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君三拜

欠君三拜

一

只在二十八年前，與你無語地點過一次頭。因此，很難說認識你。近年來，我很想來拜訪一次，當面說一聲“謝謝”。但又覺得這樣不夠，應該請你吃一頓飯，並在席間站起身來，說明請你吃飯的理由，然後向你深深作三個揖。這在古代，叫做“拜謝”。

這事需要有人聯絡，否則就有點冒昧。聯絡人終於找到了，那就是復旦大學出版社的賀聖遂先生。

賀先生是一個快樂的人，說起你，就兩眼發光，滔滔不絕地介紹起你的成就、為人和酒量。那正好也是一個聚餐的場合，他既然說到了你的酒量，也就興奮地舉起了酒杯，才幾杯就醉了。

幾次邀他聚餐，原來都是為了商量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拜謝你，但他每次都醉得那麼酣暢，因此一直定不下來。

我以為，總有時間。心想不妨讓他在每次醉前多介紹你幾句，也好使我當面拜謝時增加一些話題。

事情就這麼拖了下來。

終於，到了可恨的二〇一一年六月七日，那個漆黑的凌晨。我沒有來得及向你拜謝，你就離開了這個世界。

得知噩耗那天，我站到窗口看着雲天，然後輕輕地搖了搖頭，在心裏說一聲：“欠君三拜。”

——上面所說的這個“君”，是誰？

是我國當代著名文史學家章培恆教授。

熟悉我文風的讀者都知道，我筆端空曠，從不膩情，但這次，是怎麼了？

原因是，我欠得奇特，又失之瞬間。

由此可見，天下一切感謝，都要及時。即使沒有生死之虞，也不可拖拉。

二

天下之謝，分很多等級。其中稱得上“重謝”的，也分七級，逐級遞升。

第一級，謝其厚賜；

第二級，謝其提攜；

第三級，謝其解困；

第四級，謝其解難解之困；

第五級，謝其一再解難解之困；

第六級，謝其一再解難解之困而並不相識；

第七級，謝其一再解難解之困而並不相識，卻又不給道謝的機會。

平心而論，第五級之後，已少之又少。但是，我對章培恆教授的感謝，屬於第七級，也就是最高級。

這裏有一個關鍵詞彙——“難解之困”，必須認真作一點解釋。

那就讓我先把章培恆教授讓過一邊，繞一個道兒再來請出他吧。

饑寒交迫、路斷橋塌，難不難？難。但難得明確，難得乾脆，難得單純，因此還不是最難。最難的是有人當眾向你提出一系列問題，你明知答案又不承擔保密義務，卻不能回答。因此眾人對你懷疑、起鬨、追逼、鄙視、嘲笑、投污、圍毆，你還是不能回答。

例如，一九三〇年兩位剛從歐洲留學回來的女子在南方某市成功創辦了一所新式女子學校，一時成為社會焦點。一年後教育督察部門派出一批“飽學之士”進行公開測評，主要項目是指定這兩位女教師向全校學生講解《東漢班昭所論婦德及宋儒對此之發展》。兩位女教師兩度要求換題而未果，便主動退出測評並離去。當地報紙發佈新聞曰“不知婦德焉辦女學”。

直到五十年後，當年的一位女學生在回憶此事時寫道：“人的一生，其實由一連串問題和回答組成。千萬不要試圖回答別人給你出的一切問題。選擇問題就是選擇人生，選擇了自己，也選擇了別人。”

又如，在極左年代，一個著名的國際刑偵專家因為被懷疑是“西方特務”而被發配到一家工廠燒鍋爐。鍋爐房裏經常出現一些小物件如手套、茶杯失竊的瑣事，大家要他偵察，他都寂然沉默，全廠便傳開了一種輿論：“什麼專家？一個笨瓜！”直到兩年後發生了一宗極為重大的國家安全案件，中央政府着急地到處尋找他，他才離開鍋爐房，去了北京，並快速偵破。

後來他被問起鍋爐房裏寂然沉默的原因，只淡淡說了一句：“人是平等的，但專業是分等級的。真正的將軍、元帥，都不擅長街市毆鬥。”

又如，“文革”災難中造反派歹徒發起過一個“考教授”的運動。醫院裏的醫學權威都被趕進了考場，被要求回答打針、抽血、消毒等一系列只需要護士操作的技術問題。大學裏的著名教授也都被集中起來，接到了“革命群眾”出的一大堆所謂“文史知識”考題。很快造反派歹徒宣佈，這些權威和教授“全是草包”。後來終於傳出消息，那些“考卷”幾乎都是空白。

