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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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詩歌

小泉八雲(LafcadioHearn)著的InGhostlyJapan中,有一篇講日本詩歌的文,說道,——

“詩歌在日本同空氣一樣的普遍。無論什麼人都感着,都能讀能作。不但如此,到處還耳朵里都聽見,眼睛裏都看見。耳里聽見,便是凡有工作的地方,就有歌聲。田野的耕作,街市的勞動,都合著歌的節奏一同做。倘說歌是蟬的一生的表現,我們也彷彿可以說歌是這國民的一生的表現。眼裏看見,便是裝飾的一種;用支那或日本文字寫的刻的東西,到處都能看見:各種傢具上幾乎無一不是詩歌。日本或有無花木的小村,卻決沒有一個小村,眼裏看不見詩歌;有窮苦的人家,就是請求或是情願出錢也得不到一杯好茶的地方,但我相信決難尋到一家裏面沒有一個人能作歌的人家。”

芳賀矢一著的《國民性十論》第四章里,也有一節說,——“在全世界上,同日本這樣,國民全體都有詩人氣的國,恐怕沒有了。無論什麼人都有歌心(Utagokoro),現在日本作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每年宮內省即內務府進呈的應募的歌總有幾萬首。不作歌的,也作俳句。無論怎樣偏僻鄉村裡,也有俳句的宗匠。菜店魚店不必說了,便是開當鋪的,放債的人也來出手。到處神社裏的扁額上,都列着小詩人的名字。因為詩短易作,所以就是作的不好,大家也不妨試作幾首,在看花游山的時候,可以助興。”

這詩歌的空氣的普遍,確是日本的一種特色。推究他的原因,大約只是兩端。第一,是風土人情的關係。日本國民天生有一種藝術的感受性,對於天物之美,別能領會,引起優美的感情。如用形色表現,便成種種美術及工業的作品,多極幽雅纖麗;如用言語表現,便成種種詩歌。就在平常家庭裝飾,一花一石,或食用事物,一名一字,也有一種風趣,這是極普通易見的事。第二,是言語的關係。日本語原是複音的言語,但用“假名”寫了,即規定了一字一音,子母各一合併而成,聯讀起來,很是質樸,卻又和諧。每字都用母音結尾,每音又別無長短的區別,所以叶韻及平仄的規則,無從成立,只要順了自然的節調,將二三及三四兩類字音排列起來,便是詩歌的體式了。日本詩歌的規則,但有“音數的限制”一條;這個音數又以五七調為基本,所以極為簡單。從前有人疑心這是從漢詩五七言變化而出的,但英國亞斯頓(W.G.Aston)著《日本文學史》,以為沒有憑據,中根淑在《歌謠字數考》裏更決定說是由於日本語的性質而來的了。以上所謂原因,第一種是詩思的深廣,第二種是詩體的簡易;二者相合,便造成上面所說的詩歌普遍的事實。

日本各種的詩歌,普通只稱作歌(Uta);明治初年興了新體詩,雖然頗與古代的長歌相似,卻別定名曰詩。現在所說,只在這詩的範圍以內。日本古時雖有長歌旋頭歌片歌連歌諸種形式,流行於後世的只有短歌及俳句川柳這三種了。

長歌用五七的音數,重疊下去,末後用五七七結束,沒有一定的句數;短歌只用五七五七七,總共五句三十一音合成,所以加一短字,以示區別。旋頭歌用五七七的兩行,合作一首;這十九音的一行,分立起來,便是片歌,但古代多用於問答,獨立的時候很少,所以還是旋頭歌的聯句罷了。連歌便是短歌的聯句,大抵以百句五十句或三十六句為一篇。以上各種歌形,從前雖然通行,後來都已衰歇,所以短歌便成了日本唯一的歌,稱作和歌(Waka或Yamatouta即大和歌),或單稱作歌。

短詩形的興盛,在日本文學上,是極有意義的事。日本語很是質樸和諧,做成詩歌,每每優美有餘,剛健不足;篇幅長了,便不免有單調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為貴。旋頭歌只用得三十八音,但兩排對立,終不及短歌的遒勁,也就不能流行。後起的十七字詩——俳句川柳,——比短歌更短,他的流行也就更廣了。

