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

時間悄悄來到了1937年，這一年的7月7日，註定要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讓人永遠銘記的日子。

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夕，北平的北、東、西三面已經基本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於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約4萬人，東面是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轄的約17000人保安隊，還有司令部設在天津的日本“中國駐屯軍”5600多人。即使是情況稍好一點的南面，之前日軍已強佔丰台，這樣盧溝橋就成了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為了佔領這一戰略要地，徹底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往來，實現逐步使華北脫離中央政府的目的，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一場暴風雨隨時來臨。

此時在平津地區駐紮的中國軍隊是原屬於西北軍的第二十九軍，下轄4個步兵師和1個騎兵師，總兵力約10萬人。當時第二十九軍主要管轄區域是平津、河北以及察哈爾的一部分，駐守北平的是馮治安的第三十七師，這個師素以對日強硬著稱，日軍對第三十七師駐守北平一直是頗有微詞。

西北軍在中國舊軍閥體系中一向以貧苦着稱，現在竟然陰差陽錯地輾轉到了平津地區，不能不讓他們覺得受寵若驚，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格外珍惜這一難得的機會。可惜佔據要地的宋哲元日子過得並不舒坦，他不但防着共產黨的力量在該地區的滲透，還要防止蔣介石“中央軍”重返平津，更要阻止虎狼一般的日本人，當然還有跟在日本人背後那數都數不清的漢奸二狗子。不久前，日本人向宋哲元提出要在平津地區修建鐵路，宋哲元向南京彙報遭到拒絕。左右為難的宋哲元只好裝病跑到山東樂陵老家躲了起來。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駐屯軍第一聯隊三大隊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中尉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19時30分，日軍開始軍事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在其演習地附近傳來槍聲，並有一士兵神秘“失蹤”，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進行搜查。這一無理要求立即遭到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〇旅二一九團的嚴詞拒絕。

清水中尉馬上電話向駐丰台的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中佐做了彙報，一木馬上電話請示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該如何處理。牟田口的指示是，“立即做好戰鬥準備”。這個牟田口廉也和一木清直請大家稍作留意，他們在隨後的太平洋主戰場都還要作為主角出場。

那名失蹤士兵其實就是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志村這幾天鬧肚子，中間憋不住，就找個僻靜地兒拉稀去了，拉完后很快就返回了部隊。清水節郎隨即向一木清直大隊長再次彙報，“行蹤不明的士兵不久就被發現”。

可日軍並沒有因此偃旗息鼓，他們一面部署準備戰鬥，一面借口“槍聲”和士兵“失蹤”繼續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北平市市長、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接到了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天在盧溝橋地區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松井認為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秦德純馬上命令宛平縣縣長王冷齋等人前往交涉。與王縣長交涉的，除了松井久太郎和第二十九軍日本顧問櫻井德太郎之外，還有第一聯隊副聯隊長森田徹。森田徹還將在隨後的諾門坎戰役中出場並被打成篩子。認為守土有責的王縣長拒絕了日軍進程檢查的無理要求。就在雙方仍在僵持談判的時候，凌晨4時23分，突然傳來一聲炮彈爆炸的巨響，急於佔領宛平城的日軍已經迫不及待地發起了進攻，進攻部隊就是由一木清直率領的第三大隊500餘名日軍。

守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立即向師長馮治安和旅長何基灃做了彙報。馮治安當即下令，一寸土地不能讓，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誓死不退。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三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正面強攻未得手的日軍改變攻擊方向，直撲龍王廟和附近的鐵路橋，守衛橋頭陣地的國民黨軍兩個排寡不敵眾，70多人全部戰死。

盧溝橋事變爆發！

7月8日凌晨5時54分，東京日本陸軍參謀總部就接到了中國駐屯軍“在盧溝橋地區與中國軍隊發生摩擦”的電報。10時20分，第二封電報再次傳來，“我軍於5時30分對中國軍隊進行攻擊，並佔領永定河堤防線，對盧溝橋內的中國軍隊正予以解除武裝中”。消息迅速傳開，東京的那些軍政要員馬上意識到，前面又和中國人幹上了。