“空白？”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后顫抖了一下，他自從“文革”以來天天都在埋頭寫“交代”，回答“革命群眾”提出的各種問題，僅僅我替他代筆的，就多達幾十萬字，但怎麼也回答不清。從他知道可以用“空白”來回答之後，也就不再寫了，“革命群眾”立即把他關押了起來。

以前我也曾相信過“無事不可對人言”、“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越辯越明”、“勇於回答一切問題”、“真相終究大白於天下”之類的格言。等漸漸長大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我心中最美的圖像，就是那兩個在惡評中斷然離去的女子背影，婷婷裊裊；就是那一張在譏諷聲中寂然沉默的男子臉龐，爐火灼灼；就是那一頁頁不約而同繳上去的空白考卷，一塵不染。

是的，高貴的離去，高貴的沉默，高貴的空白。

我也曾設想，當時會不會出現另一種聲音，讓周圍很多無知的人醒悟：離去不僅僅是離去，沉默不僅僅是沉默，空白不僅僅是空白。但這很難，當“民間法庭”大行其道，各種判官大呼小叫，媒體輿論助紂為虐，如果發出另一種聲音，頃刻就會被淹沒掉。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必須有足夠的勇敢、充盈的道義，又全然不計利鈍。

說到這裏，我們已漸漸靠近了章培恆教授。

三

問題出在我身上。

我受那些“離去、沉默、空白”的圖像影響太深，歷來不願意回答一切等級不對或來路不明的問題。近年來，文化傳媒界為了吸引讀者注意，已經習慣於把提問的品格降到最低，並且口氣獰厲變成逼問。後來，又把逼問變成了審判。我一如既往，連眼角也不會去掃一掃。據說，對我的逼問和審判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折騰了八九輪，聲勢都很大，但我由於奉行“不看報紙不上網，不碰官職不開會，不用手機不打聽”的“六不主義”，完全置身局外。很多為我忿忿不平的朋友，見面后發現我居然一無所知，都大吃一驚。

但是，也有讓我左右為難的時候。

二〇〇三年，SARS剛過，上海有一個姓金的人，聲稱從我的《文化苦旅》裏“咬”出不少“文史差錯”，便寫成一本書。這本書立即進入亞洲暢銷排行榜，全國一百五十多家報刊熱烈呼應，成了繼SARS之後震動社會的重大事件。不少文化界朋友翻閱了那本書後告訴我，千萬不要去看，那些“差錯”，如果不是故意編排，至多只是一些有待請教我的問題，也不必由我親自回答，我的任何一個研究生都能輕鬆提供答案。可惜現在的報刊只要哄鬧，不要答案。

按照慣例，我當然不理。但麻煩的是，《文化苦旅》中的很多文章早已選入兩岸三地的大學、中學語文課本十餘年，我怎麼能讓那麼多教師、學生陷入困頓？而且，我這本書還有幸受到過當代諸多名家的褒獎和點評，例如饒宗頤、金克木、季羨林、柏楊、潘受、歐陽子、余光中、蔣勛、馮牧，等等，有的還寫了專著出版，我如果完全不理，好像連他們這些大學者也都有了“差錯”嫌疑，那我又怎麼對得起他們？

因此，看來還是需要簡單回答幾句。但在回答之前似乎應該粗粗了解一下，這個人是誰？從何而來？從事什麼職業？

據傳媒介紹，他是《辭海》的編寫者。但顯然不是，因為我本人就是《辭海》的編寫者，又兼《辭海》正版形象代表，知道編寫者名單。媒體又說，他是上海文藝出版社《咬文嚼字》編輯部的編輯。但上海文藝出版社說，他們沒有這個職工。再問，終於知道是那個編輯部一個姓郝的人從外面“借”來的。外面什麼地方？誰也說不清楚。

就在這時，重慶市一位八十多歲的退休語文教師馬孟鈺先生寫來長信，憑藉細緻的詞語分析，斷言那個人在“文革”中一定擔當過特殊角色。原上海師範學院的幾個退休教師也聯名來信，回顧了不寒而慄的往昔。我沒有興趣去查證，卻知道了那人屬於“來路不明”的範圍。

