暄，但云“今天天氣……哈哈哈！”不再加說明，良有以也，蓋天氣雖無知，唯說其好壞終不甚妥，故以一笑了之。往讀楊惲報孫會宗書，但記其“種一頃豆，落而為萁”等語，心竊好之，卻不知楊公竟因此而腰斬，猶如湖南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們以讀《落葉》（系郭沫若的，非徐志摩的《落葉》）而被槍決，同樣地不可思議。然而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不可思議的世界，其奈之何哉。幾千年來受過這種經驗的先民留下遺訓曰，“明哲保身”。幾十年來看慣這種情形的茶館貼上標語曰，“莫談國事”。吾家金人三緘其口，二千五百年來為世楷模，聲聞弗替。若啞吧者豈非今之金人歟？

常人以能言為能，但亦有因裝啞吧而得名者，並且上下古今這樣的人並不很多，即此可知啞吧之難能可貴了。第一個就是那鼎鼎大名的息夫人。她以傾國傾城的容貌，做了兩任王后，她替楚王生了兩個兒子，可是沒有對楚王說一句話。喜歡和死了的古代美人弔膀子的中國文人於是大做特做其詩，有的說她好，有的說她壞，各自發揮他們的臭美，然而息夫人的名聲也就因此大起來了。老實說，這實是婦女生活的一場悲劇，不但是一時一地一人的事情，差不多就可以說是婦女全體的運命的象徵。易卜生所作《玩物之家》一劇中女主人公娜拉說，她想不到自己竟替膜不相識的男子生了兩個子女，這正是息夫人的運命，其實也何嘗不就是資本主義下的一切婦女的運命呢。還有一位不說話的，是漢末隱士姓焦名先的便是。吾鄉金古良作《無雙譜》，把這位隱士收在裏面，還有一首贊題得好：

“孝然獨處，絕口不語，默隱以終，笑殺狐鼠。”

並且據說“以此終身，至百餘歲”，則是裝了啞吧，既成高士之名，又享長壽之福，啞吧之可讚美蓋彰彰然明矣。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現今啞吧也居然裝手勢說起話來了。不過這在黑暗中還是不能用，不能說話。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啞吧其猶行古之道也歟。

（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北平。）

三麻醉禮讚

麻醉，這是人類所獨有的文明。書上雖然說，斑鳩食桑葚則醉，或雲，貓食薄荷則醉，但這都是偶然的事，好像是人錯吃了笑菌，笑得個一塌胡塗，並不是成心去吃了好玩的。成心去找麻醉，是我們萬物之靈的一種特色，假如沒有這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了。

麻醉有種種的方法。在中國最普通的一種是抽大煙。西洋聽說也有文人愛好這件東西，一位散文家的傑作便是煙盤旁邊的回憶，另一詩人的一篇《忽不烈汗》的詩也是從芙蓉城的醉夢中得來的。中國人的抽大煙則是平民化的，並不為某一階級所專享，大家一樣地吱吱的抽吸，共享麻醉的洪福，是一件值得稱揚的事。鴉片的趣味何在，我因為沒有入過黑籍，不能知道，但總是麻蘇蘇地很有趣罷。我曾見一位煙戶，窮得可以，真不愧為鶉衣百結，但頭戴一頂瓜皮帽，前面頂邊燒成一個大窟窿，乃是沉醉時把頭屈下去在燈上燒去的，於此即可想見其陶然之狀態了。近代傳聞孫馨帥有一隊煙兵，在煙癮抽足的時候衝鋒最為得力，則已失了麻醉的意義，至少在我以為總是不足為訓的了。

中國古已有之的國粹的麻醉法，大約可以說是飲酒。劉伶的“死便埋我”，可以算是最徹底了，陶淵明的詩也總是三句不離酒，如雲，“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又雲，“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雲，“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都是很好的例。酒，我是頗喜歡的，不過曾經聲明過，殊不甚了解陶然之趣，只是亂喝一番罷了。但是在別人的確有麻醉的力量，它能引人着勝地，就是所謂童話之國土。我有兩個族叔，尤是這樣幸福的國土裏的住民。有一回冬夜，他們沉醉回來，走過一乘吾鄉所很多的石橋，哥哥剛一抬腳，棉鞋掉了，兄弟給他在地上亂摸，說道，“哥哥棉鞋有了。”用腳一踹，卻又沒有，哥哥道，“兄弟，棉鞋汪的一聲又不見了！”原來這乃是一隻黑小狗，被兄弟當作棉鞋捧了來了。我們聽了或者要笑，但他們那時神聖的樂趣我輩外人那裏能知道呢？的確，黑狗當棉鞋的世界於我們真是太遠了，我們將棉鞋當棉鞋，自己說是清醒，其實卻是極大的不幸，何為可惜十二文錢，不買一提黃湯，灌得倒醉以入此樂土乎。

信仰與夢，戀愛與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夠相信宗教或主義，能夠做夢，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質，不是人人所能獲得。戀愛要算是最好了，無論何人都有此可能，而且猶如採補求道，一舉兩得，尤為可喜，不過此事至難，第一須有對手，不比別的只要一燈一盞即可過癮，所以即使不說是奢侈，至少也總是一種費事的麻醉罷。至於失戀以至反目，事屬尋常，正如酒徒嘔吐，煙客脾泄，不足為病，所當從頭承認者也。末后說到死。死這東西，有些人以為還好，有些人以為很壞，但如當作麻醉品去看時，這似乎倒也不壞。依壁鳩魯說過，死不足怕，因為死與我輩沒有關係，我們在時尚未有死，死來時我們已沒有了。快樂派是相信原子說的，這種唯物的說法可以消除死的恐怖，但由我們看來，死又何嘗不是一種快樂，麻醉得使我們沒有，這樣樂趣恐非醇酒婦人所可比擬的罷？所難者是怎樣才能如此麻醉，快樂？這個我想是另一問題，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談論的了。

醉生夢死，這大約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罷？然而也有人不願意這樣。普通外科手術總用全身或局部的麻醉，唯偶有英雄獨破此例，如關雲長刮骨療毒，為世人所佩服，固其宜也。蓋世間所有唯辱與苦，茹苦忍辱，斯乃得度。畫廊派哲人（Stoics）之勇於自殺，自成宗派，若彼得洛紐思（Petronius）聽歌飲酒，切脈以死，雖稍貴族的，故自可喜。達拉思布耳巴（TarasBulba）長子為敵所獲，毒刑致死，臨死曰，父親，你都看見么？達拉思匿觀眾中大呼曰，“兒子，我都看見！”此則哥薩克之勇士，北方之強也。此等人對於人生細細嘗味，如啜苦酒，一點都不含胡，其堅苦卓絕蓋不可及，但是我們凡人也就無從追蹤了。話又說了回來，我們的生活恐怕還是醉生夢死最好罷。——所苦者我只會喝幾口酒，而又不能麻醉，還是清醒地都看見聽見，又無力高聲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實為無可如何者耳。

（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