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洪憲皇帝”終於死了！“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四川督軍陳宦在五月二十二日打了個電報給袁世凱，說“項城自絕於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與項城告絕。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袁世凱當時昏厥，因為陳宦是他心目中最忠貞可恃的心腹。接着，陝西督軍陳樹藩、湖南督軍湯薌銘，先後宣告獨立，袁世凱活活氣死、悔死了。

袁世凱臨死，找來四個“托派”的“顧命大臣”，第一個是段祺瑞，第二個是王士珍，“北洋三傑”中的一虎一龍；第三個是他的表弟張鎮芳，第四個才是徐世昌。論資格當然是徐世昌最老，所以袁世凱一死如何善其後，由他來主持會議。

估量當前的情勢，北方的實權在段祺瑞手裏，他要一當了總統，自己就沒有機會了。所以徐世昌決定首要之着，是把段祺瑞壓住了再作道理。

於是想到現成有個人可以利用，便是住在光緒被幽禁之地瀛台的黎元洪，主張照約法推黎副總統繼任總統。但他也不敢公然開罪於段祺瑞，因而緊接着又加了一句：“這是我個人的意見。究竟該怎麼辦，要問段總理的高見。”

自袁世凱病重，段祺瑞就在考慮袁死以後的局面。論北洋這個“團體”中的實力，他自覺足夠繼承領導權，也就是繼承袁死以後的地位。但江南的馮國璋志不在小，正在親自聯絡長江各省的督軍，不知有什麼花樣變出來；西南方不服北洋領導，更是彰明較著的事。如今要坐上總統這個位子，不會太困難，就怕坐上去也跟袁世凱“即位”那樣，火燒兩股，坐不安穩，一跤摔下來，豈非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如此一直躊躇不定，找幕僚商量，亦無定論。而到了此刻，卻必須要做一個決定了。

左思右想，覺得至少仍可保持總理的位子，也就是仍舊將實權握在手裏，不愁以後沒有機會，是個比較聰明的做法。

於是他點點頭說：“我沒有意見。相國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

大局一言而決，卻非一言而定，剛剛接任便發生了新舊約法之爭。段祺瑞以國務院名義發佈全國的通告，說“袁大總統於六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業經遺令遵依約法第二十九條，以副總統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所依據的是民國三年由袁世凱“炮製”，而為革命黨所反對的新約法。及至黎元洪就任宣誓，卻說“當依據民國元年頒佈之臨時約法，接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這話雖跟國務院的通告矛盾，其實不錯，錯在後面一句話：“並誓於代大總統職權之時，確守國憲。”

黎元洪的副總統是民國二年十月，照舊約法選出來的，任期六年，應該到民國八年十月為止。袁大總統一死，黎副總統依法繼任，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扶正”，任期不變，仍到民國八年十月。現在說“代行”，變成以新約法為依據了。而依新約法，大總統缺位，由副總統“代行”職權，但只得三年，便須另選新總統。

新約法中規定，繼任總統的候選人，由現任總統神秘開列名單，一共三個人，藏入“金匱石室”，鎖是特製的，有三柄鑰匙，由總統、副總統、參議院長各執一柄，須要兩柄鑰匙配合，才能開鎖取出名單，由國會議員在推薦的三人中選出一人繼任大總統。

這是仿照清世宗秘密建儲，書皇子姓名，藏入鐵盒，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面的辦法。據說袁世凱最先開列的名單是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到得西南起兵討袁，得病自知不起，曾派人悄悄打開“金匱石室”，名單改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改了也無用，袁世凱是如此下場，根本就沒有資格推薦繼任人選，誰會去照他的辦法推選大總統？

因此，黎元洪的前後矛盾，等於自毀立場，一上來就引起了爭議。在南京的馮國璋，亦主張恢復舊約法，重開國會，目的是要推翻“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由黎元洪居虛名、段祺瑞掌實權的北方政局。此外，馮國璋在五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以團結北洋軍閥為宗旨的南京會議，一變而為由張勳主持，以造成西南與北方之間的第三勢力為主的徐州會議，締結了直隸、河南、山西、奉天、吉林、黑龍江、安徽七省同盟，議定解決時局綱要十條。頭一條就是：“尊重優待前清皇室各條件。”

