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閃問
巨人的性格和脾氣
問：秋雨老師，按照世界歷史的常理，一個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國力崛起，應該帶來里裡外外的敬佩和讚歎，但我們遇到的情景卻不是這樣。很多分析家把產生這種不正常情景的原因歸咎於外國嫉妒防範和自身策略有誤。我認為，根本原因在於文化。我們缺少一種能夠讓世界各國民眾廣泛感應的當代文化，您同意嗎？
答：我說過，現在的中國，就像一個巨人突然出現在鬧市街口，不管是本城人還是外來人都感到了某種陌生和緊張。巨人做出一個個造型，佩上一條條綬帶，用處都不大。原因是，大家都無法感知巨人的脾氣和性格。
巨人的脾氣性格，就是中國的文化。
就像當年英國的旗幟飄揚到世界各地的時候，至少讓人以為，裏邊似乎包含着莎士比亞的影子；就像德國先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都失敗后，經常會用貝多芬、巴赫和歌德讓人對它另眼相看；就像美國縱橫捭闔、盛氣凌人的時候，總有荷里活影片的諸多形象相伴隨。遺憾的是，中國的文化好像做不來這些，一直忙着排場很大、格局很小的事情。
問：秋雨老師是否認為，現在中國遇到的種種社會矛盾，都與精神價值有關？
答：對。
問：既然已經知道了精神價值的重要性，為什麼這麼多年來還是沒有起色呢？
答：因為大家都把一系列可疑的“精神價值”當真了。
問：可疑的“精神價值”有哪些？
答：簡單說來，可疑的“精神價值”，在民間祭拜的是“成功”，在官場祭拜的是“民粹”，在學界祭拜的是“國學”。
把這三者加在一起，使中國這個巨人的性格和脾氣，因“成功”而勢利，因“民粹”而喧鬧，因“國學”而陳腐。這樣的性格和脾氣，當然很難讓人喜歡。
可疑的“精神價值”
問：這三個可疑的“精神價值”，其實也正是您一再警惕過的“文化偽坐標”，概括得令人震撼。它們眼下還在流行，而且勢必流行下去。那麼，能不能稍稍花點兒時間，展開講述一下？
答：可以。
問：先說說民間的那個“文化偽坐標”——成功，好嗎？
答：好。“成功”的正常含義，是完成了一件讓大家高興的好事，但現在民間追求的“成功”，卻把別人當作了對手，爭奪只屬於自己的利益。下一代剛剛懂事，就從家長、老師那裏接受了這個偽坐標。很多家長直到今天還堅守“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奇怪志向，拉拽着自己幼小孩子的手開始了爭取“成功”的險惡長途。
“成功”這個偽坐標的最大禍害，是把人生看成“輸贏戰場”，並把“打敗他人”當作求勝的唯一通道。因此，他們經過的地方，遲早會變成損人利己的精神荒路。
問：請再說說官方的那個“文化偽坐標”——民粹，老師方便嗎？
答：對我來說，什麼都方便。
從本質上看，官方關注民意當然是好事。但是，人們一旦陷入號稱“民意”的“群眾廣場”中，也都失去了證據分析、專業裁斷、理性判別、辨偽鑒識的能力，因此只能在眾聲喧嘩中“從眾”，在群情激昂中“隨群”，這就進入了完全失控的民粹狂潮。
在當代，民粹大多表現為一種由謠言點燃的爆髮式起鬨，一旦發酵於傳媒網絡，必然會在山呼海嘯中構成災難。
在歷史上，那種與鄉間流俗合污的偽善者，被稱為“鄉愿”。孔子把它說成是“德之賊者也”。在現代，我們見到的民粹，太多是冒充民眾的名義衝擊理性底線的文人惡謔。我經歷過的“**”災難，一開始由“上意”發動，很快完全失控，任由“民意”驅動，處處都是“革命群眾”（亦即當時的“弱勢群體”
）組成的“民間法庭”。“**”結束后，我曾多方尋找害死我親人、關押我父親的惡人，但最後的回答都是一樣：革命群眾。
現在不少官員為了標榜自己的形象，把很多並無科學統計的所謂“民意”當作精神價值，我認為，一是無奈，二是作秀。北大學子，必須警惕。
問：我喜歡老師的痛快淋漓，而不喜歡文化學術界慣常出現的那種左右逢源、貌似全面的廢話。現在想請您再說說學界祭拜的那個“文化偽坐標”——國學，這對老師也沒有什麼不方便吧？
答：“國學”，如果說成是“中國學”、“中國文化”、“中國傳統經典”等，就很正常了。但現在，執意要把一種學問抬升到可以與“國旗”、“國歌”相提並論的政治高度，就產生了很多問題。至少，會對國內同類文化不公平，會與國外同類文化不相融。
舉一個小例子就明白了。如果說京劇是“中國戲劇”，誰也不會反對，但是，如果把它說成“國劇”，就套上了“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金項圈。這樣一來，該怎麼處置比它更經典、更悠久的崑劇？怎麼處置產生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紀君祥的元雜劇？
而且，現在京劇也遇到了重大生存危機。如果封成了“國劇”，還有誰敢動它？還有誰敢改革？
“國學”的範圍當然比“國劇”大得多，但由於同樣在追求一種“國家主義”的文化權威，也就有了“排他主義”，會產生一系列邏輯矛盾。
問：我很贊成老師的觀點，“國學”這種提法的毛病，是試圖通過“國家主義”來推行“排他主義”。不僅“國劇”，現在爭來爭去的所謂“國酒”、“國飲”、“國服”，也都是為了商業利益而推行“排他主義”。其實，只要有了“排他主義”，反而會把自己做小，對嗎？
答：你說得很對。中華文化是一個大海，是百川匯流的結果，包括很多國界之外的河川。
