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廬詩草

人境廬詩草

黃公度是我所尊重的一個人。但是我佩服他的見識與思想，而文學尚在其次，所以在著作里我看重《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志》，其次乃是《人境廬詩草》。老實不客氣的說，這其實還有點愛屋及烏的意思，我收藏此集就因為是人境廬著作之故，若以詩論不佞豈能懂乎。我於詩這一道是外行，此其一。我又覺得舊詩是沒有新生命的。他是已經長成了的東西，自有他的姿色與性情，雖然不能盡一切的美，但其自己的美可以說是大抵完成了。舊詩里大有佳作，我也是承認的，我們可以賞識以至禮讚，卻是不必想去班門弄斧。要做本無什麼不可，第一賢明的方法恐怕還只有模仿，精時也可亂真，雖然本來是假古董。若是託詞於舊皮袋盛新蒲桃酒，想用舊格調去寫新思想，那總是徒勞。這只是個人的偏見，未敢拿了出來評騭古今，不過我總不相信舊詩可以變新，於是對於新時代的舊詩就不感到多大興趣，此其二。有這些原因，我看人境廬詩還是以人為重，有時覺得裏邊可以窺見作者的人與時代，也頗欣然，並不怎麼注重在詩句的用典或鍊字上，此誠非正宗的讀詩法，但是舊性難改，無可如何，對於新舊兩派之人境廬詩的論爭亦愧不能有左右袒也。

那麼，我為什麼寫這篇文章的呢？我這裏所想談的並不是文學上的詩，而只是文字上的詩，換一句話來說，不是文學批評而是考訂方面的事情。我因收集黃公度的著作，《人境廬詩草》自然也在其內，得到幾種本子，覺得略有可以談談的地方，所以發心寫此小文，—其實我於此道也是外行，不勝道士代做廚子之感焉。寒齋所有《人境廬詩草》只有五種，列記如下：

一，《人境廬詩草》十一卷，辛亥日本印本，四冊。

二，同上，高崇信尤炳圻校點，民國十九年北平印本，一冊。

三，同上，黃能立校，民國二十年上海印本，二冊。

四，同上，錢萼孫箋注，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印本，三冊。

五，同上四卷，人境廬抄本，二冊。

日本印本每卷后均書“弟遵庚初校梁啟超覆校”，本系黃氏家刻本，唯由梁君經手，故印刷地或當在橫濱，其用紙亦佳，蓋是美濃紙也。二十年上海印本則署“長孫能立重校印”，故稱再板，亦是家刻本，內容與前本盡同，唯多一校刊後記耳。高尤本加句讀，錢本加箋注，又各有年譜及附錄，其本文亦悉依據日本印本。這裏有些異同可說的，只有那抄本的四卷。我從北平舊書店裏得到此書，當初疑心是《詩草》的殘抄本，竹紙綠色直格，每半葉十三行，中縫刻“人境廬寫書”五字，書籤篆文“人境廬詩草”，乃用木刻，當是黃君手筆，書長二十三公分五，而簽長有二十二公分，印紅色蠟箋上。但是拿來與刻本一比較，卻並不一樣，二者互有出入，可知不是一個本子。仔細對校之後，發見這抄本四卷正與刻本的一至六卷相當，反過來說，那六卷詩顯然是根據這四卷本增減而成，所以這即是六卷的初稿。總計六卷中有詩三百五首（有錯當查），半系舊有，半系新增，其四卷本有而被刪者有九十四首，皆黃君集外詩也。錢萼孫箋注本發凡之十五云：

“詩家凡自定之集，刪去之作必其所不愜意而不欲以示人者，他人輯為集外詩，不特多事，且違作者之意。黃先生詩系晚年自定者，集外之作不多，茲不另輯。”這也未始不言之成理，就詩言詩實是如此，傳世之作豈必在多，古人往往以數十字一篇詩留名後世，有詩集若干卷者難免多有蕪詞累句，受評家的指摘。但如就人而言，欲因詩以知人，則材料不嫌太多，集外詩也是很有用的東西吧。黃能立君校刊後記中說，黃君遺著尚有文集若干卷，我們亦希望能早日刊布，使後人更能了解其思想與見識，唯為尊重先哲起見，讀者須認清門路，勿拿去當作古今八大家文看才好耳。

抄本四卷的詩正與刻本的六卷相當，以後的詩怎麼了呢？查《詩草》卷六所收詩系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止，據尤編年譜在十六年項下云：

“先生自本年起始輯詩稿。自謂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又黃君有《人境廬詩草》自序亦作於光緒十七年六月，那麼這四卷本或者即是那時所編的初稿也未可知。（《詩草》自序在尤本中有之，唯未詳出處，曾函詢尤君，亦不復記憶。錢編年譜在十七年項下說及此序，注云：

