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2章 四個時期（求訂閱）
兩漢是文學體裁發生重大變，格的時代，許多重要的文學樣式都在這個階段孕育產生，形成豐富多彩的文學景觀。
賦是漢代文學最具有代表性的樣式，它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可以說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漢賦對諸種文體兼收並蓄，形成新的體至。它借鑒楚辭、戰果縱橫之文主客問答的形式、撲張恣肆的文風，又吸取先秦史傳文學的敘事手法，並且往往將詩歌融入其中。僅從所採用的詩歌形式來看，既有傳統的四言，又有新興的五言和七言。漢賦的文體來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種綜合型的文學樣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頗強的表現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此。枚乘的《七發》標誌着新體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體賦的最高成就。西漢後期新體賦的主要作家是揚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是東漢新體賦的兩篇力作。同時，張衡的《歸田賦》突破舊的傳統，開創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楚辭體作品的創作在漢代沒有新的發展，許多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擬屈原的《離騷》、《九章》，有些則只是襲取楚辭體的形式。西漢劉向曾編集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漢，人摹擬之作，署名《楚辭》。其中被收錄作品的漢代作家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又附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揚雄、馮衍、蔡邕、趙壹等人也有楚辭體作品傳世。漢代盛行解讀楚辭的楓氣，許多文人對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許多楚辭類作品都依傍於屈原，和新體賦形成了大體明確的分工：新體賦主要用於正面的讚頌諷諭，而楚辭類作品重在詠物抒情，而且抒發的多是抑鬱之情，格調和《離騷》相近。在發展過程中，楚辭類作品逐漸與新體賦合流，總稱為辭賦，楚辭類作品稱為蚤體賦，有時也以賦命名，賈誼的《吊屈原賦》即是如此。
兩漢敘事散文在文體上有較大發展。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也開闢了傳記文學的新幾元。《漢書》繼承《史記》的體例，並且使之更加完善。《吳越春秋》則進一步強化史傳作品的文學性，是歷史演義小說的濫觴。東漢時期大量出現的碑文，是在品核人物的風氣的推動下走向成熟的新文體。至於馬第伯的《封蟬儀記》，可視為現存最早的較為完整的遊記。漢代正論文承先秦諸子散文的餘緒，在形式上沒有大的突破。以主客問答形式構制的設辭類作品，在風格上和賦相近，後人往往把它歸入賦類。
先秦的主要詩歌樣式是四言，這種體裁在漢代繼續沿用，但已不再居於主導地位。漢代產生了新的詩歌樣式——五言詩。這種詩體西漢時期多見於歌謠和樂府詩，文人五言詩在東漢開始大量出現，班固、張衡、秦嘉、蔡邕等人對五言詩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都有這類作品流傳下來。東漢的五言詩已經成熟，敘事詩有《孔雀東南飛》這樣的長篇巨制，《古詩十九首》則是五言抒情詩的典範，樂府詩也有許多五言名篇。西漢時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現在鏡銘、識字課本等載體中，有的已是標準的七言詩句。漢代辭賦中往往參雜七言詩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視為首尾完整的七言詩。附屬於漢賦的七言詩通常是句句用韻，反映了早期七言詩的特點，後來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採用的就是這種詩體。
漢代文學的發展，大體可劃分為四個時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漢代文學的初創期。多種文體基本上沿襲戰果文學的餘緒，同時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現了像《七發》那樣為漢賦體至墊定基礎的作品。漢初正論受戰果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大多氣勢磅礴，感情激切。楚聲詩歌廣為傳播，並且用於宮廷記祀，成為廟堂之曲。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家是賈誼和枚乘，他們的辭賦和正論都有較高的成就。
從武帝至宣帝，是兩漢文學的全盛期。代表漢代文學最高成就的新體賦在此期間定型、成熟，出現了以司馬相如為首的一大批辭賦作家。史傳文學也發展到高峰，不朽的傳記文學名著《史記》由司馬遷撰寫完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逐漸定於一尊。因此，正論散文也由越世高談轉為本經立義，在風格上向深，廣，宏，富，醇厚典重方面發展。樂府的強化，使大量民歌被採集、記錄下來，宮廷文人也競相創作樂府詩。
從元帝到東漢和帝，是兩漢文學的中興期。辭賦創作掀起第二次高chao，相繼湧現出揚雄、班固等著名的辭賦作家。班固的《漢書》在此期間問世，成為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的傳記文學作品。由於經學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壇的模擬風氣日趨嚴重。王充的《論衡》卻以其“疾虛妄”的批盼精神，和當時陳陳相因的不良傾向形成鮮明的對照。
從安帝到靈帝是漢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也是漢代文學的轉變期。張衡集中體現了漢代文學的歷史轉變，從他開始，抒情短賦陸續出現，京篤大賦也發展到頂點。趙壹、蔡邕、禰衡等人的辭賦更加貼近現實，批盼精神很強。
五言古詩也進入成熟階段。
東漢文人詩有四言的舊形式，也出現了五言的新形式。由於秦漢以來社會和語言的發展，西漢泯謠即有整齊的五言形式。東漢樂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東漢文人的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的影響下產生和發展的，《古詩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詩文中對人的生命、命運及價值的重新發現、思索和追求，創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風格，成為所謂“溫柔敦厚”一派詩風的源頭之一，詩文的日趨整飭華美，預示着一個文學自覺時代的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