“國學”這個概念首先會遇到一個尷尬的矛盾：佛教算不算“國學”？如果不算，有點兒難辦，因為那是中國兩千年來最普及的宗教信仰，滲透到了中國文化的經絡血脈之內，連很多第一流的中國文化人都是佛教信徒，肯定已成為“國之重學”，這要不算，說不過去吧？但是如果算成了“國學”，那也麻煩，因為全世界都知道，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印度文化啊，雖然也曾局部地中國化，但至今中國運用的佛教經典，很多重要的專用名詞還是梵文的音譯，我們總不好意思說它是“國學”吧？
你看，一說“國學”，這麼大的一個漏洞就出來了。
問：只要有“自封為王”的“排他主義”，這樣的漏洞一定會層出不窮。即使在國內的各種文化中，誰是“國學”，誰不是“國學”，遲早也會引發爭鬥吧？
答：你的判斷很正確。現在所說的“國學”，實際範圍不大，好像主要是指儒家文化，加一點兒道家文化和民俗文化。但是，中國的這個“國”字實在非同小可，地域廣闊，氣吞萬匯，其間的文化更是森羅百態，藏龍卧虎。有不少地處邊緣的文化曾經強勁地推動過中華文化的重構和新生，例如突厥文化、鮮卑文化、契丹文化、西夏文化、蒙古文化、滿族文化等，都非常重要。沒有它們，中國之“國”就要退回到春秋戰國時代的小“國”去了。那麼，這些文化算不算“國學”？我猜，現在的“國學達人”一定會說，“算，遲早會算”。但是，“遲早”到什麼時候？我看了那麼多年，為什麼沒有出現一絲一毫把它們“算”進去的痕迹或意圖？
問：他們也曾辯解說，二十世紀前期一些著名的學者也提過“國學”，這該怎麼解釋？
答：那個時候列強頻頻進犯，國運危在旦夕，提“國學”，是一種“在危急時刻自報家門”的凄楚之聲，絲毫不存在借取“國家主義”來實行“排他主義”的嫌疑。最早章太炎他們成立“國學振起社”，時間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和辛亥革命之間，地點是在日本東京，時間和地點的針對性不言而喻。後來，以美國所退庚子賠款辦的清華大學，也成立過國學研究機構。但是，無論是章太炎，還是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他們都知道，學術無界，文化無牆，永遠不能畫地為牢。他們幾位本身的文化結構，更是宏觀全球，博採寰宇，融會貫通，不設邊防。
問：近年來的“國學熱”，我們北大基本上沒有參與，還算不錯吧？但我們遠遠看去，事情好像越做越過分了。而且因為裹挾着“國家主義”、“愛國主義”等因素，讓人很難勸解。秋雨老師，您勸過他們嗎？
答：勸過。有一位企業家曾經興奮地告訴我，他與幾個朋友在郊區開辦了一個“國學堂”，招收不少小學生天天誦讀國學經典，連行為舉止、生活禮節都要仿效古人。我便忍不住詢問：“這些孩子畢業之後，會到哪裏工作？”
那位企業家一愣，但很快就充滿信心地說：“文化學術界的很多專家都向我擔保，今天的社會太需要這些年輕的國學人才，而且越來越需要。”
我說：“對不起，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到古籍出版社當校對。但我早就打聽過了，那裏已經滿員，沒有名額。”
這就是我的勸說。
問：但是還有很多人着魔。現在已經不只對小學生了，有的大學還開設了“總裁國學班”，收很高的費用，把那些企業家吸引過去，關上門，拉上厚厚的窗帘，不知在裏邊講什麼。如果是“愛國”，也不必那麼神秘啊！您估計，窗帘裏邊在講什麼內容？
答：我只想提醒大家一句，最早章太炎等人提出這個概念時，確有救亡、愛國的動機，但從後來的發展來看，“國學”與“愛國”不能畫上等號。抗日戰爭爆發時，連很多文化程度很低的軍閥、土匪都積極投入抗日，反倒是一批“國學專家”快速做了漢奸，例如羅振玉、鄭孝胥、梁鴻志、胡蘭成，等等。連“五四”新文學陣營里的“國學專家”周作人，也成了漢奸。因此大家看到了，在戰後審判漢奸的法庭上，那些著名的被告都穿着長衫、馬褂之類的“國服”。相反，原來一直被嘲笑為“西裝革履、數典忘祖”的“西派人物”，卻一批批在國際舞台上用英語捍衛着民族尊嚴，從顧維鈞到倪征燠，都是這樣。
問：您說起審判庭上的“國服”，使我想起，在“國學熱”中，確實有一些激進青年提出中國人必須穿“漢服”，必須過自己的節日，聲勢很大。秋雨老師，我們該如何反駁他們？
答：他們的問題不在於“漢服”，而在於“必須”。中國人好不容易迎來了服飾自主的時代，任何強制都是倒退。愛國主義不應該變成專制主義。
如果你們認識這些激進青年，可以在他們耳邊悄悄提醒一句：漢服，在唐代長安就沒有什麼人穿了。
“枯燥文本”和“戲謔文本”
問：秋雨老師，如果不是那麼變態地祭拜“國學”，那麼，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還是應該抱着一種恭敬的態度來選擇和學習吧？那麼，應該如何進入正常學習呢？
答：這也是我下決心花整整一年時間來為你們講這門課的原因。應該如何正常地選擇和學習中國文化精華，我將會按歷史順序一一說明。
我下這個決心，還有一個偶然原因，那就是在**一所大學看到了一本中國文化教材。那本教材從反面深深地刺激了我。
問：**一所大學的中國文化教材？
答：對。好像是他們委託北京的一些大學教師編的，不知道北大有沒有參與。那段時間我在**工作，有一批大學生跑來，態度堅決地向我申訴：“余老師，我們決定，拒絕接受中國文化了！”
我聽了很吃驚，連忙問原委，他們就甩出了這麼一本中國文化教材。原來，他們說拒絕接受中國文化，是拒絕接受那本教材。
