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課　尋找真實的孔子

余秋雨：

終於要會會孔子了。中國人對於孔子的記憶，大多是他的一些話而不是他這個人。這個人，由於被歷朝歷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個活生生的他。我們現在要穿過千年迷霧，去尋找比較真實的他，哪怕一個背影也好。錢鍾書先生說，你吃雞蛋，不必去了解生這個雞蛋的母雞。這雖然是一個玩笑性的比喻，我也完全不贊成。更何況我們面對的不僅是越來越不安全的食品，還有長期運用的精神產品。對於一個註定會影響我們人生的思想家，如果不了解，對他和對我們，都不公平。

這個道理，可以借孔子的親身經歷來說明。

孔子曾經跟魯國著名樂師師襄學琴，他很聰明，才學了十天，一個曲子就學會了。師襄說，你可以進一步學習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說：“我雖然學會了這個曲子，但還沒有掌握它的規律。”

過了幾天，師襄說：“你已經掌握了它的規律，可以學習其他曲子了。”孔子又說：“雖然我掌握了它的規律，但我還沒有領悟曲子表達的志向，我還要繼續練習。”

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已領會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這個人是誰。他就跟着樂師不斷地彈啊彈，忽而**肅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舉頭眺望。突然他高興地說：“我抓住他了！這個人身材修長，皮膚黝黑，目光深邃，猶如君臨天下的聖王。就是這個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沒有其他人了！”

師襄恭敬地讚歎道：“這個曲子正是《文王操》。”

這個故事說起來有點兒神秘，卻有深刻的象徵意義。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在誦讀了孔子的很多教導之後，去把握他這個人。

王安安：

我讀《論語》的時候就覺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講話的情景有關係。有時候我甚至不看他說了什麼，就看他在什麼情況下說的，想像他說那些話的時候的表情和心態，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老頭子，很可愛。

余秋雨：

這就是哲學態度和詩學態度的區別。哲學態度追求嚴謹的詞語理性，而詩學態度則關注生動的人格狀態。看來安安更靠近詩學態度，這很好。因為近二十年來，由於高校教學的“偽學術”習氣，詩學態度很難尋得了。

用哲學態度對待古人，古人也就變成了理念；用美學態度對待古人，古人便從理念中釋放出來重新成為活人。美學態度是一種親切態度、俏皮態度、平視態度，可能會引起學究們的不悅，不管他們。因為好的人生就是詩，隔了兩千多年還在被人惦記的人生，更是詩。

好吧，那就讓我們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員微子，他的墓就在山東微山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轉化的過程中他起過重要作用，因此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為宋國的國君。孔子說自己是殷人之後，就是和微子這個祖先有關。孔子的前五代，為了避禍，來到曲阜地區。由此可見，孔子是有貴族血統的，只是前幾代祖先已經在兵荒馬亂當中敗落了，家世也就從諸侯而降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為士民。這在孔子的文化記憶中，埋下了貴族意識和平民意識的雙重結構。

孔子的父親是一位身材高大、力氣驚人的將軍，在一次戰爭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氣把城門頂起來，立下了大功。我們的大思想家有一個身體健壯的父親，這事聽起來比“家學淵源”更讓人開心。我一直認為，一個人對父輩的繼承，繼承財產是最低等級，繼承學識是中間等級，繼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級。這裏所說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歷盡磨難卻一直身心健康，我想與他這位扛起了城門的父親很有關係。他也憑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門。這門，比城門還要大、還要重。

司晨：

古人講究“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其實是全面發展，後來讀書人就忘記這個教訓了，很孱弱，這個影響一直到現在。其實身體好對腦力勞動也有很大幫助，大家還是應該學學孔子的。

余秋雨：

我聽說，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資格說這個話。從司晨回到孔子，我們繼續。孔子的父親和母親年齡相差很大，最常見的說法是孔子的母親在十七歲生下他時，他父親已經七十一歲了。中國民間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說法，不知有沒有科學根據，但至少孔子是一個例證。在現代，做過我們北大校長的胡適之先生也是一個例子，他的父親和母親的年齡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親姓顏，與孔子後來的學生顏回是一個家族的。

孔子出生之後三年，父親去世。不久，母親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有點兒艱難。這是他終於成為一個重要人物的人生起點。他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因為出身貧賤，所以對於各種鄙事，我都能忍受，都會應對。