那個姓郝的人，我倒是認識。正準備向他詢問，他卻主動找來了，但找的方式卻非常奇特。照理他五分鐘內就能聯絡到我，卻不知為什麼偏偏去找了我四十年前讀大學時既不同班又不同年級的一位老同學，再請這位老同學找到我的小弟弟開的一家餐廳，委託小弟弟轉交一張密封的紙條。紙條上寫着，熱切希望安排他、姓金的人和我三人見面，成就一個“美談”。

我素以大膽著稱，卻也不敢參與這個“美談”。

現在的中國文化，又一次面臨著精神結構的大轉型，而阻礙轉型的一個個泥坑卻都振振有詞地迷惑着人們。在八十多年前的上一次大轉型中，魯迅塑造過一個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的“咬文嚼字專家”孔乙己，卻又讓他斷足，讓他死亡，成為一種象徵性的文化宣判。魯迅、胡適、陳獨秀這些新文化闖將，遠比孔乙己他們更有能力“咬文嚼字”，因此宣判得特別有力。現在，面對新一次轉型，還有沒有這樣的人？

對此，我頗感蒼涼。中國當代文人，雖也缺少學問，卻更缺少扶正祛邪、抗擊媒體炒作的道義勇氣。結果，攻擊者、炒作者、旁觀者一起構成了和諧默契，看似群鴉迴翔，卻是寒氣砭骨。

突然，完全出乎意料，傳來了嘣然響聲，似有人拍案而起。

遠遠看去，那個拍案而起的人，有一系列很高的專業身份。例如，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他，就是章培恆教授。

我記得有一位日本漢學家曾經說過：“章培恆教授是錢鍾書先生之後最淵博的文史百科全書。”

——寫到這裏，我心中默念着“罪過、罪過”。何處閑漢在廟門外高聲喧鬧，本來讓幾個護院沙彌舉着掃帚驅趕一下就可以了，怎麼驚動了巍峨法座上的大菩薩？他舉起的，當然不是掃帚，而是禪杖。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九日，章培恆教授親自撰寫文章並在《文匯報》上刊出。他顯然完全不知道那個姓金的人是誰，卻通過實例解析作出判斷，此人發表的“咬嚼”文章，本身就包含着“駭人的錯誤率”，有的是連高中學生也不會犯的錯誤。章教授還以實例進一步推斷，此人連一些最基本的文史典籍的目錄都沒有翻過。

因此，章培恆教授得出明確的結論：此人對我的“咬嚼”，是“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造成這麼大的惡性事件，主要原因是“媒體的炒作”。

原來，他手上的“禪杖”是檀木鑲銅，挺拔威嚴，在夕陽下幽光閃爍。

居然，連目錄也沒有翻過？連高中生也不如？怎麼會是這樣！很自然，我不能不聯想到“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歹徒“考教授”的事件。但願只是巧合，是我聯想過度。

不管怎麼說，章培恆教授幫我解決了一個難題。我作為當事人固然不能被他們纏進去，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纏”，中國文化真要被他們纏暈了。

我原來心中的三種高貴圖像，那兩個離去的女子，那一個沉默的男子，那一堆空白的考卷，應該有補充了。如果好人全然離去，全然沉默，全然空白，世界將會如何？

由於都發生在二〇〇三年，我立即想到了抗SARS的英雄鍾南山教授。他一次次勇敢地深入病區，直面病毒，最後終於帶領着大家戰勝了SARS。如果他嫌棄病毒太卑微、太邪惡，不予理睬，那就不是受人尊敬的醫學專家了。在他之後不久，就輪到了章培恆教授的深入。

遺憾的是，章培恆教授的運氣遠不及鍾南山教授。他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那篇文章后，國內一百五十多家熱烈傳播了“咬嚼”事件的“涉案媒體”，卻完全沒有反應，毫無表情。因此直到今天，絕大多數被“咬嚼”傳染的讀者，還沒有被章教授治療。

幾年後，我與鍾南山教授一起被一所大學授予“榮譽博士”稱號，得以相聚。鍾南山教授對我說，他正在籌建一門“人文醫學”，希望我參與。我說：“至少在目前，中國的人文學科需要獲得醫學的幫助，尤其在傳染病的防治上。”

四

一百五十多家“涉案媒體”的統一表情，使那個姓金的人徹底放鬆。他竟然又偽造了一個事件，試圖讓章培恆教授與我對立起來。偽造什麼呢？是說我寫的《中國戲劇史》中有關洪昇生平的一段資料，“剽竊”了章培恆教授《洪昇年譜》中的相關內容。這一下，全國的報刊以北京的一家讀書報、天津的一家文學刊物領頭，又鬧翻天了。