那本教材很厚，像一塊耐火磚。由於用道林紙印製，因此又比耐火磚更沉重。我翻看了一下，確實是枯燥無味到難以容忍的地步。幾千年來有點兒名堂的文章，都像陳年魚乾一樣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裏。一點兒看不出它們曾經活過、游過、掀起過波濤。不要說**學生，連我這樣的人，看一會兒也被魚乾的隔代腥膻味熏暈了。
問：秋雨老師，不瞞您說，我們平常見到的教材，多數也是這樣的。您是不是覺得，**學生的拒絕有一點道理？
答：有一點道理。我想講一句俗話了：為什麼別人不喜歡你？因為你故意麵目猙獰。
問：面目猙獰也有可能挺好玩，網絡遊戲上常見這種面目。猙獰往往蘊藏着一種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銅器上似人似獸的表情。但是，我們的教材卻留下了猙獰，丟棄了生命力，結果猙獰得刻板、冰冷、重複、無聊，讓我們怎麼忍受？我想問，編寫這些教材的老師們，真是故意的嗎？是不是嫉妒我們的青春，才這樣折騰我們？（笑）
答：不，這些老師沒這麼壞。但他們中很大一部分，有過年齡上的青春，卻從未有過文化上的青春。他們從未在文化上激動過、痴迷過、愛戀過。因此，在面目猙獰背後的他們，很可憐。我年輕時只要聽到難聽的課，就對老師特別同情，甚至憐憫。
問：對於那麼多面目猙獰的刻板課程，要不要向老師提意見？
答：提意見沒用，他們改不過來。如果是選修課，就不選。如果是必修課，你坐在下面可以做“反向設計”：老師講得如此難聽的原因在哪裏？這部分內容今天如果由我來講，應該改換什麼樣的邏輯思維？經常這麼想，你就有可能獲得不錯的反向磨鍊。
當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長，那就要考慮更換課程和教師了。
問：現在大學文科教學中也出現了另一個極端。有些老師發現了“耐火磚”和“死魚乾”實在無法吸引學生，就矯枉過正，模仿單口相聲，在課堂上把孔子叫“趕路老爹”，把司馬遷叫“可憐叔”，把李清照叫“趙姨”，中間又穿插着大量添油加醋的生動情節，整堂課笑聲不斷。這好嗎？
答：這個趨向，在一些電視文化講座和流行歷史讀本上早已出現。我覺得，這種“戲謔文本”是對“枯燥文本”的譏諷和躲閃。由於目前佔領統治地位的還是“枯燥文本”，它們的“造反”行動受到了普通民眾的廣泛歡迎。但是這種做法，在學術上隱藏着一些問題，在傳播上也隱藏着一些問題。
問：請您先說說“戲謔文本”在學術上隱藏的問題。
答：學術上隱藏着兩個問題：一、它們最戲謔的地方，大多出於虛構細節，編造情景，並在詞語上做現代化的拼接。這一來，聽眾和讀者雖然笑了，卻當作了一種說唱藝術，並不相信。這種不相信，對於學術是致命傷。二、它們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宣揚處世謀術，也就是如何陰險地制伏他人，獲得成功。這對中國文化的大道，是一種“曲解”。對社會精神價值的重建，負面影響不小。
問：這些講述者也許認為，犧牲文化大道，是為了促進傳播。那就請您接著說說，他們在傳播上所隱藏着的問題。
答：傳播上也有兩個問題：一、它們受到歡迎，是因為有“枯燥文本”的對比。當“枯燥文本”在它們的戲謔下逐漸減少，它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背景。二、它們的套路，高度重複，極易被模仿，也極易被厭倦。
問：這些正在流行的“戲謔文本”也應該有一些正面意義吧？
答：有。我認為這些“戲謔文本”的最重要成果，是幽默地進行了一種“解構”，讓中國當代話語的官場化、模式化、駢文化趨向，受到了衝擊。由此，也就啟發大家可以把一切枯燥、艱澀的話題講得輕鬆一點兒，有趣一點兒。
是啊，我們見到很多公務員和發言人的語言方式，實在需要好好改一改了。我敢於大膽說一句：我國內政和外交上的不少困頓，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語言方式加重了。
語言能力訓練班
問：秋雨老師，我聽說有人提出建議，希望由您親自出馬，開設一個各級發言人的語言能力培訓班。據說您沒有答應，為什麼？
答：高超的語言能力是一種天賦，比學會幾門外語複雜得多。我們各級機構選擇發言人，主要是看已有的職位和業務，順便聽一聽普通話的清晰程度，這與我要求的語言表述能力有很大距離。因此，即使集中起來培訓，也難有成果。
問：請原諒我的好奇。如果由您開設一個訓練語言表述能力的課程，學員也是您親自挑選的，那會實行哪些訓練？
答：打基礎三個月就夠了，定期完成幾項訓練。
第一個月，排淤訓練。即盡量排除令人厭倦的句式，包括空話、套話、言不由衷的話。我會把流行套話集中起來，印一本書，讓他們一一攻堅，限期戒除，更換成自己獨特的誠懇話語。
第二個月，質感訓練。即努力讓抽象潛伏於具體，讓理性潛伏於感性。即便在論述大事時，也要尋找幽默而新鮮的平民化角度。
第三個月，換位訓練。即給他們講授一點兒“接受美學”，讓話語立場，由“表達者”轉向“接受者”，而且是那種“不準備接受的接受者”。其中，也包括不了解中國文化的外國民眾。
問：感謝秋雨老師對我隨口提出的小問題回答得那麼詳細，那麼系統。如果真由您親自開設這樣一個語言表述能力訓練班，我一定第一個報名。我覺得很多行政高官也應該接受這種訓練。他們的話語系統最要命，恰恰影響又最大。更糟糕的是，沒有人向他們說出真相。他們聽到的永遠是：“首長，您的報告太精彩了！”