詩形既短,內容不能不簡略,但思想也就不得不求含蓄。三十一音的短詩,不能同中國一樣的一音一義,成三十一個有意義的字;這三十一音大抵只能當得十個漢字,如俳句的十七音,不過六七個漢字罷了。用十個以內的字,要抒情敘景,倘是直說,開口便完,所以不能不講文學上的經濟;正如世間評論希臘的著作,“將最好的字放在最好的地位”,只將要點捉住,利用聯想,暗示這種情景。小泉氏論中有一節說道,——

“日本詩歌的美術上的普通原則,正與日本繪畫的原則符合。作短詩的人,用了精選的少數單語,正同畫師的少數筆畫一樣,能夠構成小詩,引起人的一種感情氣分。詩人或畫師,能夠達這目的,全憑着暗示的力量。……倘作短歌,想求言詞的完備,便不免失敗。詩歌的目的,並不在滿足人的想像力,單在去刺激他,使他自己活動。所以‘說盡’(Ittakiri)這一句話,便是批評毫無餘蘊的拙作的字樣。最好的短詩,能令人感到言外之意,直沁到心裏去,正如寺鐘的一擊,使縷縷的幽玄的餘韻,在聽者心中永續的波動。”

有人說這含蓄一端,系受漢字的影響,其實是不然的。日本雖然間用漢字,也是訓讀居多,至於詩歌裏邊,幾乎沒有音讀的漢字。而且漢字與日本語,只是音的單復的不同,意義上並無什麼差別:譬如中國的“鶯”,就是日本語的Uguisu,音數不同,卻同是指一隻黃鶯;在單音的“鶯”字裏面,不見得比複音的Uguisu含蓄更多的意義。若說詩歌上的運用,Uguisu一語佔了一句的大部分,不能多加許多屬詞,所以有讀者想像的餘地;不比五言中的一個鶯字,尚可加上四個字去,易有說盡的弊病。總之這含蓄是在着想措詞上面,與音的多少並不相干。日本詩歌的思想上,或者受着各種外來的影響;至於那短小的詩形與含蓄的表現法,全然由於言語的特性,自然成就,與漢字沒有什麼關係。

若說日本與中國的詩異同如何,那可以說是異多而同少。這個原因,大抵便在形式的關係上。第一,日本的詩歌只有一兩行,沒有若干韻的長篇,可以敘整段的事,所以如《長恨歌》這類的詩,全然沒有;但他雖不適於敘事,若要描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卻很擅長。第二,一首歌中用字不多,所以務求簡潔精鍊,容不下故典詞藻夾在中間,如《長恨歌》裏的“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這樣的句子,也決沒有。絕句中的“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略像一首詠冬季的俳句,可是孤獨等字連續的用,有了說盡的嫌忌。“漠漠水田飛白鷺”,可以算得極相近了,差不多是一幅完全的俳句的意境。但在中國這七個字算不得一首詩,因為意境雖好,七個單音太迫促了,不能將這印象深深印入人的腦里,又展發開去,造成一個如畫的詩境,所以只當作一首里的一部分,彷彿大幅山水畫的一角小景,作為點綴的東西。日本的歌,譬如用同一的意境,卻將水田白鷺作中心,暗示一種情景,成為完全獨立的短詩:這是從言語與詩形上來的特色,與中國大不相同的地方。凡是詩歌,皆不易譯,日本的尤甚:如將他譯成兩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鳩摩羅什說同嚼飯哺人一樣;就是只用散文說明大意,也正如將荔枝榨了汁吃,香味已變,但此外別無適當的方法,所以我們引用的歌,只能暫用此法解釋了。

日本最古的歌,有《古事記》中須佐之男命的一首短歌,但他還是神話時代的人,《古事記》作於奈良朝(640-780A.D.),只是依照古來的傳說錄下,原不能據為典要;若在歷史時代,神武天皇(650B.C.)的著作,要算最早了。奈良朝的末葉,大伴家持編了一部《萬葉集》,凡二十卷,所收長歌短歌旋頭歌共四千五百首,為日本第一的歌集。以後每朝皆有敕選的歌集,加上私家的專集,其數甚多。德川末期(1800-1850)香川景樹排斥舊說,主張性靈,創桂園派;但到了末流,漸漸落了窠臼,專重形式,失了詩歌的生命。明治二十五年(1892)落合直文組織淺香社,發起一種革新運動,後來就以他的別號為名,稱作荻之舍派。從這派出來的有與謝野寬及晶子,尾上柴舟,金子薰園各家,都是著名的歌人,現代的新派和歌,大抵皆從這幾派出來的。

