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雲門

仰望雲門

一

近年來，我經常向大陸學生介紹台灣文化。

當然，從文化人才的絕對數量來說，大陸肯定要多得多，優秀作品也會層出不窮。但是，從文化氣氛、文化底線、文化守護、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台灣至少在目前，明顯優於大陸。由於同是華人，對比相當直接；由於同是華人，學習又比較方便。我一直主張，大陸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先到台灣仔細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

我想從舞蹈家林懷民說起。

當今國際上最敬重哪幾個東方藝術家？在最前面的幾個名字中，一定有來自台灣的林懷民。

真正的國際接受，不是一時轟動於哪個劇場，不是重金租演了哪個大廳，不是幾度獲得了哪些獎狀，而是一種長久信任的建立，一種殷切思念的延綿。

林懷民和他的“雲門舞集”，已經做到這樣。雲門早就成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約最多的亞洲藝術團體，而且每場演出都讓觀眾愛得痴迷。雲門很少在宣傳中為自己陶醉，但亞洲、美洲、歐洲的很多地方，卻一直被它陶醉着。在它走後，還陶醉。

其實，雲門如此轟動，卻並不通俗。甚至可說，它很艱深。即使是國際間已經把它當做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廣大觀眾，也必須從啟蒙開始，一種有關東方美學的啟蒙。對西方人是如此，對東方人也是如此。

我覺得更深刻的是對東方人，因為有關自己的啟蒙，在諸種啟蒙中最為驚心動魄。

但是，林懷民並不是啟蒙者。他每次都會被自己的創作所驚嚇：怎麼會這樣！他發現當舞員們憑着天性迸發出一系列動作和節奏的時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事先設計。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劃定一個等級，來開啟這種創造的可能。

雲門的話題關及人類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體。要給，也只給一個路標，雲門帶着觀眾走一條條雲水縹緲的大道。林懷民拒絕任何琳琅滿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們超塵脫俗，赤誠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尋常“文藝腔調”的苦行僧。他們在海灘上匍匐，在礁石間打坐，在紙墨間靜悟。潛修千日，彈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過，這些草民剛剛與陶淵明種了花，跟鳩摩羅什誦了經，又隨王維看了山。

二

罕見的文化高度，使林懷民有了某種神聖的光彩。但是他又是那麼親切，那麼平民，那麼謙和。

林懷民是我的好友，已經相交二十年。

我每次去台灣，旅館套房的客廳總是被鮮花排得滿滿當當。旅館的總經理激動地說：“這是林先生親自吩咐的。”林懷民的名字在總經理看來如神如仙，高不可及，因此聲音都有點顫抖。不難想像，我在旅館裏會受到何等待遇。

其實，我去台灣的行程從來不會事先告訴懷民，他不知是從什麼途徑打聽到的，居然一次也沒有缺漏。

懷民畢竟是藝術家，他想到的是儀式的延續性。我住進旅館后的每一天，屋子裏的鮮花都根據他的指示而更換，連色彩的搭配都有每天不同的具體設計。他把我的客廳，當做了他在導演的舞台。

“這幾盆必須是淡色，林先生剛剛來電話了。”這是花店員工在向我解釋。我立即打電話向他感謝，但他在國外。這就是藝術家，再小的細節也與距離無關。

他自家的住所，淡水河畔的八里，一個光潔如砥、沒有隔牆的敞然大廳。大廳是家，家是大廳。除了滿壁的書籍、窗口的佛雕，再也沒有讓人注意的傢具。懷民一笑，說：“這樣方便，我不時動一動。”他所說的“動”，就是一位天才舞蹈家的自我排練。那當然是一串串足以讓山河屏息的形體奇迹，怎麼還容得下傢具、牆壁來礙手礙腳？

離住家不遠處的山坡上，又有後現代意味十足的排練場，空曠、粗礪、素樸，實用。總之，不管在哪裏，都洗去了華麗繁縟，讓人聯想到太極之初，或劫後餘生。

這便是最安靜的峰巔，這便是《呂氏春秋》中的雲門。

三

雲門使我對台灣的文化氣氛，倍加敬重。

因為這麼一座安靜的藝術峰巔，幾乎整個社會都仰望着、佑護着、傳說著、靜等着，遠遠超出了文化界。

在台灣，政治辯論激烈，八卦新聞也多，卻很少聽到有什麼頂級藝術家平白無故地受到了傳媒的誣陷和圍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傳媒不會這麼愚蠢，去傷害全民的精神支柱。林懷民和雲門，就是千家萬戶的“命根子”，誰都寶貝着。

林懷民在美國學舞蹈，師從葛蘭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現代舞之母鄧肯。但是，在去美國之前，他在台灣還有一個重要學歷。他的母校，培養過大量在台灣非常顯赫的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但在幾年前一次校慶中，由全體校友和社會各界評選該校歷史上的“最傑出校友”，林懷民得票第一。

這不僅僅是他的驕傲。在我看來，首先是投票者的驕傲。

在文化和藝術面前，這次，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了。其實他們一點兒也沒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筆寫下了同一個名字。對此，我感慨萬千。熙熙攘攘的台北街市，吵吵鬧鬧的台灣電視，乍一看並沒有發現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懷民和別的大藝術家一出來，大家剎時安靜，讓人們立即認知這個社會的品質。

