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故事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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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一千一夜》,有誰不感到喜歡和嘆異的呢?我沒有能夠買理查伯頓(RichardBurton)的英譯全本,但小時候讀過倫敦紐恩士(Newnes)公司發行三先令半的插畫本《天方夜談》以及會稽金石先生的四冊漢譯本,至今還約略記得,亞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水手辛八,以及交遞傳述的那種故事形式。“當時這一本書不但在我是一種驚異,便是丟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職的老同學見了也以為得未曾有,借去傳觀,後來不知落在什麼人手裏,沒有法追尋,想來即使不失落也當看破了。”這是我那冊英譯本的末路,但也就是它的光榮。《一千一夜》在十八世紀初才進歐洲去,在文學上發生了不少影響,到中國來還沒有三十年,我卻相信它與中國文藝也有很大的關係。這當然不是說直接的影響,中國文化里本來有回教的分子,即如向來不絕如縷的浴堂的美風即其一例,所以這些故事在中國有一種聲氣相同的地方,比較研究上也很有用處。

印度的故事與中國之影響自然要更深了,只可惜還少有人注意。佛經的文章與思想在六朝以後的文學上留下很明了的痕迹,許多譬喻和本生本行的事迹原是民間故事,經佛教徒的採用而得以傳譯成華言,為中國小說之一來源,而最重要者似為《起世因本經》等所說的死後生活的思想。中國古代民間的宗教思想當然也應注重死後的生活,但不知怎地文獻上留得很少,秦漢以來的方士彷彿是為應制起見,把平民的陰間思想刪除,專講貴族的長生思想,這至少總已不是民族信仰的全體了。后出的《玉曆鈔傳》雖然時代大約頗近,卻似乎可以算作這樣信仰的一本大綱。這裏邊陰司的組織是沿用道教的帝制,但其地獄刑罰等等則以小乘佛經所說為本,所以即說中國民間思想是佛教的亦不為過。假如說大乘才是真佛教,那麼小乘的就說是婆羅門的改組派也罷,不過因此使我們更感到中國與印度的關係的密切,覺得婆羅門的印度文化的研究在中國也是很切要的了。許地山先生在所譯《孟加拉民間故事》的序文中,說明他譯述的第一個動機是“因為我對民俗學底研究很有興趣,每覺得中國有許多故事是從印度展轉流入底,多譯些印度的故事,對於研究中國民俗學必定很有幫助”,這實在是說的很對,我希望許先生能夠繼續地做這種有益的工作。

說到蒙古,我恐怕有些人會要大發其思古之幽情,因為它在元朝不但吞併了中國,還能侵略到歐洲去,所以是一件榮譽罷。在學藝的立場上看來,這些過去的恩怨我想可以不管,但總之是幾百年來拉拉扯扯地在一起,文化上必然相互地發生許多影響,就是西夏鮮卑以至三苗,都是如此,如有機緣都值得注意研究。可是蒙古雖然是我們五族之一,蒙古的研究還未興盛,蒙古語也未列入國立各大學的課程內,在這時候有柏烈偉(S.A.Polevoi)先生編譯《蒙古故事集》出版,的確不可不說是空谷足音了。柏烈偉先生研究東方語言,在北京大學俄文學系教書多年,是那位《俄國童話集》的編者歷史考古學家柏烈偉教授的族人,這回根據蒙古文俄文各本,譯成漢文,為故事集二卷,供獻於中國學術界,實在是很有意義的事。蒙古民族自有他自己的特色,與漢族頗有不同,他的故事雖然沒有那麼濃厚華麗,似乎比較與天方相近,而且有些交遞傳述的形式也很有《一千一夜》的遺意,這是中國故事裏所少見的。我們雖不能相信,如齋耳茲(H.A.Giles)教授在《中國文學史》上所說,中國章回小說的發達全是受元朝傳來的中央亞細亞說書的影響,這些說故事的方法與情狀,離開了故事的內容來看,也總是很好的比較的資料。將來有人能夠把滿洲西藏以至苗族的故事傳說編譯出來,那時中國民俗學的研究當大有進步,但是論功行賞,還是柏烈偉先生之揭竿而起應當算是第一功也。

以上是些外行地談學問的廢話,老實說,我還是對於裏邊的故事可以誠實地批評一句:這是很好的故事,讀了很好玩,謹介紹給中國的老小的朋友。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一日,於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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