秋雨老師，您是不是覺得語言方式的突破，是中華文化復興的起點？
答：這又講大了，語言方式畢竟只是語言方式。但是，我們確實應該學一學歐洲的文藝復興。歐洲文藝復興並沒有人提出類似於“國學”的復古主張，卻由達·文西、米開朗琪羅、拉斐爾這些形象藝術家，用最感性的方式把古典文化、宗教文化中的人性因子激發出來，讓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美麗和溫度。於是，漫長的、充滿經院論辯的中世紀立即黯然失色，新時代來到了。可惜，我們總是在用巨大的金錢和精力，構築着中華文化復興的反方向。
文化的定義
問：秋雨老師，我們在“閃問”中已經涉及當前中國文化中幾個可疑的“偽坐標”，也討論了其間的“枯燥文本”和“戲謔文本”，收穫很大。這也就產生了一種期待，能不能為“文化”下一個定義呢？
我知道這很難，因為世界上著名的文化定義已經有兩百多個，都立足於特定的學派，拉扯得讓人勞累，而且有很多已明顯過時。中國當代詞典中的文化定義，把文化說成是物質能力和精神能力、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真是大而無當。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又把文化縮小成“文聯”、“作協”所管的那檔子事，唱歌、跳舞、畫畫、寫詩等等，範圍又小得可憐。
您能“想”一個比較合適的有關文化的定義出來嗎？
答：我參考了全世界那麼多文化的定義，終於“想”出了一個最短的，請你們指正——
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作為定義，前半句也可以算是完整，二十二個字。加上後半句十四個字，總共也只有三十六個字，已經構成複句定義。這，肯定是世界上最短的。
問：您所說的文化，裏邊包括着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這三重概念。但是，不管是精神價值、生活方式，還是集體人格，都應該有正面、負面的區別吧？
答：對。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總是要從正面來提升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最後提出要“改造國民性”，也就是把人們引向正面的集體人格。
在中國古代，儒家的集體人格理想是“君子”，佛家的集體人格理想是“覺者”，道家的集體人格理想是“至人”。相比之下，“君子”的影響更大一些。你們如果要從集體人格上研究中國文化，我建議，可以先從“君子”入手。
問：“君子”、“覺者”、“至人”，這些人格理想有沒有共同點？
答：有。那就是大道。各個文化派別對大道的理解並不相同，但它們都認為天地之間有一種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價值，使人們活得更自在、更善良。
問：現在社會上某些熱門“文化”正好相反，大多是宮廷權謀、制勝方略，甚至在油腔滑調地揚惡抑善。這一切，不都是對大道的玷污和干擾嗎？
答：對。更迷惑人的是，不少文化人不斷論述着惡的深刻，善的淺薄；不斷展示着惡的痛快，善的窩囊。結果，有些文化課程，變成了讓人變壞的課程。
問：這是文化的墮落嗎？
答：這是文化的常例。大道一直是寂寞的。
幸好，大道只寂寞在文本上，而不是人心中。孔子說，每個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說“為仁由己”。在儒學後期，王陽明更是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題，認為埋在人心底的“良知”，可能是造就任何一個覺悟者的起點和終點。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會有“天良發現”、“天地良心”等說法。這些說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與生俱來的道德起點，與天地大道相呼應。這也是中國哲學對人本性的信心。
問：我們從小就聽說，人應該被文化改造。照秋雨老師的說法，人的天性高於文化，是嗎？
答：對。可以問問剛做父母的人，嬰兒的眼神、表情、動作是不是很接近未被污染的人類學課本？因此，老子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莊子認為，人們平日學到的東西，大多屬於“機心”，也就是機智巧變之心。這種東西一多，純白的自然天性也就不再完備，於是神情恍惚，大道也就難於進入了。
問：這麼說來，文化教育的終極意義很值得懷疑？
答：正因為有些文化教育削減了人們的“赤子之心”，所以就需要有另外一種文化教育來抗衡，讓人在更高意義上恢複本真。簡單說來，有人在堆積障礙，有人在排除障礙。但在多數情況下，前一種人比后一種人更風光。
問：這不是很悲哀嗎？
答：就像都市之夜，最風光的一定是經銷商和消費者，而不是清道夫。經銷和消費的時間一長，再好的東西也會變成城市垃圾和身體垃圾。
我考察世界各大古文明遺址，發覺文明歷史越長的地方現在情況越壞，幾乎成了一種“反比例定律”。我想，那是幾千年來“經銷商”和“消費者”太多了，而“清道夫”卻已傷殘凋零。最後，真正傷殘凋零的是那些都市、那些地區、那些國家、那些文明。