裘小玉：

“吾生也賤，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

對。他的童年雖然談不上大悲大苦，卻使他對於人間大地有了一種切身的感受。他又一次證明，卑賤開拓命運。

孔子說他“十有五而志於學”。可見，十五歲是他的一個轉折點。他當時所在的魯國，保存着最為完整的周代禮樂文明，當時有“周禮盡在魯國”的說法。這給孔子提供了比較完善的學習內容。

費晟：

我從一些材料中獲得一種印象，孔子還喜歡到社會實踐中學習知識。

余秋雨：

確實，孔子從來不是書獃子。遺憾的是，在他身後兩千多年，中國多數書獃子憑他而活。

孔子對每個年齡階段都有界定，三十歲是他“立”的年份。這個“立”，根據我的分析，大概有三個內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較明確的政治主張，那就是重建禮樂；第二是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社會聲望，大家對他產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備了一定的專業特長，能夠做很多事。這三個加在一起，使他覺得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人。

對於這個問題，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註意。你們很可能以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你們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點兒早。按照上面說的標準，所謂“立”，必須具備三點，即明確的主張、社會的信任、專業的特長。如果具備了，一生可以真正開始了。

三十而立之後，他為自己制定了三個任務。一是開辦私學，他收學生了。用我們現在的話說，他有了一個學術團隊。這一點非常重要，後來他不管到哪兒周遊，由於學生們的記錄，留存了我們今天奉為經典的語錄。

王安安：

有時候覺得孔子像一個黑社會老大一樣，帶着一票人到處跑。這票人裏面什麼人才都有，有能打架的，有能說會道的。孔子有這樣一些厲害的門徒跟着，也不顯得像喪家犬，倒是挺“拉風”的。

余秋雨：

這是你的現代想像。在古代，公共知識分子的人格衛護和學術傳遞，確實需要一定數量的“人體中介”。而且，這些“人體中介”的功能不能過於單一，因此什麼樣的人都有。

好，讓我接著說下去。孔子為自己制定的第二個任務是進行比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個地方學習周代的禮儀，對於太廟裏祭祀程序的每一個細節，都弄得清清楚楚。他還在路上不斷思考遇到的各種社會問題，這使他的人生閱歷和知識結構大大擴充。

他為自己制定的第三個任務是開始問政。他給各種各樣的政治人物和軍事人物提出建議，或者給他們講課，希望他們聽了以後能夠實踐他的仁政主張。

他從三十歲到五十歲這二十年時間裏，基本上就做了這麼三件事情。

在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走向偉大。像一切偉大的人一樣，他有很通暢的輸入渠道和輸出渠道。輸入渠道就是一路問學，輸出渠道是一路言政。但是，那些政治家發現，他的政治主張聽起來很好，做起來卻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這太難了。因此，誰也不聽他的。

周雙雙：

剛剛安安說孔子像黑社會老大，很“拉風”，那是跟他的弟子們在一起的時候。孔子向那些君主推銷自己政治主張的情景，倒真是讓我覺得很心酸。一個很善良的學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說，那些君主根本就沒有在聽。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興趣，他們全都轉過臉去，覺得還不如看看宮女跳舞呢。

余秋雨：

確實是這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解剖一下他與各國君主之間的尷尬關係，說明他為何一次次從“被崇拜”走向“被驅逐”。他三十歲這一年，齊景公和晏子來到魯國，齊景公問孔子：“秦國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為什麼能稱霸呢？”孔子說：“秦國雖然地處邊緣，但行為中正。國家雖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張黑羊皮把賢人百里奚從牢裏贖出來，與他交談三天，就把政務交給他。秦就是憑着這樣的仁義，成就了王業。一個君主如果想僅靠武力稱霸諸侯，那是生硬的，無法把自己的潛力發揮出來。”齊景公和晏子聽了，很是佩服。

幾年之後，孔子到齊國，齊景公再次問政。孔子說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謀其事，國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錯位，國家就會混亂。這個觀點也引起了齊景公的共鳴。

