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辦老實事，作老實人

也許是一種成見，人們提到山西，往往就不由地和貧窮落後聯繫起來。1999年中國各省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排行表中，廣東省第一，山西省則倒數第二，比新疆寧夏人的收入還少一大塊，僅比最窮的甘肅省略好一些。然而山西人在歷史上卻從來沒有如此“窮”過，余秋雨還寫過一篇《愧對山西》的散文，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其實現在山西也本應成為一個富省，山西人口不多，人口壓力不大，糧食等一直能夠自給自足。特別是山西有極其豐富的煤炭資源，現在中國能源的70%依靠煤炭，而中國煤炭的60%又靠山西，如果山西有獨立自治權，象中東石油國家那樣專門出口煤炭的話，山西人早就富甲中國了。現在山西之窮主要是中國**的責任，只讓山西搞煤炭和煤炭關聯的工業，而煤炭的價格又被壓得極低，賣煤炭越賣越窮，以至於窮到中國之最的邊緣。山西出的歷史名人不少，即使到了近代，也是名人輩出：民國時有在山西搞獨立王國的閻錫山總督，毛**時代有國人皆知的“農業學大寨”陳永貴總理，更有那個“你辦事我放心”的一臉憨傻表情的華國鋒主席。不過在山西的歷史名人中，最有名的還是關雲長。關雲長是中國人“忠”的模範代表，被歷代皇帝冊封為“關帝”，比岳飛的爵位“岳王”要高一個檔次，山西解州“關帝廟”的規模也比“岳王廟”的規格大出一塊。關雲長的“忠”的程度，的確沒人可比，曹操給他高官厚碌、駿馬美女，都留不住他（現在的中國人好象用幾塊美元就能收買），非要去找他那個落魄的劉備大哥。而岳飛的“忠”，除了背上刺有“精忠報國”四個字外，卻沒有什麼憑證，誰知道岳飛打下江山後會不會謀反。但近代中國人凈受外國人欺，就把抵抗外族侵略的岳飛拔高成為“忠義愛國”的模範，其實關雲長的“忠義愛國”精神應該比岳飛更可頌。雖然關雲長是千餘年前的古人，但關雲長的性格還是可以作為山西人性格的代表，這就是“忠厚老實”。山西詩人王維的作品風格純樸，和俄羅斯出身的李白之浪漫風格實有天壤之別。現代的山西名人陳永貴、華國鋒，也都是“忠厚老實”的代表人物。山西歷史上盡出忠臣，卻很少出奸臣。中國歷代的“漢奸排行榜”中，似乎沒有幾個山西人，這大概也是山西人“忠厚老實”的緣故吧。現在中國人說到“老實”，並不是一個褒義詞。一說起某某人“太老實”，那絕對不是什麼讚美，而是“沒用沒出息”的同意語。介紹對象時，如果說到該人“老實”，這婚事大致就要告吹，姑娘們哪有願意嫁給老實人的。我們也不能當面說某個人“老實”，否則對方就要怒氣上沖：“憑什麼說我老實？”中國人心目中比較欣賞那種會耍小聰明、油滑狡詐的人物。可是中國人聰明反被聰明誤，不明白“老實”才是辦大事的根本。以前山西的“晉商”行遍中國各地，大買賣基本上都讓“晉商”包了。山西人之所以能作這麼大的買賣，其最主要因素還是在於“老實”。當時中國並沒用銀行、保險公司這樣的信用機構，作大買賣所需要的數以萬計的銀兩本錢，全靠向親戚朋友借貸。那時借錢沒有什麼擔保，借錢的信用全靠當事人的一句許諾。如果你借錢的話，是願意借給忠厚老實的人？還是願意借給油滑狡詐的人？顯然油滑狡詐的人不易借到錢，而忠厚老實的人反而能借到錢，這就是“你辦事我放心”效果。“聰明人做小買賣，老實人做大買賣”。其它省份的人太油滑一些，所以只能做小買賣。山西“晉商”傳給後代的古訓，並不是什麼坑蒙拐騙的奸商密訣，而是厚道信用、不怕吃虧的“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作老實人”的作人原則。其實現在世界上各個成功的大公司，也都是在“三老”的原則下辦起來的。這些公司一分價錢一分貨，絕不幹“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行騙行徑，對顧客講信譽，寧可自己吃虧，不讓顧客吃虧。現在中國的商人往往喜歡耍“以次充好，以假亂真”的小聰明，雖然能夠一時得逞，但由於失去了信用，買賣終究無法做大。前些時候日本電視台報道中國人向日本出口的松蘑中插入鉛條，向韓國出口的螃蟹中塞入鐵釘來增加重量，都是中國商人耍小聰明短視症的典型。近代的銀行等金融機關興起后，私人信用不再那麼重要了，山西的晉商也開始衰敗。現在山西人看着外省的假貨大發其財，也難免心手發癢，開始學着作起假來。但山西人還是老實，作假的水平也低劣。精明省份的人作的假貨不是100%的假貨，而是半真半假，讓你上了當也發覺不了；而山西人作的假貨就是100%的假貨，往往讓人一眼就能識破。前些時候的山西假酒毒死人事件，也能看出山西人作假的水平：山西人做的假酒就假到能毒死人的地步，精明省份作的假酒哪有假到毒死人的？出國后，感到外國人的老實程度，遠遠超過中國人，有人把美國人戲稱為“大兒童”，而中國人從小就被培養成心計十足的“小大人”。中國人雖然在耍小聰明、玩小詭計方面大大勝過洋人，整人、騙人、坑人的本事，絕對讓洋人們自嘆佛如。但在發明創造等大智能方面，中國人就相差太遠了。中國有句格言“大智若愚”，可惜中國人沒把這句格言當回事，和外國人打了一些交道后，我才體會到“大智若愚”的真正含義。老實人組成的團體有個最大優點就是彼此信任，相互團結。而聰明人組成的團體則是相互猜忌，一盤散沙。在和平時代，老實人團體的優點還不是特別突出，但到了戰爭時代，老實人團體的優越性就出來了。所以老實的山西人一般比較抱團，山西人碰到山西老鄉，不認識也會熱心幫忙，以前中國各地都有山西同鄉會的“山西會館”。山西人打仗也頗為勇敢，抗戰時日軍從北路進攻山西，閻錫山搞了一個“忻口戰役”，這是日軍在中國北方戰場遭到的最頑強抵抗。閻錫山軍和蔣介石的中央軍不同，沒有精良的裝備，全靠將士的勇敢。