好消息相繼傳入“大內”。第一個好消息是袁世凱去世。那天是端午深夜，也就是陰曆五月初六凌晨三點鐘，“西南好風”飄來一陣陣哭聲，知道是在為袁世凱舉哀，剛剛起床的太監，奔走相告，喜逐顏開。宮裏將五短身材的袁世凱，說成是“癩蛤蟆成精”，道是“癩蛤蟆難過端午節”，果然應驗了。

第二個好消息就是徐州會議的決定。陳寶琛尤其滿意，他是主張暫時維持現狀，以待“聖德日進”，徐圖“中興”。當王壬秋為他的得意弟子楊度邀約進京來捧帝制的場時，王壬秋瘋瘋癲癲，既似擁袁，又似唐伯虎在明朝寧王宸濠門下，佯狂自污一般，一面故意誤認“新華門”為“新莽門”，一面又作了一副諧聯，謾罵共和制度，叫作“民猶此也，國猶此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陳寶琛將這副對聯說給溥儀聽時，還加了個橫額：“旁觀者清”，用成語而雙關，正表明了他的主張，隨民國的南北紛爭，採取袖手旁觀，不介入糾紛，長保優待條件，最為明智。

現在徐州會議的決定，證明了他的主張是正確的，因而對徐州會議的策動者張勳，也有了好感。

“雖然是民國，張勳跟他的兵，都留着辮子。袁世凱於民國二年，撲滅‘二次革命’，就虧得辮子兵攻進南京，才能成功。”陳寶琛又說，“隆裕太后大喪，張勳發了通電，說‘凡我民國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總算很難得的。”

“照這麼說，他是忠臣？”溥儀問說。

“是。”陳寶琛肯定地回答，“確是忠臣。”

“是忠臣，我幾時看看他，長得什麼樣子？”

“他在徐州，不便召他來。臣可以找張照片給皇上看。”

另外還有個師傅梁鼎芬，對於張勳亦頗感興趣，很想在北洋政府中找個人居間，做一番拉攏的工作，無奈迎新送舊，正忙得不可開交的當兒，只得暫且擱下不提。

迎新是迎黎元洪；送舊是送頭戴平天冠，躺在彰德太昊陵上一株千年神柏所制的棺中的袁世凱。

六月二十三日，黎大總統派內閣總理代表致祭，前一天並發表明令，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主辦“袁林”工程。皇帝的墓園稱為“陵”，用諧音的“林”，是為了安慰死者。

六月二十八日，由中南海居仁堂啟靈：是三十二個人抬那口柏木棺。黎大總統等在新華門口，靈柩經過一鞠躬，出了新華門，舁夫增至八十人，全體閣員、清室代表溥倫，步行執紼。到東安門，送葬的行列加入各國公使，直到前門車站。“導子”的順序是特別挑選過可以擔任儀隊的軍警；中西樂隊；騎兵護送的禮轎；袁世凱生前所騎的一匹棗騮馬；六十四名和尚，三十二名喇嘛，手執法器，一路念經；靈轎，除了袁世凱的大照片以外，還有他在世所用的衣冠及所得的中外勳章；披麻戴孝的兒孫；長長的一串白布小轎，不時傳出嚶嚶哀哭之聲；最後是執紼的隊伍。這個“民國皇帝”的大出喪，着實熱鬧，老百姓傾巷來觀，不消說得。

到得前門車站，在一百零一響的禮炮聲中，靈車南下，伴靈的除了袁氏家屬以外，還有徐世昌、治喪委員曹汝霖及黎大總統派到彰德送葬的代表蔣作賓。當然，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之類的心腹，也是少不了的。

一路南下，逢站必停，以便接受路祭，因此走了一天一夜，始到彰德。在袁世凱“洹上歸隱”的“養壽園”中停靈設祭，這時北洋系統的督軍，紛紛到達，舉行“團體”公祭，主祭的自然是徐世昌。