問：我聽您多次說過，中華文明是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湮滅和中斷的，難道它一直擁有足夠的“清道夫”嗎？
答：中國第一個哲學家老子就是一位偉大的“清道夫”，他的文化遺囑就是永遠做減法，走向極簡。
由他領頭，諸子百家中沒有一家是複雜的。這個起點，造成了中國文化早期的“輕裝”狀態。後來越來越臃腫，因此也越來越遲鈍，再要找“清道夫”就很難了。
幸好，中國文化的體量巨大，由此產生了一種自我蕩滌作用。這就像大海，算起來每天有多少垃圾傾注在裏邊，卻因為大，日夜翻卷、移動而自我凈化，構成了一切小邏輯都解釋不了的“體量邏輯”。
問：您所說的“體量邏輯”很深刻。體量大，除了空間，還有人口。在中國，很多文化史、思想史上的複雜事件民眾並不知道，因為文盲的比例十分驚人。不少人把這種現象看成是落後，嚮往着西方那些沙龍、學派直接影響廣大民眾的情景。我猜想秋雨老師未必這麼認為，您甚至會覺得，中國民眾對學理的隔膜不見得是一件壞事，是嗎？
答：你很棒。從古到今，中國民眾對於抽象學理缺少“消費慾望”。幾千年來他們只記住不多的幾句聖人教言，自在度日。那些評古論道、咬文嚼字的人，與千家炊煙、萬家燈火關係不深。如果這些人成了氣候，空論、激論、偏論泛濫，對誰也沒有好處。
總之，根子上的農耕文明使中國民眾很難信奉一切離開腳下大地太遠、離開直覺經驗太遠的東西。躲避灌輸，不喜餵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種自救。
天下高壽之人，大多簡食薄飲。中華老矣，回首渺茫生平，能夠活下來的原因之一，是不喜歡文化上的濃脂厚味、巍樓巨廈。
問：既然中國文化對高深學理比較淡漠，它又通過什麼方式把民眾的直覺經驗與大道人心融合在一起？
答：藝術。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歸向，有的歸向於宗教，有的歸向於徵戰，有的歸向於科學，有的歸向於政治，有的歸向於自然，而中國文化，則歸向於藝術。請你們注意孔子在《論語》中對於這個問題的兩度概括。第一度概括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第二度概括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就是通過修身的方式獲得人格享受。李澤厚先生把“游於藝”、“成於樂”說成是“人格的完成”，我很贊同。
問：中國很多人都習慣性地把文化看成是政治的附庸，您說中國文化在本質上更偏向藝術，我聽起來有點兒新奇。但是細想之下確實也有道理，中國的唐詩、宋詞在社會上的普及程度，在其他國家很難想像。李白、杜甫、蘇東坡，一直是歷代最流行的“公眾人物”，遠遠超過帝王將相。連政治人物李煜，風傳世間的也是他作為藝術家的一面。這些，能不能佐證您的觀點？
答：可以，但事情比你所說的這一切更深刻。按照古代聖哲對於中國文化的設計，“禮樂”二字，是中國文化的主幹傳統。除了“樂”，連“禮”也是藝術化、表演化、程式化的行為方式。因此，所謂“禮樂傳統”，也就是古代聖哲為中國社會構思的一種“美的宗教”。
問：您多次說過，我們目前在攻讀的“中華文化史”課，必須改變平常對文化的誤解。對此，我們作為學生，應該做哪些努力？
答：我提三點要求，請你們參考：
第一，對中國文化的一系列誤解，從古代就開始了。因此，我們要擺脫歷史性的心理暗示，讓精神價值、集體人格、禮樂傳統等重要命題從附庸的地位解放出來，獨立行走。
第二，搶救你們的感覺系統，警惕你們的思維習慣，激活你們的生命活力，創建一種活躍而睿智的教學氣氛。
第三，每次開課前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準備，減少進入新課的陌生感。但切忌準備過分，以免在課前形成固執的觀念，而應該在課程中自由尋路，不斷重塑自己。
評判社會言論
問：秋雨老師，有了網絡和各種媒體，現在社會評論非常活躍，打破了原來“輿論一律”的沉悶和虛假，這當然很好，但也湧現出大量的氣話、瘋話、髒話、過頭話。其實大家都想聽聽高屋建瓴的冷靜判斷，您又不上網，能否利用這個“閃問”的機會，把我們平日搞不太明白的某些社會言論，請您評判一下？至少，您是“旁觀者清”，又有“長者眼界”。
答：這也是我學習的機會，很願意這樣做。但是，對於潮湧般的社會言論，我們的評論最好也力求簡短。以“閃答”對“閃問”，以快速對快速，才有意思。那麼，請開始吧。
問：有人發表文章認為中醫是偽科學，應該取締，當然更多的人認為不該取締。秋雨老師對此有什麼看法？
答：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就是靠中醫佑護下來的。天下最讓我生氣的事，是拿着別人的眼光說自己的祖祖輩輩都活錯了。
問：有學者說，龍在西方是一種兇惡的形象，為了避免誤讀，中國應該改換一種文化圖騰。秋雨老師，您同意嗎？
答：不同意。別的民族一直用狼、熊、獅、鷲作為文化圖騰，沒聽說要改。祖先們正是預料會有脆弱的後代，才選擇了兇猛剛健。我再重複一句話：天下最讓我生氣的事，是拿着別人的眼光說自己的祖祖輩輩都活錯了。
問：體會您重複說出的這句話，我是否能認為，您也不同意用西方現代的價值標準來裁割中國的歷史文化？