“先生《詩草》自序原刊集中不載，見《學衡》雜誌第六十期，編者吳宓得之於先生文孫延凱者。”詩話下引有吳君題跋，今不錄。）羅香林君藏有黃君致胡曉岑書墨跡三紙，詩一紙，又《山歌》二頁，老友餅齋（錢玄同）錄有副本，曾借抄一通，其書末云：

“遵憲奔馳四海，忽忽十餘年，經濟勛名一無成就，即學問之道亦如鷁退飛，惟結習未忘，時一擁鼻，尚不至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刪存詩稿猶存二三百篇。今寄上《奉懷詩》一首，又《山歌》十數首，如兄意謂可，即乞兄抄一通，改正評點而擲還之。弟於十月可到新嘉坡，寄書較易也。”下署八月五日。其《寄懷胡曉岑同年》一詩，末署“光緒辛卯夏六月自英倫使館之搔蛘處書寄”。此詩今存卷四中，題曰“憶胡曉岑”，卷末一首為《舟泊波塞》，蓋是年九月作。總計四卷本共有詩二百四十七首，與書中所言二三百篇之數亦大旨相合。《飲冰室詩話》所云丙申（一八九六）年梁任公何翙高諸人所見《人境廬集》，事在五年後，或當別是一本，不能詳矣。

四卷本中有二十四題全刪，共六十首，題目存留而刪去其幾首者有十六項，其最特別的是刪改律詩為絕句，計有三項。卷一中《聞詩五婦病甚》云：

“中年兒女更情長，宛轉重吟婦病行。四壁對憐消渴疾，十洲難覓反魂香。每將家事探遺語，先寫詩題說悼亡。終日菜羹魚醬外，帖書乞米葯鈔方。”刻本只存首尾兩聯，中四句全刪。《為梁詩五悼亡作》及《哭張心谷》亦均如是，後者本有六首，其第三刪改為七絕，即刻本的第一首是也。全刪的詩在卷一中有《榜后》四首，《無題》三首，《遊仙詞》八首，皆可注意。今錄《遊仙詞》於下，其後即列癸酉追和羅少珊詩，蓋是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所作：

新聲屢奏郁輪袍，

混入群仙亦足豪，夜半寥陽呼捉賊，九天高處又偷桃。

招搖天市鬧喧嘩，

上界年年卜榜花，貫索囷倉齊及第，群仙校對字無差。

貝宮瑤闕矗千層，

欲上天梯總未能，但解淮王鍊金術，便容雞犬共飛升。

上清科斗字猶存，

檢點琅函校舊文，親寫綠章連夜奏，微臣眼見異風聞。

臣朔當年溺殿衙，

頗煩王母口齎嗟，金盤玉碗今盛矢，定比東方罪有加。

星宮昨夜會群真，

各自燃犀說舊因，不識騎驢張果老，是何蟲豸是前身。

新翻妙曲舞霓裳，

何故人間遍播揚，分付雛龍慎防邏，不容擫笛傍紅牆。

懊儂擲米不成珠，

十斛珠塵又賭輸，至竟如何施狡獪，親騎赤鳳訪麻姑。

又卷三中刪去在日本所作詩二十二首，其中有“浪華內田九成以所著名人書畫款識因其友稅關副長葦原清風索題，雜為評論，作絕句十一首”，注云，“仿漁洋山人論詩絕句體例，並附以注。”也是頗有意思的，不知何以刪去。還有好些有名的詠日本事物的詩，如刻本卷三中的《都踴歌》，《赤穗四十七義士歌》等，抄本里也都沒有，難道是後來補作的么，還是當初忘記編入，這個問題我覺得沒有法子解決，現在只好存疑。

部分的刪去的詩以卷一為多，如《乙丑十一月避亂大埔》八首刪其四，《二十初度》四首刪其三，《寄和周朗山》五首刪其四，《山歌》十二刪其四，《人境廬雜詩》十刪其二，皆是。今舉《雜詩》的第九，十兩首為例：

扶筇訪花柳，偶一過鄰家。高芋如人立，疏藤當壁遮。絮談十年亂，苦問長官衙。春水池塘滿，時聞閣閣蛙。

無數楊花落，隨波半化萍。未知春去處，先愛子規聲。九曲欄迴繞，三叉路送迎。猿啼並鶴怨，慚對草堂靈。

至於《山歌》的校對更是很有興趣的事。抄本有十二首，刻本九，計抄本比刻本多出四首，而刻本的末一首卻也是抄本中所沒有的。這裏碰巧有羅氏所藏黃君的手寫本，共有十五首，比兩本都早也更多，而且後邊還有題記五則，覺得更有意思。今依手寫抄錄，略注異同於下：

