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章 漢代文學與經學（求訂閱）
兩漢是經學昌明的時代，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經學博士相繼設立，經學大師層出不窮，宗經成為有漢一代的社會風氣。漢代文學和經學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的交流是相互的，經學作用於文學，文學也影響經學，二者彼此滲透，雙向互動，呈現出許多相似的特徵。
西漢的學校教育是在武帝時期經公孫弘倡導蓬勃發展起來的，朝廷置博士管，立太學，果置五經率史。成帝時太學弟子三千人，東漢後期太學生多達三萬人。除管辦學校外，遍佈於各地的私學也大量招收生員。漢代經學教育為的是培養經師和各級，管，吏，並不期待就學人員成為作家，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卻具備了從事文學創作的能力。自公孫弘倡導經學教育之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漢書·儒林傳》）。漢代多數作家都受過經學教育，他們成為溝通文學和經學的重要媒介，漢代文學和經學的互滲互動，主要是通過他們得以實現的。
漢代文學以撲張揚厲著稱，無論是辭賦、詩歌還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之手還是樂府民歌，都普遍存在這種傾向，從而形成漢代文學的唯美之潮。漢代文學對現實的一切都懷着極大的興趣去描繪、去表現，而且漫無節制地鋪陳擴展。進行羅列時不忌堆砌，不避重複，描寫敘述過程中舍，麗誇飾、多閎衍之辭，許多作品因此顯得笨拙、呆板。和漢代文學撲張揚厲風氣相映成趣的是漢代經學的繁瑣解讀習尚，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解釋經書上的五個字要用二三萬字。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釋《尚書·堯典》標題兩字之義，竟至十萬言。漢代文學和經學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都是不厭其繁，多多益善，鋪天蓋地而來。這使得某些文學作品篇幅過長，如同辭典字書，令人不能卒讀，經學也因其過於細碎繁瑣、牽強附會而無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漢代文學作品經常出現神仙世界的畫面，人和申靈可以自由往來，許多作品都流露出長生不死的幻想。漢代文學具有浪漫性，漢代經學也帶有很大的虛幻性。漢代經學以陰，陽，災，異解說時事正至，後來又一度興起讖，緯，之學，“於是五經為外學，七緯為內學，遂成一代風氣。”五經之義皆以讖決，用圖讖來附會仁，事。漢代經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應基礎上的虛妄之學。漢代經學和經學思維幾制有相通之處，都以想像溝通天和人，架起現實生活和彼岸申靈世界的橋樑。劉勰稱緯書“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龍·正緯》），這話有一定的道理。漢代神秘化的經學為浪漫文學提供素材和動力，而神秘化的經學也借鑒了浪漫文學的精神和表現手法。
漢代文學重摹擬，缺少創造性，許多文人不但摹擬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時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這種摹擬有題材方面的，也有文體方面的，甚至具體的謀篇佈局也多有類同之處。流行於漢代的大賦、蚤體賦、七體、九體、設辭等，都留下了前後蹈襲的痕迹。漢代文人在摹擬他人作品過程中也有創新，但在整體格局上的因循守舊是顯而易見的。漢代經學重承襲，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都是強調傳授先師之言。不依先師之言而斷以己意，就會被視為輕視導術，受到學界的，譴責。漢代經學的傳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規、抱殘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的束縛。漢代文學的摹擬風氣和經學注重師法家法的習氣互為表裏，本質是相同的。只有那些在經學上不守章句、不拘師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學創作上才真正有所建樹，漢代有創造力的文人，確實也都突破了經學傳授上陳陳相因的傳統。
從總體上看，漢代文學經歷了一個由繁到簡的發展過程。作為大漢天聲的辭賦，從東漢中期起，大賦呈現衰微趨勢，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賦。正統的史傳文學作品也出現由繁到簡的趨勢。把《漢書》和《史記》相比，班固刪去了司馬遷許多精彩細緻的敘述和描寫，篇幅大為減少。從文學樣式上看，短小精練的五言詩從附庸變為大果，最終取代了辭賦的文壇巴主地位。漢代經學的演變和文學類似，從東漢初期起，經學界悄然興起刪繁就簡之風，為的是便於傳授。有的是一刪再刪，解經文字大幅度精減，是對以往煩瑣之風的有力矯正。
漢代經學對漢代文學思潮也有很深的影響，兩漢文學思潮很少超越經學的籓籬，文學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經學的延伸和具體化，許多作家兼有經師和文人的雙重身份。《毛詩序》闡述的基本觀點，成為漢代文學思潮的靈魂和主調。《毛詩序》主張詩歌要“發乎情，止乎禮義”，用儒家的論里道德來規範情感的表現。它強調詩歌的諷諫教化作用，將其功能歸結為“經夫婦，成孝敬、厚仁論，美教化，移風俗”，有很濃的“工具論”瑟彩。漢代文學批評主要是以《毛詩序》的上述觀點為吃度，對各種文學現象作出判斷。漢，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對漢賦的評價，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貶毀譽不同，但都是從經學的幾點上立論，以經論屈蚤，以經論漢賦，在這點上並無根本的差異。即使像王充那樣富有批盼精神的思想家，在評論各種文學現象的時候也經常以儒家經典為依據。漢代文學思潮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側面，這就是司馬遷繼承屈原的“發憤以抒情”而提出的“發憤著書”說，他把文學創作視為抒發抑鬱之情的一種方式，是遭受壓抑以後的情懷爆發。但是，在經學風氣瀰漫的漢代，司馬遷的這種文學理論難以得到發展，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經學思想的超越和沖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