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彬彬禮儀

孔子的出生，與希臘戲劇的形成，幾乎同時。

那時，希臘的氏族制度已經消逝，奴隸主民主制已經建立；而在中國，孔子給自己規定的使命便是重整氏族制度的秩序。

正好祭祀禮儀、巫術歌舞具備多方伸發的可能。

公元前560年，僭主庇西士特拉妥把農村祭祀禮儀中的酒神祭典搬到了雅典城裏，並加演一種與傳統禮儀活動很不一樣的節目，幾經演革，形成完整的戲劇形式。以往那種乞求自然諸神，匍匐在它們腳下的社會心理已經大大舒緩，他們希望通過戲劇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感受，認識自己的命運。比之於此前已出現過的史詩，戲劇對主觀世界的描寫更加深刻；比之於也已出現過的抒情詩，戲劇對客觀世界的表現更加完整。正如喬治·湯姆遜所說：“雅典的戲劇是民主革命的產物。”（喬治·湯姆遜：《論詩歌源流》。）

孔子誕生在希臘酒神祭典搬到雅典城裏的九年之後。孔子努力維護由巫術禮儀發展而來的“周禮”，他對這種禮儀也有改造，主要是在“禮崩樂壞”的局面下以“仁”釋禮，儘力把“禮”闡揚得親切簡明，人人皆能躬行。這樣一來，禮儀不僅沒有蛻脫成戲劇藝術，而且還被有效擴張，滲透到整體生活之中。禮儀中所包含着的戲劇美的因素，也由此散落到生活中去了。因此，孔子所倡導的禮儀化的生活，實際上也就是審美化的生活、戲劇化的生活。

生活的“泛戲劇化”，是戲劇美的流散，反而阻礙了戲劇美在藝術意義上的凝聚，造成戲劇本身的姍姍來遲。

西方從古到今也有很多生活化的禮儀，但它們已在公元前五世紀這個關鍵時刻與戲劇美基本脫軌，戲劇藝術可以離開生活禮儀自行發展了。而在同樣的時期，這種脫軌沒有出現在中國。為此，中國將花費漫長的時間才能慢慢地把戲劇性因素從生活中撿拾出來，使之凝聚，凝聚之時也不再有當年雅典劇場的氣魄。

這裏遇到了一個神奇的人文之謎：為什麼公元前五世紀對人類那麼重要，它的創建將永遠延續，它的轉向將鑄造歷史，它的失落也將成為千年之缺？現在，各國學者已把孔子、釋迦牟尼和希臘哲人同時問世的這一時代說成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AxialAge），但是為什麼在沒有文化交流的時代，地球上的幾個重要角落能夠同時完成方向不同的精神文化創建，還無法找到公認的答案。

我們且先把這個太大的難題擱置，來看看當時中國社會生活中“泛戲劇化”的驚人程度。

中國古代生活禮儀的繁文縟節，是現代人很難想像的。舉凡社會生活的各個關節之處，如冠、婚、喪、朝覲、聘問、鄉飲酒、鄉射、士相見等等，都有特定的禮儀。這種禮儀又都非常周詳嚴整，在一定的場合，必須有一定的禮器陳設和服飾穿着，主賓之間行禮撙節，或升或降，都井然有序，所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半點苟且不得。與此同時，還要伴以規定的音樂、詩歌節目，在什麼時刻用什麼樂器，歌何樣詞章，都有成例。這些禮儀，又有明確的等級區分，諸侯、卿、大夫、士，所行之禮，各有區別。

這裏有舞蹈化的節奏規程、符號化的動作規範。這是在生活，又像在演戲。這是禮，又是樂。

這種複雜的禮儀，把戲劇演到了生活中。

只有在這種禮儀逐漸懈弛的時候，戲劇性因素才能慢慢地凝結為娛樂性的表演形態，構成戲劇雛形。有些當代學者把中國戲劇的興盛期定得很早，就是針對這種戲劇雛形而言的。這中間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文人很快就敏感到這種戲劇雛形的存在，並稱之為“戲劇”，但他們的戲劇觀念，卻受到“泛戲劇化”的影響，喜歡把戲劇來喻指生活。唐代詩人杜牧《西江懷古》有云：“魏帝縫囊真戲劇，苻堅投箠更荒唐。”宋代詩人蘇軾《送小本禪師赴法雪詩》云：“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宋代文人倪君《夜行航》云：“少年疏狂今已老，筵席散雜劇打了……”他們都把生活直接等同於戲劇了。

當戲劇終於正式形成之後，“泛戲劇化”的現象仍然對戲劇的藝術格局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戲劇在很長時間內仍然很適合在婚喪禮儀、節慶筵酬之間演出，成為戲劇化的生活禮儀的一部分。觀眾欣賞中國戲劇，可以像生活中一樣適性隨意，而不必像西方觀眾那樣聚精會神，進入幻覺。這種歷史傳統所造成的自身特點，構成了中國戲劇區別於其他戲劇的一系列美學特徵。（此節所論我國古代“泛戲劇化”的問題，台灣學者也曾作過不少研究，如唐君毅、陳萬鼐認為，“中國古代之無獨立之戲劇，正由其合禮樂之社會政治倫理之生活，整個皆表現審美藝術之精神”；羅錦堂也專文研究中國人的戲劇觀，認為“中國人就往往把為人看成和演戲一樣，蓋以為生命的過程，如同劇情，有悲歡離合；人性的善惡，如同角色，有生旦凈丑”；羅錦堂還引用了一個美國傳教士史密斯的話，中國民族“是一個富於戲劇本能的民族”，“在中國人看來，人生就無異是戲劇，世界就無異是劇場”。這些論述，有的與筆者的看法有接近之處，本書也吸取了其中一些成果，有的則感到失之於浮泛和武斷，有以偏概全之嫌。但這種研究總的說來是有益的。參見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陳萬鼐：《元明清劇曲史》；羅錦堂：《中國人的戲劇觀》；史密斯：《中國人的特性》（TheCharacteristicsof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