自煮蓮羹切藕絲，待郎歸來慰郎饑，為貪別處雙雙箸，只怕心中忘卻匙。案此首三本皆同，以後不復註明。饑字各本均如此，當依古直箋作飢。

人人要結後生緣，儂要今生結眼前，一十二時不離別，郎行郎坐總隨肩。案，第二句抄本刻本均作儂只今生結目前。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因為分梨故親切，誰知親切更傷離。

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見儂自還，今朝行過記儂恨，牛角依然彎復彎。案，手寫本第二句以下原作望郎不見儂自還，今朝重到山頭望，恨他牛角彎復彎，后乃塗改如上文。刻本中無，抄本自還作始還，彎復彎作彎又彎。

催人出門雞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不容易，從今不養五更雞。案，不容易抄本刻本均作想無法。西流錢本作東流，恐誤。

鄰家帶得書信歸，書中何字儂不知，待儂親口問渠去，問他比儂誰瘦肥。案，待抄本刻本均作等。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聲聲銅鼓門前打，打到中心只說郎。案，第三句抄本刻本均作街頭銅鼓聲聲打，到均作着。

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頭儂自憐，記得來時同食乳，同在阿婆懷裏眠。案，來時抄本刻本均作初來。

阿嫂笑郎學精靈，阿姊笑儂假惺惺，笑時定要和郎賭，誰不臉紅誰算贏。案，手寫本惺惺原作至誠，后改。賭寫作睹，當系筆誤。抄本刻本均無。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時春，做雨要做連綿雨，做人莫做無情人。案，抄本刻本均無。

見郎消瘦可人憐，勸郎莫貪歡喜緣，花房胡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案，手寫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無。

自剪青絲打作條，送郎親手將紙包，如果郎心止不住，請看結髮不開交。案，送郎親手抄本刻本均作親手送郎，請看均作看儂。

人人曾做少年來，記得郎心那一時，今日郎年不翻少，卻誇年少好花枝。案，卻誇年少抄本作卻誇新樣。刻本無。

人道風吹花落地，儂要風吹花上枝，親將黃蠟粘花去，到老終無花落時。案，抄本有，刻本無。

第一香櫞第二蓮，第三檳榔個個圓，第四芙蓉並棗子，有緣先要得郎憐。案，並刻本作五，有緣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無。其後有題記云：

“十五國風妙絕古今，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學士大夫操筆為之，反不能爾，以人籟易為，天籟難學也。余離家日久，鄉音漸忘，輯錄此歌謠往往搜索枯腸，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岡頭溪尾，肩挑一擔，竟日往複，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錢塘梁應來孝廉作《秋雨庵隨筆》，錄粵歌十數篇，如月子彎彎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頑艷，絕妙好詞，中有四更雞啼郎過廣一語，可知即為吾鄉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設喻，或以作韻，苟不諳土俗，即不知其妙，筆之於書殊不易耳。

往在京師，鍾遇賓師見語，有土娼名滿絨遮，與千總謝某昵好，中秋節至其家，則既有密約，意不在客，因戲謂汝能為歌，吾輩即去不復嬲。遂應聲曰：八月十五看月華，月華照見儂兩家，（原注，以土音讀作紗字第二音，）滿絨遮，謝副爺。乃大笑而去。此歌雖陽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兒歌，沿門拍板，為興寧人所獨擅場。仆記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時，一時只走兩三間，一間只討一文錢，蒼天蒼天真可憐。悲壯蒼涼，仆破費青蚨百文，並軟慰之，故能記也。

仆今創為此體，他日當約陳雁皋鍾子華陳再薌溫慕柳梁詩五分司輯錄，我曉岑最工此體，當奉為總裁，匯錄成編，當遠在《粵謳》上也。”黃君與曉岑書中有云：

“惟出門愈遠，離家愈久，而惓戀故土之意乃愈深。記閣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雲，吾粵人也，搜輯文獻，敘述風土，不敢以讓人。弟年來亦懷此志。”其欲作《客話獻征錄》，有記錄方言之意，寫《山歌》則即搜集歌謠也。此是詩人外的別一面目，不佞對之乃頗感到親切，蓋出於個人的興趣與傾向，在大眾看來或未必以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黃公度其人，並不限於詩，因此覺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應當表章，集外詩該收集，文集該刻布，即《日本雜事詩》亦可依據其定本重印，國內不乏文化研究的機關與學者，責任自有所在，我們外行只能貢獻意見，希望一千條中或有一個得中而已。

順便說到《日本雜事詩》的板本，根據黃君所說，計有下列這幾種：

一，同文館集珍本，光緒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環報館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鳳文書局巾箱本，未詳。