答：對。西方現代那些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價值標準都很不錯，中國人千萬不要去防範和抵拒；但也應該明白，在那些標準出現之前，中國人已經非常精彩地活了幾千年。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帝國，活出了盛唐大宋。如果說這些都是白活，你難道不像我一樣生氣？
問：不少文化人寫文章說，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把一種非常值得回憶的早年生態破壞了。秋雨老師寫過很多描述早年生活的優美散文，一定也贊同這種看法吧？
答：不贊同。一切回憶，都會以情感刪削真實。一百多年來，絕大多數中國人由於連年戰亂、自然災害、階級鬥爭，“早年生態”的低劣程度超過現在最壞的想像。就連現在被不少文人描寫得流光溢彩的老上海，也完全是一種矯飾的幻想。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剛剛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愛因斯坦來到上海，他從南京路來到上海的中心區域老城廂后說：“這是整個地球上最貧窮的族群，備受欺凌，牛馬不如。我們一直在為世界爭取幸福和公平，而在這裏看到的，卻是一幅悲慘的圖景。”直到我年輕時，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態都觸目驚心。近三十年的大拆大建，主要是針對大面積的低劣生態進行的。中國百姓苦了那麼多年，有理由稍稍過得好一點兒。
你們畢業后，最好不要為了“玩文化”而偽造“貴族凋零”、“皇城暮鴉”、“風華散盡”之類意象，來鄙視普通民眾的生態進步。
問：又有一些文化人不斷寫文章說，北京城新建的地標諸如鳥巢、水立方、國家大劇院、中央電視台新樓都光怪陸離，如果梁思成先生在世一定悲嘆“城將不城”，您同意嗎？
答：不同意。一個大國的首都，應該保存一些珍貴的歷史遺迹，但更應該走在世界現代建築的最前沿。請你們聯想一下：曾經以花崗岩、大理石的古典建築自傲的巴黎，在建造艾菲爾鐵塔、蓬皮杜藝術中心、羅浮宮玻璃金字塔時也遭到過激烈反對，但現在這些新建築卻都成了巴黎的典型標誌。這是一個文化心理的新生過程，我在《行者無疆》一書中有過描述，你們可以找來一讀。
至於梁思成先生，那是一位思維健全、兼容古今的人，並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保守。一九四七年他第二次從美國考察回來，在課堂上對歐洲現代建築結構的幾何化、抽象化和不可重複性，如包豪斯學派的主張，都很推崇。他如果晚生幾十年，除了仍會着力保護古建築外，還一定會設計出不少讓你們大吃一驚的創新建築，就像貝聿銘先生在巴黎做的那樣。
問：還有一個爭論不休的大問題，現在該不該動手挖掘秦始皇的陵墓？有人說，現在經濟力量和學術力量都已具備，可以挖掘了。有人說，永遠不要去打擾它。秋雨老師的意見呢？
答：過於自信就會產生莽撞，人類不應該把最好奇的事情都在自己這一代手上做完。但是，“永遠不要打擾”的說法也不妥，因為誰也沒有權力發出隔代命令。
我有一種朦朧的預感，隨着機械人和高清晰度遙感技術的發展，今後的考古發掘未必繼續沿用大規模的開膛剖肚方式。再耐心等等吧。
問：我想請教一個現實的文化問題。為什麼今天社會上，媒體追捧的都是章子怡、劉翔這樣的明星，而不是大學者、大科學家？這是不是產生了文化重量的顛倒？
答：你說錯了。如果大學者、大科學家也變得像影視、體育明星那樣廣受媒體關注，世界就犯病了。請記住，受媒體關注是一種犧牲。只有章子怡、劉翔他們的犧牲，才有大學者、大科學家們的安靜。
問：清華大學的一個畢業生在賣炒粉，我們北大的一個畢業生在賣肉，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很多人說他們給學校丟臉。我並不這麼看，但細細一想心裏又不是滋味，很想聽聽秋雨老師的意見。
答：在教育大普及的時代，拿一張大學文憑太容易了。如果有勇氣在畢業之後返回社會底層取得一番塵世歷練，很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學歷”。如果是人才，即使一輩子賣食品，也能創建一種高品質的經營模式。
當代中國人的最大隱憂之一，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最大疑慮之一，不都是食品嗎？那兒大有用武之地，堅持幾年，可望大成。反之，自以為聰明的畢業生不敢面對“民之難題”、“國之難題”，只會拼湊那些誰也不會去讀的論文，那才丟人呢！
問：社會上有很多人一直都在為評獎而忙碌。他們把自己行業內的一個個獎項當作足球比賽的球門，整年都奔跑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而那些“裁判員”很可能是一個貪污受賄的昏庸群體。國際間的評獎，也充滿了傲慢與偏見。我們這些人畢業后也會無奈地進入一次次評獎賽事，怎麼辦？
答：世上一切處於上升勢頭的行業都不熱衷於評獎。評獎最起勁的，往往是一些陷入困境的角落。因此，如果你們今後頻頻得獎了，那就要考慮趕快改行。
問：我們這裏有很多教授喜歡把“博士生導師”當成頭銜印在名片上，使國外來的教授大惑不解。秋雨老師怎麼看中國千奇百怪的“名片文化”？
答：中國文化歷來重“名”，所謂“名正言順”。但是，君子重名節，小人重名號。名片，本是交際活動中的一個小物件，卻越來越成為“名號緊縮本”，展示着人們的不自信。