“項城是去世了，北洋團體不可分散。”徐世昌就在靈前召集會議，以主席的身份發言，“帝制時期，北洋同人不免有分裂的現象，大足以使親痛仇快。項城臨終前幾天，跟仲仁最親密，有許多心事吐露。我想請仲仁來追述遺言，當著項城靈前，大家作一番自省，以慰在天之靈。諸位看如何？”

當然不會有人反對。於是即刻派人到裏面，將在袁世凱書房中整理遺稿的張一麟請了來，由徐世昌說了緣由，請他講話。

張一麟自不免為難，因為袁世凱臨終前批評了許多人，大半在座，如果照實直言，會造成很尷尬的局面。於是很仔細想了一會兒，覺得有段話可以說。

“項城在取消帝制期間，有時候一天要找我三次，其實也沒有什麼事，不過那時候大家都怕見項城，他實在無聊不過，只好找我去聊天。”張一麟接着又說，“項城有一天跟我說：‘梁燕孫本來不贊成帝制，後來勸我，決不可取消。我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

這話令人頗感意外。先勸進，後來又勸袁世凱取消帝制的人很多；先反對，後來又不主張取消的，恐怕只有梁士詒一個人。他是為了什麼？

“燕孫跟項城說：如果取消帝制，那麼天天在盼望封爵封官的人，自然大為失望，左右解體，請問何來最後共事的人？項城頗以此為然，否則，取消帝制的申令，早就下了。”

“由此可見，項城始終是為‘團體’着想，亦可說是為大家的利益犧牲了。”徐世昌接着張一麟的話說，“這一點，我希望在座同人，格外要記住。”

“我還有句話，可以報告各位，項城自始至終，都說大局鬧到如此不可收拾，都是他自己不好，從沒有怪過任何人。”說完，張一麟站起身來，悄然退席。

“各位剛才都聽見仲仁的話了。”徐世昌說，“項城自任其咎，不願歸過於哪一個人，亦無非是說全由北洋支配。現在項城雖已含恨以終，北洋的實力仍在，咱們今天要研究的是，如何保持政權於不墜？眼前是段芝泉當政，不過大問題不解決，終有後患。”

所謂“大問題”即是大總統這個位子，現在是由黎元洪佔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總要將這個大位，抓在自己手裏，才無後患。徐世昌的言外之意，是很明顯的。

“眼前是不要緊。”倪嗣沖說，“徐又錚當芝老的秘書長，一定吃得住‘黎菩薩’。如今只談後年的問題好了。”

“後年什麼問題？”湖北督軍王占元問。

“咦！後年不就是黎菩薩的任期到了嗎？”

“噢，你是說改選大總統的問題。”王占元說，“只有一個辦法，請老師當大總統，仍舊是芝老的國務總理。”

“老師”是指徐世昌，他所希望的就是這句話，正想以退為進地謙虛幾句，就此做成一個協議。不道“半路里殺出程咬金”，張勳甩着辮子，大搖其頭。

“也不見得只有一個辦法。”他說，“項城本來不是要奉還大政嗎？咱們該照項城的意思去做，讓他死得瞑目。”

徐世昌非常見機，急忙接口：“紹軒的話，深獲我心。這是解決時局、保全團體利益的上策。”

所謂“保全團體利益”就是各人仍能保住地盤，一旦復辟，就算是“君主立憲”，亦可裁抑國會的勢力，保住地盤，更為方便，因而沒有人對此表示異議。

“眾議僉同，方針是有了。”倪嗣沖提議，“這件事當然請老師領袖群倫；實際籌備工作，我想紹軒是義不容辭的。”

“是的。除了紹軒，沒有第二個人。”山東督軍張懷芝說，“請紹軒說吧，什麼時候再聚會？”

“等我好好籌劃一下，不會拖太久。有了結果，我請大家再到徐州來玩幾天。”

又有人主張，在外交方面，主要的是日本，應該先取得聯絡。這一工作，割據各地的督軍，是無法進行的，當然要由徐世昌來主持。

於是復辟活動，分成兩個中心，一個在徐州，一個在天津。在徐州的張勳，正在籌備召集第二次會議時，直隸省長朱家寶派人陪了一個日本浪人木澤暢，來看張勳，帶來了一個復辟的機會：宗社黨的軍事行動開始了。