那個姓金的人更興奮了，立即發表文章說，他的揭發，已經“引起了京、滬、寧、粵等地學術界的嘩然”。為此，他還在華北的一家文藝出版社出了一本書。

接下來的事情變得有點驚險。他們好像預判章培恆教授不會進來蹚渾水，便由北京的一個盜版者領頭，以我“剽竊”章培恆教授為理由，在網絡和媒體上發起了一個把我“驅逐出世界遺產大會”的運動。因為這個大會之所以在中國蘇州召開，與我密切相關。大會的各國組織者們不知道怎麼回事，只怕他們到會場外面聚眾鬧事，便安排我避開會議。

誰知，章培恆教授本人在最短時間內發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長文：《余秋雨何曾剽竊我的著作》。

他以當事人身份發佈最權威的結論，所謂“剽竊”云云，純屬“蓄意誣陷”。

就在這時，一位記者打電話給姓金的人，說我的原著中並無任何“剽竊”痕迹。誰知那個人回答：“我當時有點想當然。”他居然沒有任何歉意。

記者發表了他“想當然”的遁詞。但是，全國那麼多參與誣陷的報刊，都假裝沒有聽到。

稍懂法律的人一看便知，有了章教授本人的證詞，再配合相應的物證，我只要到法院起訴，被告必輸無疑。而且，由於誣陷的內容是“剽竊”，又牽涉到那麼多媒體，牽涉到國際會議，這應該是一個不小的刑事案件。按照英國法院處理《世界新聞報》事件的標準，應該還有一批報社、出版社的社長、總編要進監獄。

反之，面對這樣重大的刑事犯罪，我如果繼續忍氣吞聲不起訴，倒會讓人產生疑惑。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我沒有起訴。

原因是，我仔細梳理了一遍事件始末，突然對那個姓金的人擔憂起來。乍一看，此人太不像話，但再一想，不對。一個人，只要有一點點正常思維，絕對不會這麼做。

試想，章教授剛剛還在嚴厲批斥他，他卻要做章教授的保護人，這已經夠離譜的了；何況，他自己心裏知道，所謂“剽竊”，是徹底的捏造。把這種捏造發表到全國那麼多報刊，他怎麼會一點兒也不害怕？

世間當然也有人為了巨大的利益而不顧一切，鋌而走險，但是，他拋出這麼一個一戳就破的捏造，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哪怕一絲一毫？

說到這裏，我想很多讀者都已經靠近我的推斷：這個人，恐怕存在精神方面的障礙。

這種障礙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單維度的破壞性亢奮，不講邏輯，不計後果，不問成敗，不知羞愧，既不膽怯，也不後悔。三十多年前我作為受害人曾旁觀過很多“造反派”首領的言談舉止，似乎都有一點這種特徵。由此我早就發現，很多變態的政治事件背後，都埋伏着病理原因。

發現這一點並不感到好笑，反而覺得可怕。因為政治事件可以過去，而病根很難清除。

那個姓金的人，無論過去是否讓人“不寒而慄”，現在也應該已經蒼老，卻卸不掉隔代的沉痾。於是，明明是歷史的障礙，卻成了他的精神障礙；明明是時代的疾病，卻成了他的個人疾病。這，還不值得憐憫嗎？

在一個聚會的場合，上海長海醫院的一位醫生告訴我，這個姓金的人，腰椎出了大問題，要動手術，正好由他主刀。我一聽，連忙拜託他精心治療，並說如果在醫療經費上發生了困難，我可以支援，但不要告訴病人。

姓金的病人引發了我的很多聯想。是的，我們歷來認為最可恨的一群，或許也是最可憐的。粗粗一算，除這個人之外，這麼多年來那五六個已經出了名的“批余專業戶”，至少有三個早已明顯地表現出精神障礙，他們的同事都主動向我提供過大量令人噴飯的笑料。另有兩個，則因陷於戲劇、小說的低級幻覺而患上了職業病，其實也很值得同情。

文壇本是一個精神病患的多發地，中國文壇更是。很多文人只學會了批判別人的本事，沒有任何謀生專業，在轉型時期患上了“恐慌性瘋癲”。出現這些情況並不可怕，可怕的倒是媒體。大概是從二十世紀的末尾開始，我國很多文化傳媒和文藝出版社，為了發行量而大肆尋找刺激，便把那些特別喜歡用文字攻擊他人的精神失控者當做了寶貝。其實仔細一想，他們這樣做，最對不起的，並不是被攻擊者，反倒是那些精神失控者本人。支使這些病人在公共領域如此瘋瘋癲癲地觸法、犯法，很不人道。