對於前方事變的處理，日本內閣和軍部迅速形成了兩大截然不同的陣營。“不擴大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為代表。他們認為對日本威脅最大的是北面虎視眈眈的蘇聯。目前日本兵力不足，一旦發動全面對華戰爭很可能陷入長期的持久戰，這將導致日本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潭。石原提出，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實施偽滿洲國的建設，不要因為插手中國而弄得支離破碎。在沒有動員15個師團、籌備55億日元戰爭經費、限定作戰時間不超過半年的情況下，全面出兵中國風險太大，絕非上策。後來的歷史證明，石原莞爾作為日本第一戰略家，當之無愧。

但是相對於滿地都是的“擴大派”而言，他們的聲音顯然太微弱。贊成擴大戰爭的人員包括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等人，包括石原的黃金搭檔、時任第五師團師團長的板垣征四郎在內的大部分軍中將領幾乎全都是“擴大派”。在大部分日本軍人的眼裏，中國是個不堪一擊的國家，只要動用三四個師團的兵力，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完全征服中國。田中新一表示，“如果不拿下上海的話，那根本就不叫擴大”。日本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永津佐比重中佐甚至叫囂，只要將軍艦開到塘沽附近，即使日軍沒有登陸，“北平也好，天津也好，都會立即投降”。

對於北邊蘇聯的威脅，“擴大派”提出：蘇聯剛剛經歷了血淋淋的大清洗，能打仗的中高級軍官基本上都被斯大林主動幹掉了，幾乎是一盤散沙的蘇聯目前肯定無力介入。英國、法國的注意力都在歐洲大陸迅速崛起的德國身上，也根本無暇顧及發生在中國的事情。至於美國，羅斯福總統剛剛再次當選總統，國內無處不在的孤立主義對羅斯福關注歐洲的事務都大加指責，更不會准許他去干預中國的戰事。盧溝橋事變正是日本全面對華開戰“千載難逢的良機”。杉山元在覲見天皇時甚至向裕仁承諾，“中國的事情只需要三個月左右就可以解決”。

最激動的當屬一貫的侵華急先鋒關東軍，這幫傢伙幾乎清一色的“擴大派”，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紛紛要求對擴大作戰儘快做出決斷。日本國內還沒做出結論，關東軍的電報已經同時到了東京和北平，“鑒於目前華北的嚴峻局勢，已以獨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團主力及空軍一部做好隨時出擊作戰的準備”。那個之前在上海和綏遠都惹出不少事端的田中隆吉已經像兔子一樣跑到了天津，提出中國駐屯軍要和關東軍聯合起來，“立即對中國華北地區發起全面作戰”。盧溝橋前線還來了一位猛人，這個人在後邊的正戲裏我們還要無數次提到他，他就是“昭和三大參謀”之一——戰爭狂人辻政信。辻政信覺得和那些大人物辯論耽誤工夫，直接跑到前線找到了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關東軍就是你們的堅強後盾，徹底地擴大下去吧”。

當時陸軍參謀總長是皇室的閑院宮載仁親王，這傢伙基本是個擺設，參謀次長今井清中將也在生病療養中，不能理事。參謀本部實際上是第一部也就是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在主事。7月8日18時42分，頭腦清醒的石原莞爾排除干擾以參謀本部“臨命第400號”向前線中國駐屯軍發出指示：“為了防止事態擴大，應避免進一步行使武力。”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石原的命令立即遭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強烈反對。參謀本部的軍官，根本不管石原的命令，立即擬訂了一份增兵計劃：從關東軍抽調兩個旅團、從駐朝鮮軍抽調一個師團、從日本國內派出三個師團緊急支援中國華北地區的作戰。

說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代表海軍反對對美開戰，那不假，但他們絕對不是愛好和平，而是因為打美國打不過，對於中國這樣的弱國還是要打的。不甘落後的海軍軍令部立即下達了預備作戰命令：一、在台灣海峽演習的第三艦隊馬上返回原基地；二、加強警備，以備事件擴大，禁止隨意行動；三、準備好機動兵力，隨時準備緊急出動對華作戰。