宗社黨名義上的領導人是小恭王溥偉，實際上是肅親王善耆。宣統初元，他當民政部尚書時，聘請了一個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做顧問；清帝退位，善耆由於川島的安排，全家遷居大連，仍稱肅王府。川島在王府中的權力很大，因為他是宗社黨的靈魂。善耆也刻意籠絡，將一個小女兒過繼給川島，改了姓也改了名字，叫作川島芳子。

但是，善耆不知道川島浪速是在利用宗社黨。原來民國肇建，川島向日本軍部獻了一計，名為“支那分割策”，又名“滿蒙分離策”，顧名思義，便可想像得到，目的是搞滿蒙獨立。計劃是由善耆聯絡蒙古科爾沁親王巴林，合建滿蒙王國，日本方面供給槍械、軍餉，供他們“打天下”。

此策為日本軍部所接納，朝鮮總督寺內正毅亦表支持，但日本首相西園寺公望不贊成，及時阻止，使得宗社黨遭受了一次打擊。不過川島浪速並沒有死心。

到得袁世凱稱帝，日本軍閥及外務省以“倒袁”作號召，舊事重提，大規模進行“滿蒙分離策”，由陸軍省次官田中義一，關東軍參謀長福田雅太郎、參謀小磯國昭，主持其事。陸軍參謀本部派了一名大佐土井市之進跟川島去聯絡。川島手下有三個列入“預備役”的軍人，亦是浪人，名叫青柳勝敏、木澤暢、入江種矩，分頭活動。青柳帶着善耆的第七子憲奎，入內蒙古去聯絡一個大土匪巴布扎布；木澤則經由天津駐屯軍的介紹，輾轉來跟張勳接頭。

木澤告訴張勳說，巴布扎布的騎兵四千多人，已在青柳勝敏指揮之下，於七月一日自大興安嶺以西的根據地向洮南進擊。等巴布扎布打到張家口時，雷震春和朱家寶會策動當地的軍隊接應，希望張勳和倪嗣沖，帶兵北上，借口保衛京師，一舉完成復辟大業。

張勳欣然同意，但有個問題，必須先澄清：日本方面有什麼實質上的援助？

木澤的答覆是，需要的槍械、子彈，日本無條件供給。同時他也證實了一個傳說：日本財閥大倉喜八郎，確是借了一百萬日元給善耆，條件是將來取得東三省的森林採伐權。張勳聽得怦然心動，決定將來帶兵北上時，也要找個借口，向日本，不論政府還是財閥，大大地借他一筆款子。

張勳於是一面暗中調兵，一面注意巴布扎布的進展。到了八月十三日，巴布扎布已過長春，將進入公主嶺之南的郭家店時，在它西面數十里的鄭家屯，突然發生了日軍與當地中國守備部隊武裝衝突的糾紛。

這一件糾紛起於一個名叫吉本喜代吉的日本人，為買魚發生爭執。東三省二十八師騎兵團的一名士兵，心抱不平，發生衝突。吉本吃了點虧，跑到日本領事館的警察派出所去申訴。派出所巡查河瀨松太郎，帶了吉本到團部去交涉，不得要領，怏怏離去，旋又重來，這一回帶了二十幾個日本兵來。

正在大肆喧嚷時，日本兵上前繳一名中國士兵的械，爭奪之間，手槍走火。日本兵隨即開槍，團部中有十餘官兵，立即還擊。一場混戰，中國方面死了四個人，負傷數人，日本方面傷亡較重，當場死了七個，包括河瀨在內，後來又死了五個。

出事以後，遼源縣知事馬上趕到日本軍營，表示慰問，同時請騎兵團約束部下，勿使事態擴大。但日軍則蓄意借故挑釁，在要求中國軍隊撤退至遼源城外三十里，並已獲得同意以後，猶復調集八面城、公主嶺、鐵嶺的步兵、騎兵共一千五百人，佔領了遼源鎮守使署及中國軍隊的營房。接着張貼告示：“由鄭家屯至四平街沿路南北兩側三十華里以內，禁止中國人進入。”

