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可老師的身影越來越鮮明

人一上年紀，就會自然熄滅往常誤以為燦爛的浮火，靜靜地去體會人生的厚味。在這一過程中，張可老師的身影總會越來越鮮明地晃動在眼前。已經不再僅僅是學生對老師的感謝，而是她以那麼長的時間給我設了一個謎，揭開謎底的居然是王元化先生。其實，更大的謎底是她自己。一個女人背後的學者，一個學者背後的女人，這個結構已經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還是第二結構，那就是：漫長災難中的不懈護衛，災難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個倦然退下，這又使我聯想到她早年的一個結構：共產黨掌握政權前的出生入死，共產黨掌握政權后的悄然隱去。這幾個結構集於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我覺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現在，每次看到在蒼老、疲憊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張可老師，總覺得這是一門玄奧的人生課程。我不再後悔當年頭腦一熱錯考了上海戲劇學院，這種錯考讓我有機會直接面對這門課程，非常值得。

大概從5年前開始，我覺得需要對張可老師作進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訴我的同學和我的讀者。前年，國際大專辯論賽從哈佛、耶魯和中國大陸邀請了5位終評委，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內。在評判的空餘時間，我開始向他詢問。前不久，我特地列出一些模糊之處再進一步請教王元化先生，終於，我可以為張可老師寫下一段話了。

這段話不長，大致如下——

張可，1920年12月出生於蘇州一個書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16歲時考進上海暨南大學，這是一所擁有鄭振鋒、孫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陳麟瑞等教授的大學，學風淳厚。1938年1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全力投身革命，大學畢業後主要在上海戲劇界從事抗日活動，自己翻譯劇本、組織小劇場演出，還多次親自參加表演。結識比她較早參加共產黨的年輕學者王元化。

抗戰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會中，有人戲問王元化心中的戀人，王元化說：“我喜歡張可。”張可聞之不悅，質問王元化什麼意思，王元化語塞。八年抗戰，無心婚戀，抗戰勝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問她屬意於誰，張可坦然地說：“王元化。”

以基督教儀式結婚。其時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國立大學任教，婚後攜張可到北平居住。但張可住不慣，說北平太荒涼，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這兩位年富力強而又頗有資歷的共產黨人勢必都要參加比較重要的工作，但他們心中的文學寄託，在於契訶夫、羅曼·羅蘭、狄更斯、莎士比亞，生怕複雜的人事關係、繁重的行政事務和應時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文學夢，再加上已有孩子，決定只讓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張可脫離組織關係。

無論是昔日還是今朝，這裏永遠是萬商雲集之所——俯瞰上海浦東。

因胡風冤案牽涉，1955年6月王元化被隔離，還在幼兒園小班的孩子張着驚恐萬狀的眼睛看着父親被拉走。關押地不斷轉換，張可為尋回丈夫，不斷上訪。王元化被關押到1957年2月才釋放。釋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嚴重創傷，幻聽幻覺，真假難辨，靠張可慢慢調養，求醫問葯，一年後基本恢復。當時王元化沒有薪水，為補貼家用，替書店翻譯書稿，后又與張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亞，翻譯西方莎學評論。張可還用娟秀的毛筆小楷抄寫了王元化《論莎士比亞四大悲劇》和其他手稿。

******期間，王元化曾患肝炎，張可儘力張羅，居然沒有讓王元化感到過家庭生活的艱難。“**”災難中，兩人都成為打擊對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結束之後，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1979年6月，張可突然中風，至今無法全然恢復。

1979年11月，王元化徹底平反，不久，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門主要領導職務。

王元化對妻子的基本評價：“張可心裏似乎不懂得恨。我沒有一次看見過她以疾顏厲色的態度對人，也沒有一次聽見過她用強烈的字眼說話。總是那樣溫良、謙和、寬厚。從反胡風到她得病前的23年漫長歲月里，我的坎坷命運給她帶來了無窮傷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總是敏感的，對於任何一個不易察覺的埋怨眼神，一種悄悄表示不滿的臉色，都會感應到。但她卻始終沒有這種情緒的流露，這不是任何因丈夫牽連而遭受磨難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為她無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來強制自然迸發的感情，只有聽憑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於這種超凡絕塵之境。”

這是個夜晚比白天更燦爛的地方。亞洲最繁華的商業街之一——上海南京路。

王元化又說：“當時四周一片冰冷，惟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與我劃出一點界限，我肯定早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