我由於看得太多，心生悲憫，從不反駁精神失控者，就連他們出版了一大堆“找不出十句真話”（楊長勛教授評語）的誹謗書籍，我也完全不理。我很健康，不怕蒙污。如果我還手了，分量就會太重，人家畢竟是病人。

憫世則無心清己，救溺則無懼濕身。為此，我還破例接受邀請，擔任了上一屆世界特殊奧運會的文化總顧問。“特殊”，是指智障。為了構思那場後來震動國際的開幕式，我與很多外國專家探討了很久。他們都驚訝我對智障者的熟悉程度，以為我親族中有這樣的人。我搖頭，然後告訴他們，這些年來，托中國文化傳媒和出版社之賜，我已經近距離地觀摩過大量進攻型的智障人群。我必須從整體上幫助他們。

我估計，章培恆教授也看出了這一系列事件背後的“病理原因”，因此他在一篇篇文章中絕不和金某人對話，只是向著上當的民眾宣佈學術結論，並厲聲地責斥那些傳媒。

但是，無論如何，讓這麼一位七十高齡的大學者去面對一堆精神錯亂的文句，我至今想來還十分心疼。

五

幸好，世上一切劣行都有可能引出美事。

那個人和那些報刊為了偽造，硬把我的戲劇史和章培恆先生的《洪昇年譜》扯在一起，但他們哪裏知道，這裏埋藏着一段珍貴的記憶。

事情還要回到二十八年前，一九八三年。那年，章先生還只有四十九歲，我三十七歲。我們兩人，同時獲得“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他的獲獎作品，正是《洪昇年譜》；我的獲獎作品，是《世界經典戲劇學》（初版名為《戲劇理論史稿》）。

現在社會上評獎太多，誰也不當一回事了。但在二十八年前，情況完全不同。“文革”災難過去不久，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中國學術界人數不多，開始有機會抱着悲涼的心情從頭收拾極為稀少的已有成果了。可以獎勵的項目，很難尋找。

在這番艱難的尋找中，有一個禁區邊緣的倔犟生命，引起了人們的高度注意。

這個禁區，就是作為“文革”起點的戲劇領域。不管是《海瑞罷官》，還是“革命樣板戲”，都成了生死的符咒、全民的蠱惑。現在已經很難想像了，十年浩劫，在整個文化領域，最大的罪名和最大的勇敢，都是出於對那幾台“革命樣板戲”的態度。很多人為此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

這股巨大的極端主義浪潮，在“文革”之前、一九五七年之後已經很有勢頭。在那種氣氛下，研究戲劇史論，就需要一點嶙峋風骨了。

章培恆先生恰恰在一九五七年之後，頭頂着與“胡風集團”有關的政治惡名，開始研究清代崑劇作家洪昇。當時，還有一些更年長的學者在做類似的事。因此，一九八三年的評選，其意義也遠遠超越了戲劇，而是對一種文化氣節的重點檢視。

那次獲獎的著作有二十部，但其中有一半作者，已不在人世。當那些去世者的家屬上台領獎時，全場一片唏噓。

但是，八十年代又是一個敢於面向未來的年代。代表獲獎者上台發言的，是最年輕的那一個，我。

我獲獎的那部著作，長達六十八萬字，通論世界古代十四個國家的戲劇學，當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任何人都能判斷，那必定是在“文革”中已經偷偷開始了的一個龐大工程。

當時我已是上海戲劇學院的青年教師，居然憑着對極左派的憎惡，藉著周恩來文化重建的膽氣，私底下串聯、鼓動其他教師一起，抵拒“樣板戲”進入戲劇學院各系、各專業的課堂。我們的行為非常冒險，掌權的“工人宣傳隊”對此產生了警惕，碰巧當時又一次掀起了“學馬列”的運動，我就翻開馬克思對莎士比亞的高度評價給他們看。他們一再查驗馬克思著作的真偽，終於在將信將疑之中勉強同意在教學中引入莎士比亞。與此同時，我又利用與圖書館一位姓蔡老職工的私人關係，借出了幾本英文著作，開始細鑽古希臘和古印度的戲劇學。這就是我那部獲獎著作的起點。當然，整體工程的完成，還在災難結束之後。