記得美國一位早期政治家J.亞當斯（JohnAdams，1735—1826）曾經說過：

我們這一代不得不從事軍事和政治，為的是讓我們兒子一代能從事科學和哲學，讓我們孫子一代能從事音樂和舞蹈。

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亞當斯我不太喜歡，但我喜歡他的這段話。我想，林懷民在台灣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與這段話有關。

四

有一件事讓我想起了這段話。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首度訪問大陸，會見了大陸的領導人。他夫人寫了一本記錄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書，由連戰先生親自寫了序言。但是，他們覺得在這個序言前面還要加一個序言，居然邀請我來寫。他們對我並不熟悉，只知道政治職位上面，應該是無職位的文化。結果，這本書在大陸出版時，大家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個奇怪的排位。

同樣讓我想起亞當斯這段話的，還有台灣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是國民黨名將白崇禧的愛子，照常理，很難完全不理會這個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會，別人也會用各種方式牽絲攀藤。

但是，他對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經到了連別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後來也寫過一本書《父親和民國》，筆調是那麼平靜，絲毫沒有我們常見的那種“貴胄之氣”。

二十幾年前海峽兩岸還處於極為嚴峻的對峙狀態，但白先勇先生卻超前來了。不是為了尋親，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為了投資，而是只為文化。他的《遊園驚夢》在大陸排演，由俞振飛先生擔任崑曲顧問，由我擔任文學顧問。這一來，讓他不小心讀到了我的文章。後來多少年所發生的事情，讓我現在一回想起來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薦給台灣報刊。台灣報刊就把一筆筆稿酬寄給他，讓他轉給我。但他當時還在美國西海岸的聖塔·芭芭拉教書，而那時美國到中國的匯款還相當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郵局領款，把不整齊的款項湊成一個整數，然後再到郵局去寄給我。

我至今還保留着他寄來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寫着收匯人和寄匯人的複雜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對照。須知，這可是現代世界最優秀的華人作家的親筆啊，居然寄得那麼多、那麼勤、那麼密。兩岸的政治對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學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筆寫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灣，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費巨大努力邀請的。他看到了我寫崑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以明代觀眾中痴迷的人數、程度和時間，來論證世界範圍內曾經最深入社會肌膚的戲劇范型是崑曲。他極為讚賞，讓我到台灣發表演講。這也算是大陸學者的“第一次”吧，一時十分轟動又十分防範，連《中國時報》要採訪我都困難重重。一天晚上，聽說《中國時報》派了一名不能拒絕的重要記者來了。我一看，這名“記者”不是別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個晚上，他真像記者一樣問了我很多問題，絲毫沒有露出他既是文學大家、又是崑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他採訪時的身份，竟然是“特約記者”，這真讓我感動莫名。

對於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對於藝術得失，他絕不讓步。

對於我的辭職，他聽了等於沒聽；但有一次他不知道從哪兒聽來傳言，說我有可能要“擱筆”了，便立即遠道趕到上海，在我家裏長時間坐着，希望不是這樣。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着他儒雅卻已有點蒼老的臉龐。我一時走神，在心中自問：眼前這個人，似乎什麼也不在乎，卻那麼在乎文學、在乎藝術。他，難道就是那位著名將軍的後代嗎？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將軍如果九天有知，也會為他的後代高興，因為這符合了那位美國將軍亞當斯的構思。

五

從林懷民先生在旅館裏天天佈置的鮮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記者的身份對我的採訪，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擺脫名位，擺脫實用，擺脫功利，走向儀式。

只有儀式，才能讓人拔離世俗，上升到千山肅穆、萬籟俱靜的高台。

有人問我：“你說了台灣文化的很多亮點，那麼，最重要又最難以模仿的亮點是什麼？”

我回答：“儀式。那種溶解在生活處處的自發文化儀式。”

從四年前開始，台灣最著名的《遠見》雜誌做出一個決定，他們雜誌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作一個文化演講。可見，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這樣的事情已經實行了多次，每當我抵達的那天，那個城市滿街都掛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個燈柱、電線杆上飄飄忽忽，像是我要競選高位。我想，至少在那一天，這座城市進入了一個文化儀式。直到我講演完，全城的清潔工人一起動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捲起，扔進垃圾堆。

扔進垃圾堆，是一個儀式的完滿終結。終結，是為了開啟新的儀式。

我在台灣獲得過很多文學大獎，卻一直沒有機會參加頒獎儀式。原因是，從評獎到領獎，時間很短，我的簽證手續趕不上。但終於，二〇一一年，我趕上了一次。

先有電話打來，通知我榮獲“桂冠文學家”稱號。光這麼一個消息我並不在意，但再聽下去就認真了。原來，這是台灣對全球華語文學的一種隆重選拔，因此這次的評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王潤華教授。設獎至今幾十年，只評出過四名“桂冠文學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兩位我認識，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兩位已經去世。