齊景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撓說：儒者能言善辯，不受法令的制約；自我感覺良好，不甘居人之下；破費講究禮儀，豈能作為風俗；喜歡遊說乞貸，豈能藉以立國；現在禮崩樂壞，若想恢復周禮，幾代難以窮盡，怎可指導民眾？不久，景公對孔子說：“吾老矣，弗能用也。”等於下了逐客令。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說的理由，也就是當時所有的諸侯邦國拒絕孔子的原因。孔子從三十歲到五十歲的基本狀態就是這樣，他得到了人們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這樣從“而立之年”走過“不惑之年”，終於到達了“知天命”的人生關口。所謂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讓他來做什麼。一個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難的，因為這裏交錯着“應該做什麼”和“能夠做什麼”兩個互相制約的命題。“應該”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夠”；“能夠”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知不“應該”。兩者交合處，便是“天命”。為此他走了二十年，終於他把握住了“天命”，成了一個獨立人格的自由人。

費晟：

一個人在知道“應該”和“能夠”之後就會採取一些果斷的行為。孔子其實也做了一段時間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殺少正卯那件事，到現在還會引起爭議。《荀子》裏對這件事的記載，我讀幾句：少正卯“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殺他不可了。《莊子》裏的記載卻說少正卯在魯國與孔子齊名，很有信眾，導致孔門三盈三虛，也就是說孔子的弟子雖然多次滿員，卻又多次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邊從學去了。把孔子說成是因爭學生爭不過，產生嫉妒而公報私仇。《莊子》這個說法很有意思，不過我不大相信。

余秋雨：

我贊成你的想法，孔子做這件事不像是挾私報復。因為他一生真誠地嫌棄小人伎倆，倡導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做一件明顯違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樣做，他就不是孔子了。

我覺得，孔子為官最出色的表現，是在外交領域。當時各諸侯邦國在名義上還都從屬於周王朝，如果在正式場合的行為不符合禮儀，就意味着未脫野蠻，是非常丟人的事情。於是在這種場合，大家都需要一個通曉禮儀的人來擔任指揮，而這個人就是孔子，這很為魯國爭光。在魯國國君和齊國國君的一次聚會上，他多次指出齊國不合禮儀的地方，使齊景公大為慚愧，於是歸還了原先侵佔魯國的一些土地，並且向魯國道歉。我想，這方面的成績，應該是孔子能夠在魯國做到“代理國相”的一個重要理由吧。

我想與大家討論的是，孔子的直接問政、做官，這對於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他這麼一個知識分子，直接地參與政治，正面意義何在，負面意義又何在呢？

裘小玉：

我覺得所謂“知識分子”，就是以非官員身份探究國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國知識分子入仕，就是從孔子開始的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直接出來當官，積極的作用在於可以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政治理想，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說。負面的意義就是可能會讓他們喪失獨立性，失去立場。

余秋雨：

知識分子，在西方主要是兩條脈絡：一是德國康德的說法，認為知識分子是“敢於在一切公共場合運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從法國產生的一個概念，認為知識分子是能夠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人。這兩條脈絡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為他主張知識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氣進入公共空間，改變公共空間，並創造主流意識形態的人。

孔子在周遊列國時行使過獨立批評，但沒有用，因此他要進行局部示範。在中國古代，有些“清流”和“隱士”看似獨立卻總是隔靴搔癢，於事無補，而一旦被重用則大多清談誤國，一敗塗地。這些人與孔子相比，差得遠了。孔子的政治實踐，並沒有磨損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為了不讓理想沉溺於一地，不斷行走，使人生充滿動感。

劉璇：

有人概括這樣的知識分子用了兩個有點兒詩意的概念：廟堂上的理想和驢背上的詩情。也許這就是知識分子與專業官員的不同。

余秋雨：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會怎樣？按照能力，孔子應該能當上宰相，從而成為管仲、晏嬰這樣的人。但是這麼一來，他就不再是孔子，中國歷史上也就沒有這個偉大的思想家了。所以，我贊成知識分子為理想而投入一定程度的實踐體驗，卻又不主張被權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於一些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孔子不得不離官而去。離開得好，從此他又回歸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問題直到今天還存在。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為了把理想付諸實踐，有不少人也會做官。但是，官場權力又最容易銷蝕他們在精神層面上的使命，因此如有可能，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獨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實踐、退而思考？又在什麼契口上完成這種轉化？轉化的結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這些問題，永遠存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利鈍高下，也都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