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朱元璋開始實施的文化專制主義，以儒學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學為旗幟。看上去，這是大大地弘揚了儒學，實際上，卻是讓儒學產生了嚴重的質變。因為這樣一來，一種優秀的文化被迫與專制暴虐聯繫在一起了，讓它呈現出一種恃強凌弱、仗勢欺人的霸氣。其實，這並不是儒學的本來面目。

在朱元璋之後，明成祖朱棣更是組織人力編輯《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並嚴格規定，在科舉考試中，《四書》必依朱熹註釋，《五經》必依宋儒註釋，否則就算是異端。你看，連註釋都規定死了。不僅如此，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又把宋儒所設計的一整套行為規範如“三綱五常”之類也推到極端，造成很多極不人道的悲劇。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學的同時，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務政治，如臭名昭著的東廠。這也容易讓儒學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產生了兩方面的歷史誤會。

一方面，後代改革家出於對明清時期極權主義的憤怒，很自然地遷怒於儒學，甚至遷怒於孔子本人。面對“禮教吃人”的現實，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時期就出現過這種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衛、復興儒學的時候，也不知細緻分析，喜歡把它在明清時期被禁錮化、條規化的不良形態進行裝潢，強迫青少年背誦、抄寫、摹擬，營造出一種悖世的偽古典夢境。直到今天不斷掀起的“國學熱”中，仍然有這個毛病。

總之，不管人們如何褒貶儒學，直接着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時代的面貌。

其實，早在明代中期，儒學因朝廷過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陳腐的事實已經充分暴露，於是出現了王陽明的“心學”。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學”不可能問世。但是經過一個世紀的折騰，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越來越嚴重，而最高統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朱棣那樣的強勢，朝廷已經處處捉襟見肘。在這種情況下，一位篤信儒學，只是要對儒學做一些不同於朱熹的解釋，同時又是一位幫着朝廷有效處理社會矛盾的將軍學者，就有了思考空間。

王陽明認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標是“致良知”，也就是通過個人修養挖掘出人之為人的天賦道德。這種天賦道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這種理論，洗去了朱熹理學外加的龐大規範結構，讓一切規範都出自於內心，出自於本真。這就大大強化了儒學歷來比較薄弱的內在心理依據，凸顯了其間的善良根基，弘揚了“知善知惡”、“為善去惡”的文化責任。而且，他的理論表述始終保持着很高的哲學品位，果斷、嚴密、平易、優雅，實在是明代文化濁霧中的亮麗一筆。

王陽明是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的嫡傳遠孫。這不禁讓人會心一笑：王羲之的這一筆，實在拖延得相當漂亮。

王陽明寫字也學他的遠祖筆意。我曾為計文淵先生編的《王陽明書法集》寫過序言，但有一點內心嘀咕卻沒有寫到序言中去，那就是：他那麼會打仗，為什麼在筆力上卻比他的遠祖柔弱得多？相反，他的遠祖雖然頂着一個軍事名號，多少年來一直被叫做“右軍”、“右軍”的，卻毫無軍事才能方面的佐證，只是強大在筆墨間。難道，這是一種拖欠了一千多年的雙向戲謔和雙向補償？

明朝是在王陽明去世一百一十五年之後滅亡的。又過了八十年，已是清朝康熙年間，一些知識分子反思明朝滅亡的教訓，把目光集中到高層文化人的生態和心態之上，重新發現了王陽明的價值。當時的朝廷知識分子李光地說，如果早一點有王陽明，不僅朱棣的“靖難之役”成不了，而且岳飛也不會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王陽明這樣的“一代賢豪”有膽略，有智慧，有執行力，在絕大多數高層文化人中顯得孤峰獨傲。

那麼，明代的絕大多數高層文化人是什麼樣的呢？李光地以最有氣節的方孝孺作為分析對象。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做是曠世賢達、國家智囊，但當危機發生，要他籌謀，只見每一步都錯。大家這才發現他才廣意高，好說大話，完全無法面對實情；但發現時已經來不及了，他所擁戴的朝廷和他自己頃刻一起敗亡。

明代高層文化人的生態，被概括為一副對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也就是大家都在無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間表現出自己是個忠臣，是個英烈。平時即便不袖手旁觀，最關心的也是朝廷裏邊人事爭逐的一些細節，而且最願意為這些細節沒完沒了地辯論。有時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氣，但直言的內容、抗上的理由，往往瑣碎得不值一提，甚至比皇帝還要迂腐昏聵。

筆鋒犀利的清初學者傅山更是尖銳指出，這種喜歡高談闊論又毫無用處的文化人恰恰是長久以來養成的奴性的產物，因此只能稱之為“奴儒”。他說，“奴儒”的特點是身陷溝渠而自以為大，只靠前人一句半句註釋而自稱“有本之學”；見了世間事物無所感覺，平日只講大話空話，一見別人有所作為便用各種大帽子予以扼殺。傅山實在恨透了這麼一大幫子人，不禁破口大罵，說他們是咬嚙別人腳後跟的貨色。

相比之下，更深刻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這些文化思想家。他們不約而同地看出了中華文明種種禍害的最終根源是專制君主，是那些“獨夫”，因此號召文化人把人人應該盡責的“天下”與一家一姓的王朝嚴格區別開來，不要混淆。一家一姓的興亡，只是私事；天下民眾的生死，才是公事。

這一些思想，是對明朝以來實行的極權統治和文化專制的否定。可惜的是，清朝並沒有聽他們的，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也想不出自己還能做什麼。

這些文化思想家同樣系統地反思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集體病症。黃宗羲說，儒家學說本來是經天緯地的，後世儒者卻只拿着一些語錄做一些問答，就頂着一個虛名出來欺世了。他們把做生意的人說成是“聚斂”，把做實務的人說成是“粗材”，把隨興讀點書、寫點文章的人說成是“玩物喪志”，把關注政事的人說成是“俗吏”。那他們自己呢？一直以什麼“為生民立極，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這類高調掌控天下視聽。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們報效國家，他們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給世人造成一個明確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業必須走別的門路，與儒者無關。

這又一次觸及了儒學在明末清初時的社會形象。

與李光地不一樣，這些文化思想家對朱熹、王陽明也有很多批評，認為他們的學說耗費了很多人的精力，卻無救於社會弊病。因此他們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擺脫空泛，增加“經世實學”的成分。

遺憾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經世實學”，他們也不清楚。他們像一群只會把脈卻不會配藥的醫生，因此內心最為鬱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