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二年前，白先勇先生邀請我到台灣發表一個有關崑曲的系統演講。這是大陸文化人首次訪台，一路上披荊斬棘。**當時還沒有回歸，設在羅湖的入境口岸發現我是要“過境”去台灣，上上下下聯繫了十個小時。進了**，再找台灣在那裏的辦事處，正逢假期，要等好幾天。好不容易到了台灣，我成了一個被遠近打量、被看管保護的“外星人”。連白先勇先生來見我，也要借一個“特邀記者採訪”的名義。

我在演講中，通過國際比較和歷史比較，判定崑曲是中國古典戲劇中的“最高范型”，也就是“戲中極品”，這讓台灣的同行很吃驚。他們對我非常熱情，但我心裏明白，真正贊同我這一觀點的，當時只有白先勇先生一人。台灣的戲曲領域不大，官方曾經主推京劇，民間一直主推歌仔戲，對崑曲，還很陌生。儘管如此，恰恰是這個陌生的古老劇種，接通了闊別多年的煙波海峽。當時趕到台灣來聽我演講的，還有不少美國和東南亞的華人。

我的這個演講，後來又在兩個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過，對崑曲終於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目錄，起到過一些作用。因此，當聯合國世界遺產大會借崑曲入選而在蘇州召開，還特地邀請我書寫碑文，鐫刻紀念。我的那份演講稿，也被北京文化主管部門選作《論崑曲藝術》一書的“代序”，該書收集了有關這一課題的幾乎所有重要論文。

可見，白先勇先生的那次邀請，實在是打開了一扇不小的門。那麼，追根溯源，白先勇先生為什麼邀請我去台灣演講呢？那就說來話長了。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陸著名導演胡偉民先生排演白先勇先生寫的話劇《遊園驚夢》，由崑曲名家華文漪女士主演，由俞振飛先生任崑曲顧問，由我任文學顧問。白先勇先生也因此抵達大陸，認識了我，並讀到了我的學術專著《中國戲劇史》。正是這部著作，促成了他對我的邀請。

二十幾年來我與白先勇先生的交往已經遠遠不止崑曲了，但崑曲還是其間一條最堅韌的陳年紐帶。他在親自策劃青春版《牡丹亭》演出之初，那個寒冷的冬夜，在蘇州崑劇院，他一個個地挑選演員，我和妻子陪在他身邊。後來，青春版《牡丹亭》名揚遐邇，我有幸一直擔任闡釋者，在**發佈會上，在北京大學，我都與白先勇先生同台作了對話性的講述。我們眼前，全是年輕人。

這個經歷證明，在當代，嚴選古代文化極品，在最高層次上進行“創建性保護”是有可能的。同時，也從反面證明了，這麼多年來大陸戲曲界試圖“振興”各種老劇種的努力終究被年輕一代徹底冷落，是有原因的。

——有了這番閑談式的開頭，我們就可以進入正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