這是一種掩護巴布扎布的行動。原來巴布扎布出師不利，遭遇到奉軍猛烈的迎擊，不得不迂迴曲折地南下。日軍借“鄭家屯事件”製造緊張局勢，目的在於使奉軍要應付眼前的危機，放鬆巴布扎布；同時又為巴布扎佈設了一條“安全走廊”，一進入郭家店，連接四平街、鄭家屯，便是在日軍保護之下了。

當巴布扎布出動的消息傳入溥儀讀書的毓慶宮時，師傅們一個個面有喜色，但很快地，臉色又都陰沉了。在徐州也是一樣，張勳跟倪嗣沖函電交馳，預備起兵接應，到得“鄭家屯事件”發生，真相畢露，知道木澤來談的計劃，已化為泡影。

接着，段祺瑞的親信、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秘密南下來看張勳，見面第一句話是：“巴布扎布完了。紹軒，你還不召集第二次會議嗎？”

張勳不知道他這話是何用意，便先試探着問：“芝老是怎麼個意思？”

“你問的是哪方面？”

“自然是復辟。”

“這一點，芝老也是清室舊臣，沒有不贊成的道理。不過復辟先要把障礙掃除，似乎為時尚早。”

“你說的障礙是什麼？民黨？”

“民黨還不是最大的障礙，最大的障礙是民主。有了民主，自然不要君主；若要君主，首先要打倒民主。此是不易之理。”

最後兩句話將張勳搞糊塗了，君主只有一個，當今的宣統皇帝；民主則“四萬萬同胞”都是主人，如何去打倒？

“又錚，你老實告訴我，民主在哪裏，怎麼去打倒？”

“民主在國會——”

“我懂了！”張勳恍然大悟，“民主在國會，打倒國會議員，就是打倒民主！”

徐樹錚之極力煽動張勳反對國會，當然是因為國會與段系發生了權力衝突的緣故。本來袁死黎繼所引起的新舊約法力爭，而終於由段祺瑞讓步，同意恢復中山先生所全力維護的民主約法。雖說由於林長民、張國淦這些舊進步黨人的調停，而主要的關鍵，還在舊約法對段系有利，因為由袁世凱授意而訂的民主新約法，權力集中於大總統，是獨裁製，而舊約法為責任內閣制。如果段祺瑞堅持新約法，變成自我削權，豈非傻事？

但舊約法名為責任內閣制，實際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也就是由總統、內閣、國會分享政權。徐樹錚當然懂這個道理，卻不願承認，用“責任內閣制”這個借口，獨斷獨行，因而引起府院不和。

不和的原因，亦不盡由於權力之爭，還有意氣在內。徐樹錚恃才傲物，以至於無禮。段祺瑞是很少去見黎元洪的，只見徐樹錚的汽車，經常出入公府，但不是徐樹錚以國務院秘書長的身份代表段祺瑞向黎元洪報告政務，而是抱着一堆公文，請大總統去用印。

“怎麼派這個人去當省長？”黎元洪有時候會問這麼一聲。

徐樹錚冷冷地答一句：“閣議通過的。”

如果問的是：“這道命令是怎麼個來龍去脈？”

徐樹錚常是不耐煩地說：“大總統別多問了！只管用印就是。”

“黎菩薩”到底不是泥菩薩，像這樣的態度，也會覺得憤懣難平。公府秘書長張國淦自覺“護主無方”，堅決求去。繼任的是舊進步黨改投國民黨，屬於“韜園系”的丁世嶧。

此人性情剛正，徐樹錚算是遇見對頭了。到職未幾，他便擬就一個“府院辦事手續”草案，提交閣議。前面理由部分，不客氣地指斥段祺瑞與徐樹錚，說：“國務會議以前無議事日程，會議以後無報告，發一令總統不知其用意，任一官總統不知其來歷。國務總理恆匝月不一晤總統，惟見有秘書長傳達於其間，有所詢則經閣議內閣負責為對抗。大總統無見無聞，日以坐待用印為盡職。”