我見過一張名片，上面印着“副局級巡視員（本單位沒有正局級）”，後面這個括號就很有趣。很多名片上印着“國家一級演員”，我一直弄不明白“國家”兩個字放在這裏是什麼意思。是指自己屬於官方，拒絕文藝體制改革，還是指自己經過“國家級”評選？但據我所知，“國家”並沒有設立過這樣一個統一的評選機構。更奇怪的是，有“一級”必有“二級”，但那麼多年來，我怎麼從未見到過一張名片上印着“國家二級演員”？在北京還見到過一張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藝界協會主席”，這倒比較輕鬆，因為是“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審定他。
在這件事上我要給你們一個小小的提示：真正有魅力的人，總是穿得簡潔素雅。如果服裝上加了很多花哨的東西，那一定是想掩蓋一些什麼。名片也是這樣。
問：秋雨老師，在我國各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的分量都大大超重。這很奇怪，追溯原因，可能與前幾十年的政治背景有關，也與這門課不必有古文、外文的技術性難度有關。我想提一個現代文學方面的問題，您可以不回答。前不久韓寒、陳丹青在電視上說，冰心、茅盾等人算不上文學大師，卻被時代過譽了，結果遭到網民的暴怒攻擊。對此您怎麼看？
答：“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課一直都太誇張，其實並沒有那麼重要，應該大大縮減。因為在中國現代，真正的好作品實在太少，大多處於比較幼稚的摸索階段，又兼兵荒馬亂，成果更是寥落。當然，應該容忍後人做出各種不同的判斷。
這些年來我每次去紐約演講，高齡的夏志清教授都會來聽，而且每次都坐在第二排，後來我們兩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他對我說，他不喜歡老舍的小說。我說，我不喜歡由他老人家起頭向華文世界推薦的錢鍾書的小說，機智過露；我也不喜歡他起頭推薦的張愛玲小說中那種太故意的慵滯和瑣碎。說完我們都舉起酒杯，高聲大笑。
我希望你們不要成為被教科書控制一輩子而放棄自我感覺的人，更不要成為思想僵滯卻動輒“暴怒”的一群。
問：中國當代文學您關注嗎？一般的印象，您非常宏觀，只在乎屈原、司馬遷、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您說過，中國現代文學中，只有魯迅和沈從文表現出了一些文學才能，可惜中斷創作的時間太早。出於這樣等級的判斷，您怎麼會留意當代文學？
答：即使從最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我也不能不重視中國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時候的中國文學藝術，更是氣象大開，粗獷有力，直逼大地人心，重尋蒼涼詩情，總體成就早已遠超“五四”。我很少結交文人，但在當代小說家中卻擁有莫言、賈平凹、馮驥才、余華、張煒等好友，與年長一代的張賢亮、王蒙也有交情。高行健、劉震雲、馬原、唐浩明、張欣、池莉都是朋友。結識的詩人有舒婷、楊煉、麥城、于堅。散文界的好友是周濤，我實在欣賞他牽着馬韁、背靠大漠的男子漢情調。在港、台，金庸、白先勇、余光中都是我的好友。本來龍應台也是，曾與賈平凹一起結成“風格迥異三文友”，但她現在做了高官，那就很難繼續成為好友了。對文學而言，太高的職位，是友情之牆。
“掏糨糊”
問：在您的各種講述中，與上海文化隔得很遠。當然，您本來就遠遠超越了上海文化。我曾經在北京的一本雜誌上看到了一篇《越來越低的上海文化屋檐下》，把今天的上海文化嘲笑得無以復加。文章以為：“在巴金、謝晉、黃佐臨、陳逸飛、胡偉民、程十發相繼離世之後，上海文化已乏善可陳，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只剩下了一個余秋雨教授，卻似乎又格格不入，已經很少有人把他與上海聯繫起來。”我想問的是，這種“格格不入”，是由於上海，還是由於您？
答：責任全在我。
問：有人調查了一下，自您辭職之後二十多年，上海的任何文化、藝術、學術會議上都見不到您。但是，您卻一直生活在上海。按照我國現行的文化體制，上海斷線了，北京的相關機構、各種榮譽也聯結不到您了。為什麼會是這樣？
答：責任全在我。
問：又有人調查，說您辭職之後二十多年，居然沒有見到過上海任何一任的“首長”，連在集體場合也沒有。是他們不找您，還是您故意躲着？
答：責任全在我。
問：秋雨老師，您不能總是這麼回答。我估計是上海文化界有點兒怕您，不是怕您尖銳，而是怕您天馬行空般的壯舉把他們比下去，所以不敢打擾您，是嗎？
答：相反，是我有點兒怕他們。
問：能不能多講幾句？
答：（笑
）那就多講幾句吧。我歷來膽子極大，否則不會因為萬里歷險被國際媒體評為“當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但是，我卻害怕上海文化界的“掏糨糊”，所以避之唯恐不及。
問：什麼叫“掏糨糊”？
答：凡是當代上海人，都懂。“糨糊”大家都知道，“掏”是動詞，相當於“攪”。糨糊本來就不透明，一攪就更模糊了，怎麼也看不清誰在攪，又是怎麼攪的；糨糊越攪越黏，粘住了就很難清洗，而且很快就會風乾；誰也不會來幫你擦掉，因為一擦，他也會被粘住……
