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迅之二

·關於魯迅之二·

我為《宇宙風》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後便擬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誌社的囑託都一律謝絕了，因為我覺得多寫有點近乎投機學時髦，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事實，並不是普通《宦鄉要則》裏的那些祝文祭文。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卻也沒價值，因為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迹，不足以滿足觀眾的慾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人”去看，不是當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這才有點用處，若是神則所需要者自然別有神話與其神學在也。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為我在那裏邊曾經提及，卻沒有敘述。這也成為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至辛丑（一九〇一）在南京為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在東京及仙台為中期，自丙午至己酉（一九〇九）又在東京為後期。這裏我所要說的只是後期，因為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台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只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於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后，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二三十種罷。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還有一篇囂俄（VictorHugo）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麼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同陳獨秀在國民日日新聞上譯登《慘世界》，於是一時囂俄成為我們的愛讀書，搜來些英日文譯本來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只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只是不看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麼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以說是屬於為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丙午年夏天豫才在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校里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清楚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么。又有人（彷彿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有什麼用處？答雲，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述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了，確實的人數裏有一位許季黻（壽裳），聽說還有袁文藪，但他往西洋去后就沒有通信。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曾根據安特路朗（AndrewLang）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雜誌的原稿紙卻還有好些存在。

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畫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賣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於後者。結果經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云：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個年頭，民國九年春天上海群益書社願意重印，加了一篇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寫的，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這裏：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裏可以附註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印了一千本，第二冊只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鴻林）代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畫甚為贊成，願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一家綢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黻也。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即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LeonidAndrejev）作二篇，伽爾洵（V.Garshin）作一篇，系豫才根據德文本所譯。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來夫，我所能懂而喜歡者只有短篇《齒痛》（“BenTobit”），《七個絞死的人》與《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懺悔》二書耳。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甚發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搜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板，我們便忙着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加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為主，其次是丹麥瑙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義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買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茀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闌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托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賬起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卻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麼AusFremden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評荷蘭凡藹覃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耳孟托夫（M.Lermontov）的《當代英雄》，契訶夫（A.Tchekhov）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V.Korolenko），後來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里（N.Gogol），《死靈魂》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H.Sienkiewicz），《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后亦譯出，又《得勝的巴耳得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迹，這是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此蓋為不懂幽默而亂罵亂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正傳》第一章的那樣纏夾亦有理由，蓋意在諷刺歷史癖與考據癖，但此本無甚惡意，與《故事新編》中的《治水》有異。）捷克有納盧陀（Neruda），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Piv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加利則有詩人裴彖飛（PetSandor），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擺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彖飛為之繼，甚致讚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曰“絞手之繩”，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隻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味。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沉重處乃自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會，德國則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圖斯忒拉如是說》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吧。尼采之進化論的倫理觀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冊英譯本也擱在書箱裏多年沒有拿出來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丁未年（一九〇七）同了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季黻，陳子英（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鑄，后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后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於上海），共六人，教師名孔特夫人（MariaKonde），居於神田，蓋以革命逃至日本者。未几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將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暫時支撐，卒因財力不繼而散。戊申年（一九〇八）從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季黻，錢均甫（家治），朱逷先（希祖），錢德潛（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恐印刷為難，始將這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卻並不細小，如寫鳥字下面必只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討嫌，即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復古全無關係，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復古之無謂，蓋一般復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穿深衣寫篆字的復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也。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他也沒有入光復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為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畫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為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雲，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雲是“龍頭”。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復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並不在意義，這裏也只是報告這麼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里所記是丙午至己酉這四五年間的事，在魯迅一生中屬於早年而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只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於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為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於此乎。

（念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

為行文便利起見，除特別表示敬禮者外，人名一律稱姓字，不別加敬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