7月8日深夜，“擴大派”主力、陸軍大臣杉山元再次頒佈緊急命令，“京都以西各師團，原定7月10日複員的步兵聯隊兩年兵延期複員”。此舉一下子又臨時增加了可以調動的4萬兵力。

當日深夜，中日雙方在永定河鐵路橋和龍王廟附近再次展開搏殺，兩軍均有較大傷亡。

7月8日上午，在那座以避暑著名的風景名勝廬山上，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接到了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關於盧溝橋事變的電報。看完電報的蔣介石第一個反應是，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可能真的就要來了。

作為一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蔣介石馬上複電宋哲元：“宛平城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此間已準備隨時增援。”

蔣介石隨即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隨後他發出了一系列調兵的電令：開封以西的一個師開赴黃河以北，再準備兩個師隨時調用；第二十六路軍抽調兩個師向石家莊和保定集中；第四十軍和第八十四師同時開赴石家莊；正在廬山參加暑期訓練團的所有將領立即結束培訓下山歸隊，隨時準備投入戰鬥。

蔣先生還想看看那些平時專門和他作對的地方軍閥是什麼想法，他向這些大腕發出了一致抗戰的號召，並邀請他們同上廬山，共商國是。

出乎蔣介石預料的是，那些一貫喜歡和他唱對台戲的各路諸侯，在民族大義面前卻一反常態，連一貫與蔣介石面不和心也不和的汪精衛都表示贊同，“目前中國的局勢已到最後關頭，只有開戰以求存，絕無苟安之可能”。接着蔣介石就收到了最讓他頭疼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電報：“中央既已決心抗戰，我輩誓當擁護到底。”李宗仁還提出讓白崇禧馬上趕赴廬山聽候蔣委員長隨時調遣。隨後，山西的閻錫山、寧夏的馬鴻逵等紛紛來電，表示全力擁護南京國民政府的抗日主張。四川的劉湘和潘文華表示：“此國難當前，正我輩捍衛國家報效領袖之時，我們已通電全省，主張於委座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同德，共同御倭。”劉湘還說，為了抵禦日寇的侵略，巴蜀之地在兩年之內可以選派出500萬鐵血男兒奔赴前線！不管是不是真能，表態表得確實不錯。

還有一支中國軍隊也發來了請戰電報，表示願意在南京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詞，不勝屏營待命”。這封電報的署名人多達7個，個個鼎鼎大名，如雷貫耳。他們是中共中央的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

或許是看到當時在華北的兵力尚未達到全面開戰的規模，日方態度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提出“和平解決”盧溝橋出現的危機。7月9日凌晨3時，雙方談判代表在盧溝橋前線達成初步協議：一、雙方停戰；二、日軍撤出丰台，中國軍隊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中防務由中國保安隊接任。

可是馬上就有新情況發生。就當中國保安隊準備進城接防時，再次遭到了日軍的阻擊。此時的日軍第二大隊已經按照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的命令向宛平進發。7月10日上午，在秦德純家中進行的談判再次無果而終，之後由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與日軍的談判也同樣不歡而散。

在日本東京，陸軍中的擴大派已經制訂進一步向中國增兵的具體方案。這令不擴大派的石原莞爾煩惱無比。石原知道增兵的結果就是戰事的無限制擴大，他希望盧溝橋的糾紛能夠“不動員國內的師團就地解決”。可是石原也清楚，憑藉目前中國駐屯軍僅僅一個旅團的兵力，即使加上那些不會打仗只會趁火打劫的偽軍，也不足以對付第二十九軍的10萬之眾，前線的危機使得石原無奈只好同意向中國增兵。

7月11日上午11時30分，剛剛上任一個多月的近衛文麿召開了內閣五相會議。在陸軍大臣杉山元的提議下，會議順利地通過了向中國華北增兵的決定，只有海軍大臣米內光政一人表示了擔憂。

隨後在14時召開的內閣擴大會議上，全體閣員一致支持杉山元陸軍大臣的提議，議定“舉國一致來處理事件”，並決定“本事件今後稱為事變，出兵改為派兵”。會議結束后，首相近衛文麿和參謀總長閑宮院載仁親王覲見了天皇，裕仁批准了向中國“派兵”的計劃。