閻錫山把全數精銳都投入了“忻口戰役”，仗打得十分慘烈，士兵打完軍官上，硬是擋住了日軍的猛攻。最後守衛石家莊的國軍望風而逃，日軍乘虛從南路進入山西，閻錫山軍才撤退到山區打游擊。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遇到的最難打的一仗就是“太原戰役”。在三大戰役以後，長江以北已經全部成為共產黨的地盤，唯獨山西的閻錫山軍還在死守太原一座孤城。在四面楚歌、毫無取勝可能的情況下，山西人死守太原長達一年之久，太原城的解放（1949年5月）比南京還晚（1949年4月）。解放軍和閻軍在太原周圍展開了拉鋸戰，解放軍攻下一個陣地，閻軍再反攻奪回，雙方的傷亡都極大。最後解放軍採用圍而不打的圍困戰術，圍困在太原的閻軍由於長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數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見東西。閻錫山的部下勸閻錫山說：“長官，太原早晚是守不住的，您還是走吧，只要長官在，將來山西就有希望。死守太原的任務就交給我們吧。”閻錫山乘飛機逃出太原后，閻軍將士對閻錫山仍是極忠，守衛太原堅持到最後一人。解放軍攻入太原城后，守城的閻軍高級將領集體自殺，現在台北還有一個“太原五百壯士”紀念碑，紀念太原戰役中的閻軍將士的忠勇。華國鋒時代提倡過“三老四嚴”（即“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作老實人”的晉商古訓），但伶俐的小鄧上台後，老實人就沒市場了。現在中國是一個鼓勵奸詐，老實人吃虧的社會，這樣一來大家都向奸詐看齊，老實人也學得不老實了。在這股油滑狡詐的浪潮中，山西人還能不能保持那份老實忠厚，的確讓人擔心。雖然山西深在內陸，但山西人在性格氣質上，倒比沿海省份的人更接近洋人的“大兒童”性格。說山西人“面土心洋”，似乎亦不為過。五千年中國看山西因為堯王立都平陽是在公元前4700年發生的事情，堯王在這裏劃分九州，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體制。其次，堯王制定的法典――《堯典》也是在這裏。而且，敬敷五教是中國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開創了我國歷史上興修水利的先河，倉頡造字開創了中國文字紀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穡、神農氏教人種地，中國從此進入農耕時代……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生在山西境內，說中華文明的曙光出現在三晉大地。此後，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是太原人，他排在孔子、孟子之後；百代帝師司馬光、寫《史記》的司馬遷歷史上也是山西人，韓城在歷史上歸山西管。“半部論語治天下，兩冊史書安民生”，歷朝歷代的皇帝，不管是漢族皇帝，還是少數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還是少年皇帝，他們治理國家的方式大抵一樣，都來源於三部書――《論語》、《史記》、《資治通鑒》，從而導致中國政治一統、經濟一體、文化一致。山西這方水土誕生了很多治散、治貪的著名宰相，像漢代著名的大宰相霍光，還有王王圭、溫氏三兄弟、裴度，三國時期與貂蟬共享連環計的王允，宋代著名的宰相王溥。蔣介石曾說過“世界上最會理財的是愛爾蘭人，山西人就是中國的愛爾蘭人”，國民黨最有名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共產黨第一任財政部長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理財有一個特點“開源節流”，最大限度地增加稅收渠道，最大限度地節省**的開支。山西人辦事比較縝密，這可能與喝醋有關係，喝醋能軟化血管，山西人從生下來那天起，每頓飯離不開醋，醋的作用就是把處在大漠邊緣的山西人身上的剛烈之氣、威猛之氣給軟化了，使山西人變得柔中帶剛、綿里藏針，食品文化成就了山西人獨特的思維方式。有人評價說：如同性格剛烈的湖南人是南方的北人，而綿里藏針的山西人則是北方的南人，這兩省人的性格的確有典型意義。山西的特點可以用四句話來概括：一是華夏名人出三晉，山西是一個歷史名人輩出的地方，20世紀60年代曾出過一本《中華名人大辭典》，其中十分之一強的人物是山西人。二是華夏文脈在三晉，山西詩人實際支撐了半部全唐詩，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維、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溫庭筠都是晉人，《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也是晉人。三是華夏財富匯三晉，從宋朝到清朝，晉商縱橫中國一千年，在這漫長的歷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國排名前16位的大財團都在山西，山西艱苦的自然生存環境與縱橫天下的晉商形成鮮明的對比。四是華夏人氣看山西，看中華民族還有沒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山西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