新派的歌與舊派的區別,並不在形式上面:這兩派一樣的用三十一音的文字,用文章語的文法。但新派的特色,是在注重實感,不偏重技巧這一件事。與謝野晶子說明這實感的條件,共有五項,便是真實,特殊,清新,幽雅及美。倘是很平凡浮淺的思想,外面披上詩歌形式的衣裳,那便是沒有實質的東西,別無足取。如將這兩首歌比較起來,便可以看出高下。

(1)樵夫踏壞的山溪上的朽木的橋上,有螢火飛着。

香川景樹

(2)心裏懷念着人,見了澤上的螢火也疑是從自己身里出來的夢遊的魂。

和泉式部

第一首隻是平凡無聊的事,第二首描寫一種特殊的情緒,就能感動別人:同是詠螢的歌,卻大不相同。香川是十九世紀上半的人,又曾經開創新派,不經意時便作出這樣的歌來;和泉式部是八百年前的婦人,上邊所舉的一首歌,因為著想真實,所以便勝數籌。因此可以知道,歌的新舊,重在這表現實感上,生出分別,並不專指時代的早晚。不過同一時代的人,在同一的空氣中,自然思想感情也有同一的趨向,成了一種風氣,便說是派別。若是着想平庸,漸漸流入形式的一路,那就成了舊派,雖然不必墨守那一家的成規,也自然失其獨立的價值了。

新派歌人的著作,原是十人十色,各有不同。但是感覺銳敏,情思豐富,表現真摯,同有現代的特性。今將現代的歌抄錄幾首譯解於下,——

(3)Noroiutakakikasanetaruhogotorite,kurokikochoosaenurukana!

拿了咒詛的歌稿,按住了黑色的蝴蝶。

與謝野晶子

關於這一首歌,著者自己的說明是,“我憎惡陰鬱的家庭;我憎惡逼迫我的俗惡的群眾。我的心裏充滿了咒詛的氣分。現在見了一隻黑的蝴蝶飛來,便覺得這蝶也可惡,用了傍邊放着的歌稿將他按住。這稿就是近來所作充滿了咒詛的歌的草稿。”此處特錄原文表示本來的形式以下均從略

(4)比遠方的人聲,更是渺茫的那綠草里的牽牛花。

前人

這一首里將遠方聽不清楚的人聲,比淡淡的顏色,視覺與聽覺混雜,便是現代文學上所常見的“官能的交錯”。

(5)秋天來了,拾在手裏的石子,也覺得有遠的生命一般。

前人

(6)卧在新的稻草上,恍然聞着故鄉門前田裏的水的香味。

與謝野寬

(7)晚間秋風吹着,正如老父敲我的肩一樣。

田村黃昏

這是形容秋風的微弱和孤寂。

(8)出了後門的紙障,在黑暗的路上漸漸消滅的覆盆子的聲音。

前人

覆盆子實系酸漿,結實同紐扣一樣大,民間婦女采來將他的肉擠去,只剩一個空殼,放在口內輕咬,使空氣進出,吱吱的作聲,當作遊戲。

(9)不必憂傷,倒出酒來,將來便把酒蓋我的遺骸。

前人

這歌寫出現代人的心裏的悲哀,想借了歡樂逃避悲痛,成了一種厭世的樂天,歌里就寄寓這種感想。

(10)宛然是避去的人一般,燕子在門前的河上,不觸着水面,輕輕的掠過。

三島葭子

(11)終日撞窗上玻璃的蜜蜂,正如我徒然的為了你煩惱。

藤岡長和

以上所舉幾首的歌(3-11),都是有現代的特性的著作。日本藝術家的感受性向來比中國更為銳敏,近時受了西洋的影響,更有變化了。小泉氏在所著ExoticsandRetrospective中論日本詠蛙的詩歌的一篇文章里,說及這一件事道,——

“我突然想到一件奇事,便是在我讀過的幾千首詩歌中間,沒有一首說及觸覺方面的。色香聲音的感覺,很細密巧妙的表現在詩歌上;味覺便不大說及,觸覺則全然付之不顧了。我想這對於觸覺的沉默或是冷淡的理由,大約當在這民族的特殊氣質或是心的習慣里去尋求,才可了解。不過這個問題,還不能決定。日本民族歷代吃粗食過活,又如握手擁抱接吻及其他肉體上表白愛情的事,與遠東人的性格都不甚相合,因此頗要疑心日本人的味覺與觸覺的發達,比歐洲人更為遲鈍。但對於這假設,也有許多反證,如手工上觸覺的發達,便是一例。”