7月11日18時35分，參謀總長閑宮院下達了“臨參命第56號”。關東軍獨立混成第一旅團、第十一旅團及其附屬部隊，四個飛機中隊奉命急速開赴華北。21時30分，“臨參命57號”下達，朝鮮軍第二十師團“務須迅速到達華北”。同時在傍晚時分，日本公開發表了《關於向華北派兵的政府聲明》。看到這一切的石原莞爾明白，日本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7月14日，近衛文麿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告誡日本民眾，要做好“最壞打算”，他指出，“從種種跡象說明，我們為友好解決華北事件所做的種種努力看來都失敗了。我們在北平、天津和附近地區的同胞的生命和財產均處於危險之中”。坐在一邊的陸軍大臣杉山元立即補充道，“這一事件的真正起因就在於南京國民政府多年來全力開展的反日運動和反日教育”。關東軍的發言人的話更具威脅，“如果中國膽敢做出進一步的挑釁行為，關東軍將採取最強硬的手段來對付他們”。

後方都在磨刀霍霍，前線卻並未顯出應有的緊張，雙方的談判仍在慢條斯理地進行。7月11日，日本決定由香月清司中將接替已經病入膏肓的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就是在這一天，被蔣介石催促了無數次的宋哲元終於戀戀不捨地離開山東樂陵老家，去往危機四伏的北平。

此時的宋哲元可以說是思緒萬千。貧苦出身的宋哲元最看重的，當然是他手上的既得利益，如果戰爭真打起來，他苦心經營的平津地區，結果不是被日本人佔領，就是被蔣介石的“中央軍”霸佔。作為中國人，他自然不願意把地盤交給日本人當漢奸，但是也不願意就這樣讓給蔣介石。作為馮玉祥西北軍的老部下，他並非蔣介石的嫡系，能混到現在這地位，也實在是不容易呀。

作為華北的最高軍政長官，宋哲元並沒有按照蔣介石的指示直接到北平或是到剛剛開辦前線指揮部的保定，而是劍走偏鋒地去了天津。在7月11日當晚召開的軍事會議上，第二十九軍內部分歧較大。第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堅決主張抗戰，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卻主張和平解決，在這之後留下來負責與日本人談判的張自忠因此被國人視為大漢奸。也正因為此，張自忠後來憑藉無數次死戰，最後獻出生命，才洗清了罪名。其實張自忠只是和宋哲元一樣，不願意丟掉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地盤。宋哲元當即支持張自忠做出向日本人讓步的決定，以妥協換取和平。

7月19日，宋哲元抵達北平后，立即對外做出“解除北平戒嚴，釋放逮捕的所有日本人，嚴禁與日軍摩擦”的命令，並下令拆除城內所有防禦工事，打開關閉數日的城門，繼續與華北日軍進行和談。宋哲元同時向南京國民政府發出電報，暫緩增援部隊北上，不要因此而刺激了日本人。他還假惺惺地表示，“河北人民很苦，如果‘中央軍’來了，最好不要住民房”。同時，宋哲元私下對日軍表示，“對日我們絕不抵抗，對南京我們會極力抗爭”，幻想以此討好日本換來屈辱的和平。

就在宋哲元猶豫不決的時候，日本的增援部隊正在源源不斷地開赴平津地區。到7月16日，關東軍第一、第十一兩個獨立混成旅團已經到達預定位置，朝鮮軍一個師團也已逼近平津地區，航空兵團已經全部集結到長城一線，隨時可以出擊。得知上述情報的何應欽再次急電宋哲元，日軍正在迅速集結，試圖全面包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對此將信將疑，為了進一步向日軍示好，他還致電中國各界救亡團體，謝絕熱情國民對第二十九軍的慰勞：“遇此類小衝突，即勞海內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雖甚殷感，捐款則不敢接受。”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召集的各路軍閥首領和社會名流已群聚廬山，也就在盧溝橋事變爆發10天後的這一天，蔣介石發表了歷史上著名的“廬山談話”。這篇談話幾乎被後來所有的抗戰著作引用。在這篇談話中，無處不瀰漫著一個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古老民族被逼無奈，奮起反擊外敵的堅強之心。談話最後指出：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敵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就在蔣介石發表講話的同時，7月17日上午11時，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下達了《關於華北作戰的協定》。協定指出，“討伐華北的中國軍隊，作戰盡量控制在華北，然而由於情況的變化，也可能轉為全面對華作戰”。同時決定在7月20日前再由國內向華北派遣三個師團的兵力。待兵力集中后，“一舉擊潰中國軍隊，佔領保定、獨流鎮以北地區”。參謀本部誇下海口：兩個月內殲滅第二十九軍，三到四個月以全面戰爭消滅中國南京政權。

