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學的前途

漢文學的前途

今天所談的是中國新文學之將來，題目卻是漢文學，這裏須稍有說明。我意想中的中國文學，無論用白話那一體，總都是用漢字所寫，這就是漢文，所以這樣說，假如不用漢字而用別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羅馬字也好，反正那是別一件東西了，不在我所說的範圍以內。因為我覺得用漢字所寫的文字總多少接受着漢文學的傳統，這也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字寫下去，與這傳統便漸有遠離的可能了。

漢文學的傳統是什麼，這個問題一時也答不上來，現在只就我感到的一部分來一說，這就是對於人生的特殊態度。中國思想向來很注重人事，連道家也如是，儒家尤為明顯，世上所稱中國人的實際主義即是從這裏出來的。孔孟的話不必多引了，我們只抄《孟子·離婁》裏的一節話來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我想這禹稷精神當是中國思想的根本，孔孟也從此中出來，讀書人自然更不必說了。在詩歌里自《詩經》《離騷》以至杜甫，一直成為主潮，散文上更為明顯，以致後來文以載道的主張發生了流弊，其形勢可想而知。這如換一句話說，就可以叫作為人生的藝術，但是他雖執着人生，卻不偏向到那一極端去，這是特別的一點。在自家內有道家與法家左右這兩派，在外邊又有佛教與基督教這兩派，他在中間應酬了這兩千年，並未發生什麼動搖，可知其根本是很深穩的了。其特色平常稱之曰中庸，實在也可以說就是不徹底，而不徹底卻也不失為一種人生觀，而且這也並不是很容易辦的事。大抵這完全是從經驗中出來的，道家的前輩經驗太深了，覺得世事無可為，法家的後生又太淺了，覺得大有可為，儒家卻似經過憂患的壯年，他知道這人生不太可樂，也不是可以拋卻不管了事的，只好儘力的去幹了看，這即是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道家與佛教，法家與基督教，各站在一極端，自有他的理想，不是全便是無，儒家不能那樣決絕，生活雖難，覺得不必絕粒餓死，也難望辟穀長生，餘下的一條路還只是努力求生，如禹稷者即其代表，迨生盡死至，亦便溘然，以個人意見言之，正復恰合於生物之道者歟。

中國民族的這種人生觀，在漢文學上可以說是倫理的傳統，我看一直佔着勢力，不曾有什麼變動。這是一個很好的木本水源，從這裏可以長發出健全的藝術以及生活來，將來的文學自必沿着這道路前進，但是要緊的一點是在強固地立定基礎之外，還要求其更切實的廣化。中國的倫理根本在於做人，關於這個說明，孔子曰，仁者人也。近世焦理堂云：

“先君子嘗曰，人生不過飲食男女，非飲食無以生，非男女無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貨好色之說盡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學《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聖人不易。”這一節說得極好，當作生活南針的確已是十分好了，但是在學術藝文發展上，對於人其物的認識更是必要，而這在中國似正甚缺少。本來所謂人的發見在世界也還是近代的事，其先只是與神學思想的對立，及生物學人類學日益發達，人類文化的歷史遂以大明，於是人的自覺才算約略成就。又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固是千古名言，確實足為中國固有思想的代表，唯此但為政治道德之大綱，而其目或尚有未備。《莊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這裏嘉孺子而哀婦人一句話，恰補充得很好，此固是仁民所有事，但值得特別提出來說，這與現代的兒童研究和婦女問題正拉得上，我想在將來中國的道德政治，學術文藝上，這該有重大的地位，希望中國文化人肯於此予以注意。過去多少年間中國似乎過分的輸入外國思想，以致有類似流弊的現象發生，但稍為仔細考察，其輸入並未能及日本前例之三分一，且又未能充分消化吸收，所謂流弊乃即起因於此，蓋不消化亦會中毒也。吾人吸收外國思想固極應慎重，以免統系迥殊的異分子之侵入，破壞固有的組織，但如本來已是世界共有的文化與知識，唯以自己的怠惰而落伍，未克取得此公產之一部分，則正應努力趕上獲得，始不忝為文明國民，通今與復古正有互相維繫之處。中國固有思想重人事，重民生，其發現於哲學文藝上者已至顯明，今後則尚期其深化，於實際的利用厚生之上更進而為人間之發見與了解，次又由不敖無告之精神，益廣大化，念及於孺子婦人，此亦是一種新的發見與了解也。由此觀之，將來新文學之偉大發展，其根基於中國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於世界的新興學問之培養者亦半，如或不然，雖日日閉戶讀《離騷》，即有佳作亦是楚辭之不肖子，沒有現代的意味。在現今的中國，希望將近世生物人類兒童婦女各部門的學者學說全介紹進來，這件事顯見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文化界至少不可不有這麼一種空氣，至少有志於文學工作不可不有此一點常識，簡單的一句話，也只是說文學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事，須得出至人生的十字街頭罷了。中國新文學不能孤立的生長，這裏必要思想的分子，有自己的特性而又與世界相流通，此即不是單講詩文的所能包辦，後來的學子所當自勉而不必多讓者也。於今不必多徵引外國舊事以為左證，但聞近時有日本文學批評家推舉本國文人，以夏目漱石，森鷗外，長谷川二葉亭三氏為代表，以其曾經世界文藝之磨鍊，此言大有見解，中國文人正大可作為參考也。