這所說的理由如何,是別一問題,但在事實上,古來說及觸覺的詩歌,原極缺乏。到了現在,文藝思想既已根本的革新,從前當作偶爾寄興的和歌,變了生命表現的文學,對於官能的感覺便沒有沉默迴避的態度;如上文(7)即是觸覺的印象的詩,在官能派的歌人里,此類著作自然更多了。

俳句(Haiku)是二百年來新興的一種短詩。古時有俳諧連歌,用連歌的體裁,將短歌的三十一音,分作五七五及七七兩節,歌人各做一節,聯續下去;但其中含着詼諧的意思,所以加上俳諧兩個字。後來覺得一首連歌中間,只要發句(即五七五的第一節)也可以獨立,便將七七這一節刪去,這便叫作發句(Hokku),但現在普通總叫他為俳句了。這時候十七音的短詩,雖已成立,可是沒有特別的詩歌的生命,不過用幾個音義雙關的字,放在中間,造成一種詼諧的詩罷了。但風氣流行,也自成一派,出了許多“俳諧師”開門授徒,藉此作個生計。元祿年間(十八世紀上半)俳諧師松尾芭蕉忽能悟徹,棄了舊派的言詞的遊戲,興起一味閑寂趣味的詩風,便立定了文學上的俳句的基本。一日晚間聽見庭中草地里的蝦蟆,跳到池內去的水聲,便成了一句俳句,——

(12)Furuike-yakawzutobikomumizu-nooto.

古池呀,——青蛙跳入水裏的聲音。

這句詩在後世便大有名,幾乎無人不知;這並不因其中有什麼奧妙,不過直寫實情實景,暗示一種特殊的意境,現出俳句的特色,在俳句史上很有意義。以後這芭蕉派便佔了全勝,定為俳句的正宗。二百年中也有過幾次停頓時候,經了天明時代(十八世紀末)的與謝蕪村同明治時代(十九世紀末)的正岡子規兩次的改革,又興盛起來,現在的俳句差不多全是根岸派(即子規的一派)的統系,雖然別有幾種新派,卻還不能得到什麼勢力。

俳句有兩種特別的規定:第一,是季題。季題便是四季的物色和人事;俳句每首必有一個季題,如春水秋風種蒔接木之類。所以凡有俳句,都可歸類分作春夏秋冬四部;將所詠的季題彙集,便成一部俳諧歲時記。短歌雖然也多詠物色,但不是一定如此,四季之外,還有戀,羈旅,無常幾部可分。所以根岸派俳人所定俳句的界說,是——詠景色的十七字的文學。

第二是切字(Kireji)。切字原只是一種表詠嘆的助詞,短歌中也有之,但在俳句尤為重要,每句必有;常用的只有Kana與Nari及Keri三個字,他的意義大約與“哉”相似。有時句中如不見切字,那便算作省略,無形中仍然存在。

芭蕉提倡閑寂趣味,首創蕉風的俳句;蕪村是一個畫人,所以作句也多畫意,比較的更為鮮艷;子規受了自然主義時代的影響,主張寫生,偏重客觀。表面上的傾向,雖似不同,但實寫情景這個目的,總是一樣。現在略將各人的俳句,抄出幾首,解釋於下,——

(13)下時雨初,猿猴也好像想着小蓑衣的樣子。

松尾芭蕉

(14)望着十五夜的明月,終夜只繞着池走。

前人

(15)黃菊白菊,其餘的沒有名字也罷。

服部嵐雪

(16)菜花〔在中〕,東邊是日,西邊是月。括弧中字系原本所無

與謝蕪村

(17)秋風——,芙蓉花底下,尋出了雞雛。

太島蓼太

(18)木盆里養着小鴨,還有幾株錢葵。

正岡子規

以上諸作,各有美妙的意趣;但一經譯解,便全失了,所以不能多舉。尚有一兩個特殊的俳句,如:

(19)吊瓶被朝顏花纏住了,只得去乞井水。

加賀千代女

這女詩人的句,語既平易,感情又很柔美,所以婦孺皆知,已成了俗語。又有小林一茶生在蕪村之後,卻無派別,自成一家,後人稱他作俳句界中的彗星,他善用俗語入詩,又用詼諧的筆寫真摯的情,所以非常巧妙,又含有人情味,自有不可及的地方。如這幾句,便可以見,——

(20)Yasegaeru,makeruna,Issakoreniari!