頒獎儀式在元智大學，要我作獲獎演講。然後，離開會場，我領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樹，由兩名工人推着，慢慢步行到栽植處，路邊站滿了祝賀我的民眾。到了栽植處，我看到一個美麗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園林中，確實已種了四棵樹，每棵樹下有一方自然形態的花崗石，上面刻着獲獎者的簽名。白先勇先生的簽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樹，則長得鬱鬱蔥蔥。我和幾個朋友一起鏟土、挖坑、栽樹、平整。做完，再抬頭看看樹冠，低頭看看簽名石，與圍觀者一一握手，然後輕步離開。

我想，這幾棵桂冠樹一定會長得很好。白先勇先生當年給我寫了那麼多橫穿地球的信，想把華語文學拉在一起，最後，居然是相依相傍。

於是，頒獎儀式也就成了生命儀式。

六

文化是一種手手相遞的炬火，未必耀眼，卻溫暖人心。余光中先生也是從白先生推薦的出版物上認識了我，然後就有了他在國際會議上讓我永遠汗顏的那些高度評價，又有了一系列親切的交往，直到今日。

余光中先生寫過名詩《鄉愁》。這些年大陸很多地方都會邀請他去朗誦，以證明他的“鄉愁”中也包括着當地的省份和城市。那些地方知道他年事已高，又知道我與他關係好，總是以我有可能參加的說法來邀請他，又以他有可能參加的說法邀請我，幾乎每次都成功，變成一場場的“兩餘會講”。

“會講”到最後，總有當地記者問余光中先生，《鄉愁》中是否包括此處。我就用狡黠的眼光看他，他也用同樣的眼光回我。然後，他優雅地說一句：“我的故鄉，不是這兒，也不是那兒，而是中華文化。”

我每次都立即帶頭鼓掌，因為這種說法確實很好。

他總是向我點頭，表示感謝。

順便他會指着我，加一句：“我們兩個都不上網，又都姓余，是兩條漏網之魚。”

我笑着附和：“因為有《余氏家訓》。先祖曰：進得網內，便無河海。”

但是，“兩餘會講”也有嚴峻的時候。

那是在馬來西亞，兩家歷史悠久的華文報紙嚴重對立、事事競爭。其中一家，早就請了我去演講，另一家就想出對策，從台灣請來余光中先生，“以余克余”。

我們兩人都不知道這個背景，從報紙上看到對方也來了，非常高興。但聽了工作人員一說，不禁倒抽冷氣。因為我們倆已經分別陷於“敵報”之手，只能挑戰，不能見面。

接下來的情節就有點兒艱險了。想見面，必須在午夜之後，不能讓兩報的任何一個工作人員知道，甚至，連懷疑的可能都沒有。後來，通過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鄭浩千先生，做到了。鬼鬼祟祟，輕手輕腳，兩人的外貌很多人認識，而兩家大報的耳目又是多麼密集。終於，見面，關門，大笑。

那次我演講的題目是反駁“中國崩潰論”。我在台灣經濟學家高希均先生啟發下，已經懂一點經濟預測，曾在《千年一嘆》、《行者無疆》中提早十年準確預測了歐洲幾個國家的嚴重經濟趨勢，因此反駁起來已經比較“專業”。

余光中先生在“敵報”會演講什麼呢？他看起來對經濟不感興趣，似乎也不太懂。要說的，只能是文化，而且是中華文化。如果要他反駁“中華文化崩潰論”，必定言辭滔滔。

那麼，我們還是緊密呼應，未曾造成“以余克余”的戰場。

七

從林懷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領略了一種以文化為第一生命的當代君子風範。

他們不背誦古文，不披掛唐裝，不抖擻長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奧，不扮演菁英，不高談政見，不巴結官場，更不炫耀他們非常精通的英語。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穩的語調、謙恭的動作告訴你，這就是文化。

而且，他們順便也告訴大家：什麼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型態”和“國際接受”。

雲門舞集最早提出的口號是：“以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但後來發現不對了，事情產生了奇迹般的拓展。為什麼所有國家的所有觀眾都心馳神往，因此年年必去？為什麼那些夜晚的台上台下，完全不存在民族的界線、人種的界線、國別的界線，大家都因為沒有界線而相擁而泣？

答案，不應該從已經擴大了的空間縮回去。雲門打造的，是“人類美學的東方版本”。

這就是我所接觸的第一流藝術家。

為什麼天下除了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之外還要藝術家？因為他們開闢了一個無疆無界的凈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讓大家活得大不一樣。

從那片凈土、那個天域向下俯視，將軍的兵馬、官場的升沉、財富的多寡、學科的進退，確實沒有那麼重要了。根據從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連故土和鄉愁，都可以交還給文化、交還給藝術。

藝術是“雲”，家國是“門”。誰也未曾規定，哪幾朵雲必須屬於哪幾座門。僅僅知道，只要雲是精彩的，那些門也會隨之上升到半空，成為萬人矚目的巨構。這些半空之門，不再是土門，不再是柴門，不再是石門，不再是鐵門，不再是宮門，不再是府門，而是雲門。

只為這個比喻，我們也應該再一次仰望雲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