四，中華印務局本。

五，六，日本東西京書肆本，均未詳。

七，梧州自刊本，光緒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長沙翻本，未詳。

九，長沙自刊定本，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種寒齋均有，又有一種系翻印同文館本，題字及鉛字全是一樣，唯每半葉較少一行，又夾行小注排列小異，疑即是中華印務局本。尤年譜稱“後上海遊藝圖書館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詳，黃君似亦不曾見刻，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當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錢年譜在光緒五年項下云：

“夏，先生《日本雜事詩》出板。”小注云，“為京師譯署官板，明年王韜以活字板排印於上海，為作序。”據王韜在光緒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請於公度，即以余處活字板排印。”又《弢園尺牘續編》卷一與黃公度參贊書中云：

“自念遁跡天南，倏逾二十載，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時為辛巳，即光緒七年。可知所謂“余處”當在香港，而活字板與集珍亦本是一物，不過譯署官板用二號鉛字，遁窟本用四號耳。以言本文，則遁窟本似較差，注文多刪改處，未免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價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獻。《雜事詩》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刪二增八，下卷刪七增四十七，計共有詩二百首。跋中自己聲明道：

“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為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至其改訂的意思則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寫一篇小文介紹，登在《逸經》上，現在收入文集《風雨談》中，不復贅。這裏還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這定本《雜事詩》雖然是“光緒二十四年長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書面皆是徐仁鑄所寫，）其改訂的時候卻還在八年前，說明這經過的自序系作於“光緒十六年七月”，—與他作《人境廬詩草》自序在一個年頭裏，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偶然的事。我們雖然不必像吳雨僧君對於《詩草》自序的那麼讚歎，但也覺得這三篇序跋在要給黃君做年譜的人是有益的參考資料。話又說了回來，中國應做的文化研究事業實在太多，都需要切實的資本與才力，關於黃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為假如這些事情略為弄得有點頭緒，我們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費氣力來說這些閑話了。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記：

去年秋天聽說有我國駐日本大使館的職員在席上大言《日本國志》非黃公度所作，乃是姚棟的原著雲。日本友人聞之駭怪，來問姚棟其人的事迹，不佞愧無以對。假如所說是姚文棟，那麼我略為知道一點，因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斷定他是寫不出《日本國志》那樣書的。姚書共十卷，題“出使日本隨員直隸試用通判姚文棟謹呈”，其內容則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譯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節卻都註明，這倒還誠實可取。黃書卷首有兩廣總督張之洞咨總理衙門文，中有云：

“查光緒甲申年貴衙門所刊姚文棟《日本地理兵要》所載兵籍，於陸軍但存兵數，海軍存艦名而已，視黃志通敘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二書皆有用之作，惟詳備精核，則姚不如黃。”此雖是公文，對於二書卻實地比較過，所評亦頗有理，可見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絕異也。絕異之點還有一處，是極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態度。姚君在例言中暢論攻取日本的路道，其書作於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於言用兵，雖然單靠日本的一冊《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夠用。黃書的意義卻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會從這裏發生出來。原板《日本國志》後有光緒二十二年（甲午後二年）的梁任公後序云：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詠嘆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乃今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人境廬詩草》卷十三哀詩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馬關定約后，公來謁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論時事。公言行篋中，攜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我已外史達，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錢年譜列其事於光緒二十一年，且引黃君從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謂先生《日本國志》一書可抵銀二萬萬。先生怪問其故，爽秋雲，此書稿本送在總署，久束高閣，除餘外無人翻閱，甲午之役力勸翁常熟主戰者為文廷式張謇二人，此書若早刊布，令二人見之，必不敢輕於言戰，二人不言戰則戰機可免，而償銀二萬萬可省矣。”梁任公作黃君墓誌中云：

“當吾國二十年以前（案墓誌作於宣統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書（案指《日本國志》）則已言日本維新之功成則且霸，而首先受其沖者為吾中國，及后而先生之言盡驗，以是人尤服其先見。”由是觀之，黃姚二書薰蕕之別顯然，不待繁言。還有一層，《日本國志》實與《日本雜事詩》相為表裏，其中意見本是一致。《雜事詩》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諷刺，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義，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曆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時與彼國穹官碩學言及東事，輒斂手推服無異辭。使事多暇，偶翻舊編，頗悔少作，點竄增損，時有改正，共得詩數十首。”他自己說得很明白，就是我們平凡的讀者也能感到，若說《日本國志》非黃公度之作，那麼《雜事詩》當然也不是，這恐怕沒有人能夠來證明吧。本來關於《日本國志》應該專寫一篇文章，因為其中學術志二卷禮俗志四卷都是前無古人的著述，至今也還是後無來者，有許多極好意思極大見識，大可供我抄錄讚歎，但是目下沒有這工夫，所以就在這裏附說幾句。

（二月八日再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