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貧窮的代名詞，“西”

在一般中國老百姓的印象里，全國各省份中，名稱凡是沾了“西”字的，都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不是嗎？山西、陝西、江西、廣西！連見多識廣的余秋雨先生未來山西旅行前，其認識也定格在這種看法上（見《山居筆記》中的《抱愧山西》）。在今年爆發的“非典”疫情中。山西也不幸名列前茅，其感染人數僅次於首都北京和開放前沿廣東，山西人外出時幾乎成了“不受歡迎的人”不僅如此，山西人似乎還是“異類”或“另類”人。在國家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山西人發覺自己既不是發達先進的東部省份，又不是重點支持的西部省份。於是，不論是在民間還是官場，出現了一種自嘲的說法：“不是東西”，用於表達窘迫尷尬的心境。社會上對山西人的評價五花八門、南轅北轍。有人說，山西人大氣。婚喪嫁娶，大擺宴席；人際交往，大包送禮。儘管這些年山西人的錢包並不鼓，但禮數周全。也有人說，山西人小氣。穿戴“土氣”，不合時尚；飲食簡單，不離麵食。麵食花樣雖多而調料有限，醋是不能須臾離開的，早晚少不了小米稀飯，城裏人還喝一點牛奶，但仍不普及。有人說，山西人才華超群。走遍山西城鄉，許多山西人都可以如數家珍似的舉出一大串光輝的名字：“武聖人”關公（羽），中國歷史上惟一女皇帝武則天，大將軍薛仁貴和“楊家將”群體，著名詩人王勃、王維、王之渙，文學大師柳宗元、關漢卿、羅貫中、史學大師司馬光……可也有人說，山西人才匱乏。迄今為止，在數達千人以上的“兩院”（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中，山西高校和科研機構尚無一人入選，是令人難堪的空白，山西沒有一流的高等學府，沒有飲譽國際的學術大師……有人說，山西人精明，經商才幹蓋世。歷史上山西商人雄視天下，笑傲江湖，明清兩代的晉商與南邊的徽商齊名，把生意做遍全國，還踏出國門，腰纏萬貫，清朝的國家財政還得仰仗山西人的補貼。也有人說，山西人窩囊，經商才幹不濟。當代山西還沒有哪一家國營或民營企業脫穎而出，享譽全國，更不用說打出國門參與世界競爭了。更有甚者，當代山西人在商海鏖戰中連連嗆水。不是嗎？山西人在創名牌搏擊中曾寄予厚望的“春筍”（電視機）前些年夭折了，“海棠”（洗衣機）最近也凋謝了，連久負盛名、味道醇厚的“老陳醋”也顯得老態龍鍾，步履蹣跚，在國內外市場上不敵江南勁旅“鎮江香醋”。再來看看歷史久遠、馳名中外的龜齡集、定坤丹，那是海外老華僑特別垂青的中藥，曾是山西人的驕傲，可現在市場份額又如何呢？生產這兩種產品的企業不知是抱着“沉默是金”還是抱殘守缺的心理，在市場大潮中無動於衷，在媒體上噤若寒蟬，眼睜睜地看着鹿龜酒和百消丹步步進逼，吞食市場。在人類進化史上，山西省的先民們胼手胝足，開拓創造，累綻異彩，可稱華夏文明的源頭。山西南部芮城縣西侯度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址，經考古測定距今約180萬年，當時的西侯度人已學會打制石器和用火，邁出了人猿相揖別的第一步。襄汾縣的丁村遺址，發現了中國境內最早的早期智人化石，是介於北京猿人與現代人之間的中間進化環節，具有現代黃種人的形體特徵。丁村文化的遺迹綿延不絕並向四周輻射，開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國古文明的先河。可見山西是中國境內人類起源的重要地區，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彌足珍貴。公元前兩千多年前傳說中的堯、舜、禹時代，即華夏文明的草創時期，山西南部地區有着許多生動傳說和考古遺址，正如以山西大學歷史係為主編纂的《山西曆代紀事本末》一書導言所說：“在中國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山西先民再一次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山西大部分時間裏是中國北方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山西人才輩出，群星閃耀，湧現出了一大批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精神得到了很大的發揮，突出地表現在堅韌不拔的創業能力和海納百川的融合能力方面。