在辦法中，規定總統可以出席發表意見，但不參加表決。對於用人，總統不同意可以拒絕用印。閣員應隨時向總統面商要政。開國務會議，事前應呈議程，事後應送記錄。段祺瑞覺得這個草案，如交閣議，等於自摑其頰；不交閣議，逕自承認，卻又於心不甘。於是由袁世凱一脈心傳的“政治病”發作了，請假不視事，專車回天津去觀變。

這一着嚇不倒黎元洪，更嚇不倒丁世嶧。既謂之責任內閣，政務廢弛，責任即在國務總理；而況按照約法規定，總統有權指定閣員攝閣。因此只有出諸調停之一途。由徐世昌、王士珍分頭疏導，最後達成一個折中的協議。丁世嶧為黎元洪爭回了不少權力。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這回是內閣內訌。兩對手方，一個是內務總長孫洪伊，另一個不消說得，是專擅跋扈、不畏清議的徐樹錚。

事起於駐粵的護國軍李烈鈞部，與代理廣東督軍龍濟光的隊伍，為了防區發生衝突，段祺瑞下令兩軍停戰，並在國務會議中提出討論。

哪知閣議中有發言權的閣員尚無表示，沒有發言權的徐秘書長卻一馬當先，主張電令福建、廣東、湖南、江西四省出兵，圍剿李烈鈞的部隊。內務總長孫洪伊立即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以調解為宜。大家都贊成他的辦法，圍剿之議根本不成立。

哪知徐樹錚居然自作主張，發了圍剿李部的命令。不多幾天，爭端平息，李烈鈞將他所統率的滇軍，交給師長張開儒、方聲濤，隻身離粵；而四省接到圍剿的命令，要求發槍、發餉的複電也到了國務院。孫洪伊很不客氣地指責徐樹錚：“簡直荒唐！”兩人就此結下了“梁子”。

其實國會正在開議，通過了一個查辦福建省省長鬍瑞霖的議案，咨請國務院照案執行。這是內務部的職權，如何處理，以及如何答覆國會，孫洪伊責有攸歸。不道徐樹錚老毛病發作，擅自做了處理。孫洪伊大為惱怒，寫了封信給段祺瑞，“摔紗帽”不幹了。

見此光景，段祺瑞想護短亦辦不到，便請內務部次長許世英做和事佬，議定對國會質問的答覆，由主管部起草，院會須經閣議通過，秘書長不得擅改，並應由主管部總長副署。孫洪伊十足找回了面子，才肯復職。這是徐、孫交惡的第二回合，徐樹錚落了下風。

緊接着是第三回合。內務部裁員，一群被裁人員，借口不合文官任免休職條件，向平政院提出訴訟。平政院是新約法下的產物，段祺瑞既已同意恢復舊約法，應該撤銷平政院，而居然聽其存在；黎元洪亦不作聲，因為平政院長周樹模是湖北人，前清翰林出身，不便敲了他的飯碗。再說多這麼一個衙門，安插同鄉也方便些，何苦要去取消它？

平政院當然也有人知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本身並站不住，所以平時不願多事。但既有人找上門來，不能不管，所以給了孫洪伊一道公文，限期五日，提出答辯。孫洪伊冷笑一聲：“簡直就是‘養媳婦做媒’，自己還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呢，就敢管人的閑事了？”將平政院的公事批了個“閱”字，置之不理。

他沒有想到，那個“養媳婦”有人撐腰，居然就敢“管閑事”，而且是硬出頭。缺席裁判內務部敗訴，所有裁員命令，一概無效，由院呈請大總統下令執行。

孫洪伊大為光火，駁斥平政院非民主約法所規定的公務機構，根本無由受理行政訴訟，打算呈請大總統將此移付國會解決。這一來糾紛鬧大了，如果移付國會解決，結果是可想而知，會作成一個凡非民主約法規定的機關皆屬非法組織，應咨請國務院限期裁撤的決議。

對於國會議員中反北洋反段勢力的膨脹，徐樹錚早就感受到了威脅，所以除了拉攏原就預備跟北洋合作而為進步黨化身的研究系要角，如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等人以外，更想以“團體利益”為名，將“有兵斯有土，有土斯有財”的各省督軍，組成實力派的集團，接受段祺瑞的指導，內以鞏固本身，外以鉗制國會。但他知道張勳連袁世凱都不甚買賬，何甘俯首聽段祺瑞的號令？所以名義上的領袖，必須歸之於辮帥，至於將來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見機行事，自有把握。

