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讀初中時，我11歲

到上海讀初中時，我剛剛11歲。那所中學的校園典雅富麗，甚至還有歐洲式的大理石噴水池，這在我這麼一個農村來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樓。但當時學校里的第一景觀是飄飄拂拂的大字報，我們看不懂，只在紙簾間竄來竄去，捉迷藏。

記得第一節課是音樂課，老師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他從畫滿五線譜的黑板前走到鋼琴旁，彈了幾個樂句便張口領唱，他的聲音，那麼漂亮又那麼沉悶。我們已知道，他剛剛被劃為右派，正在檢討。他上課時，我們教室的窗口，經常有人頭晃動，音樂老師一看，便只唱不講，唱的聲音則更加奇怪。三個星期之後，我們接到通知，音樂老師不來了，音樂課的時間，到操場的角落裏練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詞曰：“1957年呀，真是個勝利年……”

沒過多久，其他課程也很難正常進行了。大理石噴水池已停止噴水，旁邊搭起了一個養豬棚，養豬棚邊上又砌了鍊鋼爐。高年級學生養豬、鍊鋼，我們的任務則是到街上拾撿破銅爛鐵，作為鍊鋼的原料。

2003年4月，一對戀人在上海陸家嘴的中央綠地草坪上曬太陽。

當時全民都在鍊鋼。國家領導人發出號召，15年趕上英國，20年趕上美國，但對英國和美國的情況卻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種說法，即趕上趕不上的標誌是看鋼產量，於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中國大地無處不在鍊鋼。里弄鐵門和各家各戶陽台上的鐵架，已全部砸下來充作原料，我們這些孩子再到哪裏去找鐵呢？誰拾到一枚銹跡斑斑的鐵釘就如獲至寶了。撿拾了幾個月所得寥寥，而噴水池旁煉出來的鋼更是一團醜陋不堪的黑疙瘩。於是學校根據上級指示轉移方向，讓學生進附近的工廠勞動，說是要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不能老是坐在課堂里讀書。

於是上海人成了無根無基的一群，不知自己從何而來，不知自己屬於哪塊土地，既得意洋洋又可憐兮兮。由此倒羨慕起那些到老仍不改鄉音的前輩，他們活生生把一個故鄉掛在嘴邊，一張口，就告示出自己的生命定位。

前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特派中國的專員拉奎爾教授曾說，里弄是上海最迷人的部分，“一看到它們，我的心裏就一陣溫暖。”

里弄是頑強地伸展在上海軀體上的一根血管。

老師們出發了，到一家家工廠去商量，希望他們能接納我們勞動。這麼多10歲剛出頭的孩子擁到車間去，既無勞動能力又極不安全，工廠理所當然是不歡迎的。老師們只能紅着臉一次次懇求，一直懇求得那些廠長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師而感動起來，才遲遲疑疑地同意我們去勞動幾個月。畢竟不行，工廠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師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這麼一家家工廠輪着轉，初中三年，幾乎把學校周圍所有的工廠都勞動遍了。勞動之外也上課，老師們知道時間無多，總是像搶奪珍寶一樣把那一點點上課時間搶在手裏，精琢細磨。那些老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記憶中一個個風度非凡，課講得好極了。就在勞動的夾縫中，僅僅三年，我們的作文寫作已達到流暢無礙、幾乎不犯語法錯誤的地步。數學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來就可與同學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畫出一道道著名的幾何學難題，吵吵嚷嚷地證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