在創業能力方面，山西人確是出類拔萃的，這充分體現在一些傑出的歷史人物身上。春秋戰國時，晉文公重耳歷經十九年顛沛流離的磨難，發奮圖強，銳意改革，擊敗了強鄰楚國，終成霸業。趙武靈王（雍）勇於破除漢族固有的思維模式和禮儀制度，學習北方游牧民族軍事上的長處，下令實行“胡服騎射”，不僅國力大增，而且推動了我國軍事技術的發展，標誌着由車戰時代轉入騎戰時代。漢代，傑出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先後相繼銜命征討騷擾中國西疆的匈奴，終於將匈奴趕至大漠以北，解除了近一個世紀對中國的威脅，開闢了通往西域的走廊，為中西方交流打開了門戶。三國時，蜀將關羽輔佐劉備，累建戰功，后經羅貫中所着《三國演義》的演繹和美化，那個紅臉膛的關公成了“武聖人”，形象栩栩如生，品格高尚無比，是中國民間盡人皆知的人物。人們讚譽他“精忠貫日，義氣參天”，好象“忠”、“義”成了他惟一的品格。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中國人普遍憎恨“奸”、“詐”。實際上，作為真實的歷史人物，他身上同樣具有山西人性格的兩面性，不過另一面不是細緻，而是心胸不開闊，不諳韜略，無法理解蜀吳結盟共抗曹魏的意義，最後以悲劇告終。東晉時，法顯是一名高僧，也是傑出的翻譯家和旅行家，不僅歷盡艱辛、徒步萬里，遊歷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印尼，還撰寫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遊記《佛國記》，極大地開闊了古代中國人的地理視野，傳譯了大量佛典，促進了中印兩大文明古國的文化交流，融開拓創新與縝密細緻於一身。唐代，原籍山西文水的武則天，以大無畏精神衝破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體制，成為中國歷史上惟一的女皇。她不計門第，廣延人才，整頓吏治，開發和鞏固西北邊疆，打通了一度中斷的通向中亞的商道。她的性格也有雙重性，也干過一些蠢事和壞事，可謂瑕瑜互見，但瑕不掩瑜，是有其歷史功績的。宋代，司馬光作為中國古代的史學大師，他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相映成輝，是歷代最高統治者案頭必備的“資治”手冊，但他較為保守的思想傾向對中國社會發展有一定負面影響。明末清初，傅山是一位著名的學術大師和醫學家，他不願到清廷作官，表現出了“尚志高風，介然如石”的品格，他在學術上一直追蹤當時的進步思潮，但他的歷史觀卻有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清初，于成龍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曾任兩江總督，他頗具山西人的性格特點，一方面富於開拓精神，剛直不阿，敢於為民作主，整頓吏治，解決懸案冤案；另一方面清廉自守，病逝後人們在他居室里看到的只是“故衣破靴，外無長物”。他作為“清官”形象前些年因電視劇的攝製而聲名遠播。清代後期，徐繼畲是中國近代的一位啟蒙思想家，是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也是鴉片戰爭後向西方學習的先驅者之一。他曾多年在福建、廣東任高級地方官，悉心研究“洋務”及國際形勢，同治年間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及總理同文館事務大臣，是當時中國難得熟悉外務的有識之士。他所着的《瀛寰志略》十卷是鴉片戰爭後繼魏源《海國圖志》后又一部介紹世界地理和各國概況的名著，更主要的是這部書開了最早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先河。他在書中有兩段評論華盛頓和美國立國宗旨的妙文，稱華盛頓“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XX（此二字相同，左偏旁為馬，右偏旁為侵略的侵的右半部分）乎三代之遺意，可不謂人傑矣哉！”又說“米利堅合眾國，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奇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稱首哉！