問：我明白了，這是不是有點兒像柏楊先生說過的“醬缸文化”？
答：比“醬缸文化”更嚴重。因為醬的黏度不大，容易清洗，而且沒有人把攪醬缸當作一項日常消遣。“掏糨糊”在上海是日常消遣，俗稱“白相相”。
問：我大致可以概括“掏糨糊”的幾個特性了：不透明、無主題、無焦點、無責任人、無救助者。這樣的概括可以嗎？
答：概括得不錯。但當事情發生時，比你想像的更膩煩。這是舊上海“五方雜處、幫派橫行”的環境中養成的小市民謀生哲學，現在上海在整體上已經與其告別，但在一些“無事生非”的領域，還在滋生，例如文化界。上海文化乏善可陳，主要原因也在這裏。很多優秀人才都被這種糨糊嚇跑了。我本人深受“掏糨糊”之害，只因老母還在上海，沒有離開。
問：能否從您自己的經歷中舉幾個實例，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上海文化？
答：我可以試一試。我辭職之後二十多年，各種謠言沒有斷過。初一看，打手全在外地，細一看，根子全在上海。為什麼不在上海把根子拔除？不可能，因為那些人全在“掏糨糊”。你可以向惡棍拔劍，可以對謗者怒斥，卻怎麼對付那一攤攤黏搭搭的糨糊？
例如，幾度全國盛傳，我和妻子離婚了，後來終於找出其中一個上海造謠者。他似乎認識我們，在某個場合用平靜的男低音嘆了一句：“兩人早就離了。”謠言鬧大后他才輕輕一笑：“我是說他們早就離開了原來的職位。”
又如，整整十幾年全國都根據一個上海文人的說法，批判我參加過一個“**寫作組”，最後才發現那個寫作組是周恩來總理佈置成立的魯迅研究組，我恰恰沒有參加。問起那個上海人，他說：“我職位太低，見不到周總理。”
又如，有人說我並沒有像外傳的那樣為災區捐款二十萬元，於是在媒體上大鬧了兩個月。等到災區證明，我捐的是五十萬元，那人又笑了：“我說對了吧，不是二十萬元！”
再如，上海一個文人撰文，稱警方發現一個妓女的手提包里有我的《文化苦旅》，由此引起全國對我的訕笑。但如果問他是哪裏的警方，他很可能說是澳洲的，或敘利亞的，或貴州山區的。
更好玩的是，一個上海文人據稱發現了我的很多“文史差錯”，又“剽竊”了准，一時他在海內外大紫大紅，幾百家媒體傾情參與。後來有一位外地記者拿着我著作原文的照片，問他為什麼與事實不符，他也不怎麼慌張，只淡淡地用上海話說了一句：“我當時有點兒想當然。”
…………
這一切，都是標準的上海式“掏糨糊”。
問：為什麼不訴諸法律？
答：別上當，這正是他們的企盼。上海有一道名菜叫“鹹菜炒肉絲”，他們認為名人是肉絲，他們是鹹菜，一炒，才出名。而且他們在法庭上也不會有什麼損失，因為他們的說法游移不定，又非常願意道歉。法官還沒有宣判，他們就頻頻彎腰鞠躬了。
問：他們“掏糨糊”，是為了出名？
答：如果想出好名，他們缺少才能；如果是出惡名，他們缺少膽氣。他們只是用含糊、躲閃的方式攪局，出一點兒自我安慰的小名。據說目前在機場，賴到最後一刻不登機，讓機場廣播台一次次報出他們名字催促的，也大多是這些人。他們滿足於自己的名字被悅耳的聲音播報，又被國內外乘客都聽到的快感，不惜在機場“掏糨糊”。
問：您這麼說，上海人會生氣嗎？
答：不會。我在二十幾年前就寫過一篇長文叫《上海人》，對上海人進行了系統論述，也有很多批評，但幾乎沒有上海讀者反對。不久前，上海評選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文化書籍，評出的是我的《文化苦旅》。可見他們對我不錯。上海人整體素質很好，時代發展到今天，小市民已動遷，小痞子已年邁，“掏糨糊”的人越來越少了，主要集中在文化、傳媒的某些角落。他們專找“有名無權”的人“掏”，因此特別喜歡跟隨我。
問：他們圍着您“掏糨糊”，外地的一些激進分子聽到風就是雨，便對着您大喊大叫。對此，您感到生氣還是有趣？
答：其實真正可憐的是外地的激進分子，一下子掉到大大小小的糨糊桶里，站起身來已經被粘得像一個個雕塑，而且快速風乾了。現在看過去，他們已經不再發聲，因為口腔、鼻腔也被糨糊粘住了。而那些肇事的上海人，倒還在街市間躲躲閃閃地暗笑着遊盪。
問：不管是上海人的“掏糨糊”，還是外地人的“瞎進攻”，對您都構成了誣陷。誣陷，是我們這些年輕學生遲早要面對的問題。現在我們學生宿舍里的一點兒小口舌已經讓幾個同學血脈賁張，而您面對着那麼多年的誣陷居然還氣定神閑、風度無限。能教我們一些這方面的“防身訣竅”嗎？
答：可以。這可能是一個長者對你們最重要的饋贈。
第一，面對誣陷，千萬不要反駁，不要解釋，不要申訴，不要理睬。一旦理睬，它就贏了一半。
第二，千萬不要企圖與誣陷者對話、和解，也不要企圖讓旁觀者同情、憐憫。人格之失，只會讓生命貶值。
第三，如果誣陷對你帶來了實際損害，應該坦然接受。誣陷讓你離職了，你本該不要這個職位；誣陷讓你朱友了，你本該不要這些朋友；誣陷讓你離婚了，你本該不要這段婚姻。誣陷，是你的“人生清潔劑”。
第四，千萬不要因為遭受誣陷而停止自己的創造性工作，更不要讓自己的工作無意中成為對誣陷的回答和反擊。只要回答和反擊了，那就是誣陷對你的實質性佔領。
第五，請建立一個基本思維：沒有陰影的高樓，一定還未曾建造；沒有藤纏的大樹，一定還氣象未到。
第六，受過誣陷的人需“化害為寶”，在內心建立起一些戒律，例如：畢生不可攻擊善良，畢生不可攻擊未知。
問：能鄭重地說聲“謝謝”嗎？
答：那就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