就在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的當晚，張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方再次提出了妥協方案。第二天，宋哲元在張自忠的陪同下，親自向香月清司當面道歉。就在此時，盧溝橋前線再次傳來雙方發生衝突的消息。日軍隨後聲明，7月20日之後將“採取自由行動”。張自忠因此找到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答應了日方提出的“徹底彈壓共產黨，罷免不適宜官員，第三十七師全面撤出北平”等無理要求。

宋哲元還向日本人承諾，他有能力阻止蔣介石的“中央軍”北上，至少能夠確保“中央軍”停留在保定之南。日本人的緩兵之計已經得逞，到7月16日晚間，日軍在北平和天津地區集結兵力：原華北駐屯軍河邊正三步兵旅團，關東軍第十一獨立混成旅團由熱河兵出古北口，已開進北平北郊，由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統率的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獨立混成第一旅團也由熱河向北平推進，並攻佔北平沙河鎮，日本的朝鮮駐屯軍第二十師團由師團長川岸文三郎率領已進入山海關，向北平以南地區進犯，由板垣征四郎統率的第五師團自日本國內走海路運抵華北，在海軍的配合下在塘沽登陸后直趨天津，陸續集結在平津地區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在這一區域的各種作戰飛機也達到了222架。

7月23日，多次得到蔣介石電令告知日軍大量集結的宋哲元終於明白，再大的妥協也無法避免戰爭，等他試圖做出戰鬥部署時，為時已晚。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宋哲元還想做最後的努力，再次請求蔣介石將援兵稍往後退，緩解一下目前緊張的氣氛，真是刺刀不到臉上心不死呀。

7月25日，日軍一個中隊以維修電線為名，與廊坊中國守軍第三十八師一一三旅二二六團發生衝突，之後爆發激戰。激戰至26日中午，廊坊車站被日軍佔領，天津和北平的鐵路交通被切斷。

香月清司以此為借口立即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第三十七師必須於28日中午12時之前全部撤出北平。與此同時，駐屯軍第二聯隊二大隊約500名日軍開車直奔北平。在廣安門與中國守軍第一三二師一部發生激戰，戰鬥持續3個多小時，一部日軍沖入城內，一部被堵在城外。

“廣安門事件”使得宋哲元徹底陷入絕望。戰爭已經近在眼前，他緊急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平津局勢實堪危慮”，請求“速派大軍日夜兼程北進，以接平津之圍”。早幹嗎去啦？蔣介石立即複電，令第二十九軍死守北平勿退，同時要求宋哲元立即離開北平，到保定指揮即將爆發的大戰。蔣介石特彆強調，南京國民政府將全力給予支援。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動總攻。香月清司指揮已雲集到北平周圍日軍第二十師團、獨立混成第一旅團、第十一旅團、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共萬餘人，在100餘門和裝甲車配合、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向駐守北平四郊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國第二十九軍第一三二師、第三十七師、第三十八師發起全面攻擊，第二十九軍將士在各自駐地奮起抵抗。

南苑是日軍攻擊的重點。第二十九軍駐南苑部隊約8000餘人浴血抵抗，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南苑失守，中國守軍傷亡2000餘人，殘餘官兵向北平方向撤走。隨後，丰台、清河、沙河相繼淪陷。