讓我高興的是，這部著作在獲獎后被作為教材使用，使用十年後又在一九九三年獲得國家文化部頒發的“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

記得那次我要代表獲獎者發言之前，徵求了其他獲獎者的意見，卻沒有找到章培恆先生。據會議工作人員說，他去看望自己在北京的學生了。等到頒獎大會開始，他才出現，我只能在上台發言前向他點了點頭。他一笑，也向我點了點頭。

那次給每個獲獎者發的獎座，是一件仿製的陶質駱駝唐三彩。

我抱着獎座離開會場的時候，看見章培恆先生正在門口與他的一位學生爭執。章先生硬要把這個獎座送給那個學生，不斷地說著理由：“我沒法把它帶到上海，路上非碎了不可，非碎了不可……”

學生不斷地用手推拒着，連聲說“這怎麼可以，這怎麼可以……”

章培恆先生的表情嚴肅而誠懇，說：“你再推，現在就碎了，現在就碎了……”

我沒有再看下去，抱着那個獎座回到了住處。

對於這個獎座，我在《借我一生》中曾有過一段記述——

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獲得的一個獎座，是一件仿製的駱駝唐三彩。陶質，很大，屬於易碎物品，不容易從北京捧回上海。更麻煩的是，這隻駱駝的嘴裏還翹出一條又長又薄的舌頭，一碰就斷。據評獎部門的工作人員說，他們拿到發獎地點時已斷了一大半，因此不斷去換。

既然這樣，為什麼不去更換一種獎品呢？

他們說，這個駱駝太具有象徵意義了：在那麼荒蕪的沙漠中居然也能走下來。看到它就想起沙漠，那個剛剛走出的文化沙漠。

一位小姐壓低聲音補充道：“還有一層象徵，走過那麼乾涸的沙漠居然還驕傲地翹着舌頭。但這個舌頭，時時就可能斷了。”正因為這種種象徵，他們不換。

我抱着駱駝小心翼翼地坐飛機回到上海，舌頭沒斷；到家，沒斷；放在寫字枱上，沒斷。

我鬆了一口氣，見駱駝上有一點灰塵，拿着一方軟布來擦，一擦，斷了。

六

由於再也沒有遇到章培恆先生，我就一直不知道他的那個駱駝唐三彩到底有沒有被學生接受。如果由他帶回上海，斷了沒有，碎了沒有。

但是，回想我那座駱駝的舌頭終於折斷的那一刻，耳邊確實響起了章先生幾天前的聲音：“非碎了不可，非碎了不可……”

斷了，碎了；碎了，斷了——這難道就是沙漠跋涉者永遠的宿命？

我想，二十八年前的章培恆先生和我，剛從一場昏天黑地的災難中走出，以為在這荒原之上，風會漸清，沙會漸停，“碎了”、“斷了”的只是唐三彩，而不是我們。

怎麼也沒有想到，二十八年過去，風沙卻越來越大。

那些風沙，鋪天蓋地，氣勢非凡，卻從來不會站在駱駝一邊。

從微觀上看，它們那麼瑣細，甚至無形。對於龐然大物的駱駝，它們有太多攻擊的理由。它們自稱“弱勢群體”，但一旦成勢，沒有一頭駱駝能夠躲避，只能蹲伏大地，任其肆虐。

駱駝有自己的目標，從不反擊風沙；而風沙沒有目標，除了肆虐還是肆虐。遺憾的是，駱駝會死，風沙卻不會死。

如果順着二十八年前那個象徵性的獎座來比喻，那麼，當時二十頭獲獎“駱駝”中，有十頭在獲獎前已經死於沙漠。留下的十頭，當時在場並由我代表的，後來也都漸漸老去，逐一倒下。他們是怎麼被風沙掩埋的，互相之間都不清楚。最後兩頭，應該就是章培恆先生和我。

章先生這頭駱駝，聽說後來一直重病纏身。他在重病之中還向我呵了兩口熱氣。現在回想，這已經是他在沙漠殘照中的艱難呼吸。世上何謂高貴？那就是，連最後的艱難呼吸，也在向風沙抗爭。

現在，只剩下我這頭駱駝了。

再往前走一程吧，低頭看一排孤獨的腳印。很快連腳印也找不到了，因為這年月，風沙為王。

但是，我總是心存樂觀。雖然眼下沒有腳印，但在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應該還有駱駝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