在《論語》裏孔子曾說過這樣的話，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這兩句話的意思極是，卻也很平常，不必引經據典的說，一般人也都會贊成，認為寫文章的正當規律，現在卻這樣鄭重的徵引者，別無什麼重要緣故，實只是表明其有長久的傳統而已。從前我偶講中國文學的變遷，說這裏有言志載道兩派，互為消長，後來覺得志與道的區分不易明顯劃定，遂加以說明雲，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現在想起來，還不如直截了當的以誠與不誠分別，更為明了。本來文章中原只是思想感情兩種分子，混合而成，個人所特別真切感到的事，愈是真切也就愈見得是人生共同的，到了這裏志與道便無可分了，所可分別的只有誠與不誠一點，即是一個真切的感到，一個是學舌而已。如若有誠，載道與言志同物，又以中國思想偏重入世，無論言志載道皆希望於世有用，此種主張似亦相當的有理。顧亭林著《日知錄》卷十九有文須有益於天下一則，其文曰：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又文集卷四《與人書二》中云：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顧君的正統思想鄙人深所不取，但這裏所說文須有益於天下，卻說的不錯，蓋中國人如本其真誠為文，結果自然多是憂生憫亂之情，即使貌若閑適，詞近靡麗，而其宗旨則一，是即是有益於世，謂之明道殆無不可矣。孔子刪述六經未為定論，不敢率爾附和，但如雲古來賢哲述作，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則鄙人亦甚同意，且覺得此比喻下得極妙，安特勒也夫曾雲，文學的偉大工作在於消除人間所有種種的界限與距離，案是即仁人之用心，正可為顧君之言作為證明。由是言之，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苟出於此種用心，其文學的價值亦仍重大，未可妄意軒輊，唯剿襲諛佞，自是有損無益，其故正由於不誠耳，若注蟲魚命草木乃是學者所有事，與立言固自無關也。統觀中國文學的變遷，最大的毛病在於摹仿，剿說雷同，以至說誑欺人，文風乃以墮地，故鏡情偽一事，誠如顧君所言，至為重要。《日知錄》中曾論之曰：

“黍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為言者，偽也。”此論本為錢謙益而發，但語甚有理，讀中國古文學者固可以此為參考，即在將來為新文學運動者讀之亦未為無益也。

再從誠說到達，這裏的話就只有簡單的幾句。寫文章的目的是要將自己的意思傳達給別人知道，那麼怎麼儘力把意思達出來自然是最要緊的一件事，達意達得好的即是好文章，否則意思雖好而文章達不出，誰能夠知道他的好處呢。這些理由很是簡單，不必多贅，只在這裏將我的私見略述一二點。其一，我覺得各種文體大抵各有用處，駢文也是一種特殊工具，自有其達意之用，但是如為某一文體所拘束，如世間認定一派專門仿造者，有如削足適履，不能行路，無有是處。其二，白話文之興起完全由於達意的要求，並無什麼深奧的理由。因為時代改變，事物與思想愈益複雜，原有文句不足應用，需要一新的文體，乃始可以傳達新的意思，其結果即為白話文，或曰語體文，實則只是一種新式漢文，亦可雲今文，與古文相對而非相反，其與唐宋文之距離，或尚不及唐宋文與《尚書》之距離相去之遠也。這樣說來，中國新文學為求達起見利用語體文，殆毫無疑問，至其採用所謂古文與白話等的分子，如何配合，此則完全由作家個人自由規定，但有唯一的限制，即用漢字寫成者是也。如由各個人的立場看去，漢字漢文或者頗有不便利處，但為國家民族着想，此不但於時間空間上有甚大的連絡維繫之力，且在東亞文化圈內亦為不可少的中介，吾人對於此重大問題，以後還須加以注意。

我想談漢文學的前途，稿紙寫了七張，仍是不能得要領。這原來是沒法談的問題。前途當然是有的，只要有人去做。有如一片荒野，本沒有路，但如有人開始走了，路就出來了，荒野盡頭是大河，有人跳下去游泳，就渡了過去，隨後可以有渡船，有橋了。中國文學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國人。中國人的前途—這是又一問題。現在只就文學來談，我記起古時一句老話，士先器識而後文章，我覺得中國文人將來至少須得有器識，那麼可以去給我們尋出光明的前途來。我想這希望不會顯得太奢罷。

附記：

民國二十九年冬曾寫一文曰“漢文學的傳統”，現今所說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讀者之意，今說明一句，言論之新舊好歹不足道，實在只是以中國人立場說話耳。太平時代大家興高采烈，多發為高論，只要於理為可，即於事未能，亦並不妨，但不幸而值禍亂，則感想議論亦近平實，大抵以國家民族之安危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談，亦是當然也。中國民族被稱為一盤散沙，自他均無異辭，但民族間自有系維存在，反不似歐人之易於分裂，此在平日視之或無甚足取，唯亂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們繙史書，永樂定都北京，安之若故鄉，數百年燕雲舊俗了不為梗，又看報章雜誌之記事照相，東至寧古塔，西至烏魯木齊，市街住宅種種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瑣末事項有出於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覽者不禁苦笑。反覆一想，此是何物在時間空間中有如是維繫之力，思想文字語言禮俗，如此而已。漢字漢語，其來已遠，近更有語體文，以漢字寫國語，義務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結果，現今青年以漢字寫文章者，無論地理上距離間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卻均相通，這一件小事實有很重大的意義。舊派的人，嘆息語體文流行，古文漸衰微了，新派又覺得還不夠白話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滿意，但據我看來，這在文章上正可適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國民思想感情的連絡與一致，我們固不必要褒揚新文學運動之發起人，唯其成績在民國政治上實較文學上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認。以後有志於文學的人亦應認明此點，把握漢文學的統一性，對於民族與文學同樣的有所儘力，必先能樹立了國民文學的根基，乃可以大東亞文學之一員而參加活動，此自明之事實也。關於文人自肅，亦屬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於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從略。民國癸未七月二十日記。

（《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