兩位高級將領陣亡，舉國悲痛。南京國民政府隨後發佈褒恤令，追認佟麟閣、趙登禹為陸軍上將。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等人倉皇撤離北平，前往保定。北平陷落。

7月30日，年近七旬的漢奸江朝宗組織的“北平治安維持會”宣告成立。8月19日，江漢奸又當上了偽北平市市長。

天津守軍已經得到了北平失守的消息。7月29日凌晨1時，駐守天津第三十八師官兵在副師長、天津公安局局長李文田的率領下，主動向日軍發起了進攻，在攻擊天津火車站、飛機場、海光寺等處日軍的戰鬥中斬獲頗豐，但遭日機猛烈轟炸傷亡亦大，遂奉命撤退。當日傍晚，天津失守。

就在第三十八師發動攻擊的差不多同一時間，冀東保安隊第一總隊隊長張慶余和第二總隊隊長張硯田忽然良心發現，在通縣發動起義反水抗日，擊斃通縣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等數十人，活捉大漢奸殷汝耕。當他們撤到北平城下時，才得知第二十九軍已經撤離，遂決定向保定方向追趕。這支隊伍在北平西郊與日軍遭遇發生激戰，損失巨大，大漢奸殷汝耕在混亂中趁機逃跑。

在盧溝橋事變發生22天之後，華北重鎮北平、天津均落入日軍之手。

在長城抗戰中有過出色表現卻因為消極對敵痛失平津的第二十九軍，剎那間又變成了國人的聲討對象。退守保定、羞愧難當的宋哲元給南京國民政府發電報自請處分，蔣介石大度地承擔了所有責任：“余身為全國軍事長官，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關宋事，願由余一人負之。余自信盡全力負全責定能挽救今日之危局。”蔣介石還致電勉勵第二十九軍將士，“平津得失不足為慮，務望兄等鼓勵全軍再接再厲，期達殲滅倭寇之目的”。

在日本，那個“第一戰略家”還在努力。石原認為若再增遣國內的師團加入中國戰場，那就是一場全面的戰爭，是一場“非常長久的持久戰”。在當前局面下，中國和日本還留有通過外交談判轉變局勢的可能性。石原提出，當時出於防範北方蘇聯威脅的考慮，能夠用於中國戰場的兵力只有11個師團，用這樣的兵力解決中國問題是根本不可能的。儘管反對聲巨大，但是日本天皇和政府內閣還是認同了石原的觀點。希望戰爭在中國的華北以永定河、滹沱河與綏遠一線形成一個戰略緩衝區，將中國的戰事暫時停下來。日本甚至已經開始尋找與中國政府直接對話的可能性。

但一切已經晚了。1937年7月31日，蔣介石代表南京國民政府發出了《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一、要有犧牲到底的決心；二、要相信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三、要運用智能自動抗戰；四、要軍民團結一致親愛精誠；五、要堅守陣地有進無退。

最後蔣介石指出：“我們自九一八失去了東北四省之後，民眾遭受了苦痛，國家失去了土地，我們何嘗一時一刻忘記過這種奇恥大辱？這幾年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為的到底是什麼？實在為的是安定內部，達成統一，充實國力，到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現在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那就必須全國一致，不惜犧牲來與倭寇死拼。”之後蔣介石做出了最後的號召：“將士們，現在時機到了。我們大家要齊心努力殺賊，有進無退，來驅除萬惡的倭寇，復興我們的民族！”

不知道作為“昭和三大參謀”之首的石原莞爾看到蔣介石這篇通告時，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心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敗降之後，幾個還苟存於世的日本軍官對於盧溝橋事變以及之後發生的全面侵華戰爭曾發出過不少的慨嘆。

“昭和三大參謀”之二的辻政信：“為什麼要去進攻一個比日本還落後得多的巨大國家？目的是什麼？”

“昭和三大參謀”之三的瀨島龍三：“其實不但不應該擴大盧溝橋事變，而且當時就應該放棄根據《辛丑條約》得到的日本在平津地區駐兵的權利。”

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塘沽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的長期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分界線，如果當時就停止了那種積極的對外政策就好了。不，就應該停止下來！”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