瘦蝦蟆,不要敗退,一茶在這裏!

小林一茶

(21)這是我歸宿的住家么?雪五尺。

前人

(22)小黃雀,迴避——,馬來了。此系托黃雀詠貧民的詩。

前人

(23)秋風呀,——從撕剩的紅花,〔拿來作供〕。

前人

案原題“聰女三十五日墓”,蓋其幼女死後三十五日,掃墓時之作。

日本俳人通稱俳句為寫景的文學,但如一茶的句,已多有主觀的情緒,那些景物,不過作個陪襯。即如:

(24)短夜呀,——伽羅的香味,反引起了哀愁。

高井幾堇

原題Kinuginu,便是離別的早晨的意思。這句雖然詠事,實是抒情;所以這限定俳句為寫景敘事,也不能甚確。近來有“新傾向句”便不必一定詠季題,又字音上也可伸縮;雖有人說他不成俳句,現在勢力還不甚大,也是一種頗有意義的運動。但這十七音的詩形,究竟太短,不能十分表現個人的主觀,所以也就不能成為表現個人感情的器具;因此抒情一事,恐不免為短歌及新詩所攬去,俳句仍然只能守着寫景敘事的範圍,也未可知。這原可說是俳句的長處,但也不免是他短處之一了。

川柳(Senriu)的詩形,與俳句一樣,但沒有季題與切字這些規則。當時流行雜俳,彷彿俳諧連歌,有種種的門類。川柳起源,出於“前句附”,也是雜俳的一種。後來略去前句,單將附加的一句留下,成了獨立的詩句。柄井川柳最有名,所以就將他的名字拿來作為詩的名稱。他編有《柳樽》六十餘卷,有名於世。短歌俳句都用文言,(一茶等運用俗語,乃是例外,)川柳則用俗語,專詠人情風俗,加以譏刺。他的流行很廣,但是正如愛爾蘭人謨爾(G.Moore)所說,民間的文學,多是反動的;所以川柳的思想,也多是尊重傳統,反對新潮,不能與現代新興文藝,同一步調,但描寫人情,多極微妙,譏刺銳利,還有江戶子的餘風,也是很有趣味的詩。只因與風俗相關甚密,別國的人看了,不甚能領會,所以現在也不引用了。

日本民間的詩歌,還有俗曲一類,內中所包甚廣,凡不合音樂的歌曲,都在其內,以盆踴歌,端唄都都逸為最重要。這一類短的民謠,大抵四句二十六音,普通稱作小唄。最古的有《隆達百首》,為慶長年間僧隆達所撰,《諸國盆踴唱歌》及《山家蟲鳥歌》也很有名。這種歌謠,自古代流傳,現在尚留人口者,固是極多,隨時由遍地的無名詩人撰作,遠近傳唱者,尤為不少。這真可算得詩歌空氣的普通,比菜店魚店的俳句川柳,尤為自然,可以見國民普遍的感情。但這事又是別一個題目,須得將來另行介紹了。

日本文學中既有短歌俳句川柳這幾種詩形,民謠中又有幾種,可以算得頗多了;明治時代新興了新體詩,仍以五七調為本,自由變化,成了各種體裁;又因歐洲思想的影響,發生幾種主義的派別,因此詩歌愈加興盛了。新體詩的長處,是表現自由,可以補短詩形的缺陷。以前詩有文語兩種,現在漸漸口語詩得了勢,文章體的詩已少見了。這詩歌兩種雖形式有異,卻并行不悖,因詩人依了他的感興,可以揀擇適於表現他思想的詩形,拿來應用,不至有牽強的弊。譬如得了一種可以作歌的感興,做成短歌,固很適合;倘使這思想較為複雜,三十一個字中放不入,那便作成詩,自然更為得宜。與謝野晶子的幾種歌話中論及詩歌,便是這樣說法,不以短歌為唯一表現實感的文學,我以為很是切當。

這一篇稿子還是兩年前的舊作,這回拿去付印,本要稍加修正,並多加幾篇譯歌,適值生病,不能如願,所以仍照本來的形式發表了。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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