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袍飄飄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蘭，夜宿Laleh旅館

到伊朗才幾天，我們隊伍里的女士、小姐都已叫苦連天了。

這兒白天的天氣很熱，嚴嚴地包裹着頭巾確實不好受。她們有的是導演，拍攝時要在大街上跑來跑去地指揮；有的節目主持人，要隨時隨地對着鏡頭又說又笑；有的是記者，聽到或看到什麼立即要掏出筆來唰唰記錄；有的還兼總管，需要大聲地召集人員、點菜付款、叫出租車——她們竟然都要把頭髮、耳朵、脖子全都蒙起做這一切，其間的艱難和有趣，自可想像。

她們在公共場所奔忙完了，一頭衝上吉普車就把頭巾解下來想鬆口氣，立即聽到有人敲窗，扭頭一看，敲窗者正比畫著要求女士把頭巾重新戴好。一位女士心中來氣，搖下窗來用英語對那人說：“我是在車內，不是公共場所！”那人也用英語回答：“你的車子有窗，所以還是公共場所！”

那就戴好吧，車子開到一家從老闆、廚師、侍者都不是中國人的“中國餐館”，女士們見到大紅燈籠和紅木窗格，覺得這已是中國地面，總可以解下頭巾了吧，沒想到剛剛動手，兩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輕聲喝令不可造次。這下女士們急了，大聲說：“這是中國餐館！吃中國餐沒法戴頭巾！”一個白鬍子老頭出來，搖了搖手，算是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闆，這麼做只是為了賺錢，我們幾個女士頓時歡呼起來。其實，這頓飯質劣價昂，但她們一直為這個小小的勝利興奮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誇張地鼓動着沒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幫，順便用手擼一下頭髮。

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小機會，絕大多數時間還必須老老實實戴上。她們這些女子哪裏受得了如此委屈？於是成天在我們面前喊壓抑。我們雖然也曾有過幾分竊喜，故意神態放鬆地在車窗下逛來逛去，但同情之心還是佔了上風，在行車途中盡量順着她們，覺得這是男士們可以自由瀟洒的代價。我們的五輛吉普車都裝着對講機，行車途中時時可以作全隊交談。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說，前面山上這朵烏雲真好看，話音未落，所有男士齊聲呼應：“真好看，好看極了！”另一位女士指着路邊的小樹說：“這好像是蘆葦。”大家又異口同聲：“蘆葦，當然是蘆葦！”態度之好，終於使女士們疑惑起來。

其實，我們的女士只包了一塊頭巾，車下滿街的伊朗婦女完全是黑袍裹身，嚴格得多了。對這件事，外來人容易產生簡單的想法，覺得這兒的婦女太可憐了，需要有一次服飾解放，理由是這樣的服飾禁錮了婦女的身心自由，遮蓋了婦女的形體美，阻斷了現代的社交活動和國際交往。這種想法雖有一定道理，但從文化人類學和民族生態學的眼光來看，並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國古代裹小腳，有些土著穿鼻、撐頸等明顯帶有生理傷殘的習俗應該廢棄外，對於一般的服飾文化沒有必要樹立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記得以前我曾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中討論過清初清末漢族士大夫在“毀我衣冠”的問題上所產生的嚴重心理掙扎，可見此事關及一種歷時悠久的文化尊嚴，比簡單的“服飾解放”深刻得多。

我們在德黑蘭街上專門為黑袍的問題問過幾個年輕的女學生，她們的回答是：“我們的這個服裝傳統已延續了一千多年，而且與我們的宗教有關。我們沒有感到壓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一段時間，伊朗、土耳其**曾明令要求人們把傳統服裝改為西式服裝，但到七十年代積極呼籲恢復傳統服裝的，主要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青年。他們甚至認為，只有穿上傳統服裝，才能恢復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間情景有一點像中國餐飲，一度有人提出中國餐飲太複雜、太浪費，油膩和味精也不符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飲，但到後來即使是年輕人也渴望恢復祖父一代的口味。在這類事情上外人一廂情願地想去“解放”別人，有點可笑。

至於是不是毀損了一般意義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見得。我們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個以前怎麼也不會相信的初步結論：從雅典出發至今，各國女性之美首推伊朗。優雅的身材極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紋折的瀟洒抖動，就像古希臘舞台上最有表現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現代時髦服飾中寬大的深色風衣；她們並不拒絕化妝，卻讓一切干擾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讓唇、眼和臉頰成為惟一的視角焦點。這種風姿，也絕不像外人想像的那麼寒傖。

當然也面臨問題，那就是：在要求世界對它多元寬容的時候，它也應該對世界多元寬容，包括對本國人民。對於進入本國的外國女性，不應有過多的限制。對於正當的企圖追求另類生態的本國女子，只要行之有方，也不應過多地厲聲呵斥。老是敲人家車窗的業餘“風化警察”，應該大大減少，而袍子的色彩和裁剪方式，則應該大大增加。

由此想起了伊朗***革命后客死異鄉而不準返回的巴列維國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畢竟是在尋找民族傳統和國際溝通之間的橋樑。在埃及時，我和王紀言、郭瀅兩位特地到開羅呂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謁了他的陵寢，一間綠色雪花石的廳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邊上插着一面伊朗國旗，攤開着一部《可蘭經》。我想，對他也應寬容，他是伊朗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廳堂里靜謐無風，因此那面伊朗國旗永久地垂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