“在君主專制的嚴酷年代，他敢於稱讚西方民主制度，不惟別具卓識，且膽略尤有過人之處，充分展示了山西人外向開拓的性格。美國人也認識到徐繼畲獨具慧眼，同意將鐫刻這兩段話的漢字石碑砌於華盛頓紀念塔內。徐繼畲性格中除外向開拓一面外，也有內斂自守的一面，他為人言詞樸訥，清正廉潔，堪稱山西人人格完美之典範。如果說前面列舉的歷史人物僅是體現山西人開拓進取精神傑出的個體代表的話，那麼，作為群體的普通山西人不畏艱險、外向創業的精神更是值得稱道的，這裏涉及到山西歷史上兩個獨特的社會現象。其一，中國人從總體上說作為定居的農業民族，歷來有“安土重遷”的思想傾向，即留戀故土不願遷徙。但山西人卻打破常規，歷史上發生過人口大規模外遷的現象，尤其是明初，著名的洪洞大槐樹下曾集結過一批又一批外遷的山西移民，他們舉家老小從這裏出發流散全國各地，另覓生計，直至福建和兩廣，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征途，其情其景令人感佩，這不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精神的突出表現嗎？其二，在地瘠民貧的晉西北，久遠以來青壯年男子就有名日“出口”的習俗，“口”指張家口，即出張家口到內外蒙古或更遠的地方尋找生活出路，打工掙錢以養家餬口乃至企望發家致富，他們是名符其實的古代“打工仔”，而且往往一走多年，緲無音信，生死難卜。悲涼的“走西口”小調由此應運而生，不脛而走，流傳千古。它既反映了離別與思念之情，更寄託了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期盼之意。應該說，“出口”固然是迫於生計的無奈選擇，但說到底，“走西口”也是山西人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的一種體現。山西人性格中外向開拓精神另一閃光點是融合能力。山西中北部歷來處於漢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交匯的地帶。周初至春秋戰國時期，山西人與戎狄比鄰而居，儘管有紛爭，但更多的是融合，正是在各民族融合中，晉國由彈丸小國發展成為霸業大國。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等族紛紛南遷，與漢族政權不斷發生碰撞和紛爭，在山西人的參與和支持下，這些民族在山西境內建立起許多地方政權，最後由北魏統一北方，結束了“五胡十六國”的混亂局面。黃土漠漠，喊聲陣陣，金戈鐵馬，來回征戰，最後復歸於沉寂，許多民族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只剩下了融合各民族於血液中的山西人。這樣，山西再一次扮演了民族融合基地的角色。馳名於世的大同雲崗石窟就是北魏時開鑿的，融印度文化、希臘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於一體，是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交融的傑作。五代十國和宋遼金元時期，前後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山西境內頻繁征戰和統治，除了使山西社會經濟遭到許多破壞外，還有建設的一面。大同的上下華嚴寺、應縣木塔正是在這一時期興建的，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建築氣勢恢宏、結構精巧，是我國境內僅存的古建築瑰寶，其雕刻、繪畫、刻印經書均系中華文明的歷史見證。還有，受這些民族慷慨高歌風尚的感染，山西也成了元雜劇創作與演出的發祥地，元雜劇首席名家關漢卿正藉此脫穎而出。更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山西曆代紀事本末》導言所說：這些民族在山西境內已逐步漢化，逐鹿中原時已形成了中華一體觀念，“打的是華夷同祖的旗號，用的是炎黃子孫的身份，宣揚的是胡漢一家的理論。”他們與日本、波斯（今伊朗）、大食（羅馬帝國）交往時，往往以中國自居，故此，至今俄羅斯人以及中亞一些國家仍把中國稱作“契丹”。由此可知，山西人的民族融合能力是值得讚賞的，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