偏偏國會議員也不爭氣，大小派系林立，議論龐雜，莫衷一是，令人厭煩。加以唯利是圖，開出口來便知意向所在，亦讓人很看不起。因此，張勳在九月二十日召開的第二次徐州會議，論復辟，意見不盡相同；談反對國會議員，卻是眾議僉同。

“他娘的，國會議員！”湖北督軍王占元的右手拇指、食指，虛虛圈起一個圓形，搖晃着說，“他是議員，俺有銀元；拿俺的銀元，砸死他娘的國會議員！”

“快人快語！”徐樹錚鼓掌笑道，“快人快語！”

對付國會議員的策略，就此產生，用銀元去砸；如果不倒，用更有效的辦法去“擺平”。

當然，主要的議題是復辟。在原則上，沒有一個人會公然反對，因為反對復辟，若非表示贊成共和，便是阻礙清帝複位。在座的人，誰沒有做過清朝的官？以清朝官員反對清朝皇帝，不成了叛逆了嗎？

但何時復辟，卻有不同的意見。奇怪的是最熱心復辟的還不是張勳，而是倪嗣沖主張立即展開行動。

“急可不能急。”張勳說道，“時機好像還沒有到——”

“紹軒，你錯了！”倪嗣沖說，“時機是早就到了。項城剛去世的時候，大家對帝制其實並不反對，打鐵趁熱，一舉推皇上複位，生米煮成熟飯，至今最多對西南出兵而已。現在國會一恢復，黃陂代理總統，要取消已成之局，比三個月前已難得多。不過，徐相國跟芝老都贊成復辟，趁國會根基不穩，事猶可為，再晚可真是不行了。”

聽他說得振振有詞，沒有人能駁得倒他。只有徐樹錚，另闢蹊徑，想到有個理由可以攔他的興頭。

“復辟不辦則已，一辦非成不可。如今最大的關鍵是外交承認的問題。”徐樹錚緊接著說，“項城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登極那天，只有倫貝子以清朝大使的資格入賀，連幾十年的老朋友、英國公使朱爾典都不捧場。當時我心裏就在想：項城危矣！前車不遠，這個覆轍決不能蹈。”

“英國沒有太大的關係。”倪嗣沖說，“只要日本談好了就行了。”

“可是要去談啊！”張勳接口。

這樣，復辟實行的時機問題，也談出了一個結論：先向日本方面試探，如果反應良好，再進一步討論實行的步驟。至於派誰向日本方面試探，當然是政府的事。徐樹錚即席表示，一回北京立即向段祺瑞報告，挑選適當的人到東京去活動。

最後還有一個徐樹錚很熱心的議題，以這次出席的蘇、皖、贛、鄂、直、魯、奉、吉、黑、閩等十三省的軍民長官為基幹，組織省區聯合會，結成利害一致、休戚相關的同盟。這個提議，沒有人反對，但結盟必有盟主，無形中成為十三省的領袖，說起來也是很過癮的一件事，所以躍躍欲試者，大有人在。

要論資格，自然是馮國璋第一，其次才是張勳。此外有心問鼎領袖一席的，儘管躍躍欲試，多想一想，亦就會知難而退，由想“坐轎子”退而甘為“轎夫”，王占元就是，他擁護馮國璋為盟主。

馮國璋的親信是江西督軍李純，他比王占元有頭腦，悄悄勸王占元不必起勁。因為馮國璋跟廣西的陸榮廷有默契，彼此划疆而守，陸榮廷保住兩廣，馮國璋控制長江上下游的湖北、江西、江蘇三省，不必他求。如果馮國璋成為十三省結盟的頭腦，在表面上與西南各省便形成了尖銳的對立，足以妨害他跟陸榮廷之間的良好關係。

這一點，徐樹錚亦早就看穿了，成竹在胸，只需稍作個別的說服工作，很順利地將張勳捧了出來，成為省區聯合會的召集人——有人管這個組織叫“督軍團”，名稱比省區聯合會來得響亮，很快地流行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