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轉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

2013年9月的一天下午，貴州省某地級市的一所住宅小區內，一名中年的送水工毫無緣由地與一位路過水站的業主發生衝突。沒想到，送水工迅速將那位男性業主放倒在地，業主拚命掙扎。

兩人的廝打很快引起了周邊居民的注意，有人報了警，警察趕到后將送水工和受傷業主一起帶往派出所盤問處置。

在派出所里，送水工很快交代了自己“毆打他人”的違法行為，但隨後，警方對受傷業主的取證卻持續了整整20個小時。

最終，送水工被無罪釋放，受傷業主卻在完成了DNA採集比對后被刑事拘留。

一天後，我市警方派人趕到當地，接走了送水工和那名受傷業主。至此，我市2002年“8·22惡性入室盜竊轉化搶劫、強姦致人重傷案”終於宣佈告破，嫌疑人全部被緝拿歸案。

2014年年初，“8·22案”宣判，被送水工按倒在地的那名“業主”最終被判處死緩，而那位年近半百的送水工，也終於結束了他四年顛沛流離的生活。

面對民警們的挽留，他微笑着搖搖頭，然後收拾好行囊，登上了北上的列車。

“以後沒什麼事，就別聯繫了。”發車前，送水工對送行的民警說，但他又轉過頭來補充了一句：“請轉告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

1

送水工真名叫程兵，曾是我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三大隊的大隊長，2002年8月，他因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瀆職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2009年3月減刑出獄。2013年9月，他協助公安機關，抓獲了2002年“8·22案”的犯罪嫌疑人王二勇。

我看到這份履歷已是一年之後。那天，程兵的同事老張就坐在派出所值班室里，他點了一根煙，向我講述了程隊長當年的故事。

“2002年8月22日，我在刑警支隊三大隊值班，接到報警說轄區一個女孩子在家出事了。”老張回憶道。

那天是程隊長帶班出警的，眾人趕到案發現場后，室內的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氣血上涌：一名17歲的女孩赤身裸體躺在卧室地板上，頭上有一處明顯傷口，鮮血伴着腦組織流了一地。隨後趕來的120醫生把女孩送上救護車后，技術隊民警繼續對案發現場進行勘察。

據女孩的父母稱，兩人當天外出走親戚，女孩說自己身體不舒服想卧床休息便沒有同去。夫妻二人在親戚家打牌直到凌晨才回家，不想回家之後，卻發現女兒在家出了事。

案發現場位於小區較偏僻位置的一座居民樓四樓，勘察后，技術民警發現嫌疑人一共有兩名，是相互配合從一樓攀爬防盜網和空調外機到達四樓，而後扒開紗窗進入室內的。

后經受害者家屬確認，當晚家中財物被洗劫一空，經濟損失在6萬元左右，而最令他們痛心的還是女兒——經醫院全力救治，女孩雖然挽回了生命，但因腦部受到重創，成為植物人。

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盜竊轉化搶劫、強姦致人重傷案，從入室盜竊的手法來看，應該是慣犯所為。

“當時程隊長在大隊會議室聽案情彙報時，狀態就有些不對。他鐵青着臉，瞪着眼，手裏不斷地攥着煙盒，那包煙都被他攥成了麻花，跟人說話就像吵架一樣……”

在場民警誰都看得出程隊長的怒火，當時程隊長家中也有一個10歲的女兒，被他像掌上明珠一樣寵着，或許被害女孩的慘狀讓他聯想到了自己的女兒——那種憤怒既是出自警察，同樣也出自父親。

當時，程隊長向分管刑偵的楊副局長立下軍令狀，五天內破案。楊副局長擔心時間不足，想把時間拉長，但程隊長卻堅持說只要五天，限期若破不了案，他就主動辭去大隊長職務，去狗場（警犬基地）養狗。

2

“當時程隊長這樣立軍令狀，就是因為他心中有數啊！”老張嘆了口氣。

程隊長21歲從“省公校”畢業后便當了警察，從戶籍、管段民警做起，到2002年，已是從警第十六個年頭，積累了大量的辦案經驗。那次，從嫌疑人攀窗入室的手法上，他認定是一夥四川籍盜竊團伙所為。

“那年頭，我市有不少流竄盜竊團伙，各地團伙都有各自的手段，河南團伙喜歡‘溜門’，貴州團伙擅長撬鎖，而慣用‘攀窗’入室的，基本都是四川那邊的。”

法醫從受害女孩的體內提取到了精斑，又從陽台窗框上採集到了指紋。經比對核查，指紋比對鎖定了曾有盜竊前科、並被公安機關打擊過的四川籍犯罪嫌疑人王大勇，DNA比對則鎖定了王大勇的弟弟王二勇。

王大勇，時年32歲，曾因盜竊罪被判刑；他的弟弟王二勇也是一名盜竊慣犯，兄弟二人曾做過空調安裝工，善於攀窗入室盜竊。

公安局馬上對王大勇兄弟發出了通緝，僅僅兩天後，兄弟單位傳來消息，兄弟倆竟然繼續作案，王大勇在現場被抓獲——那天他和王二勇在攀窗盜竊后，同樣試圖對女主人做出侵害，不料女主人的丈夫和哥哥突然回家，混亂中王二勇逃脫，受害人親屬則抓住了王大勇，將他痛打一頓后撥打了110。

“王大勇被帶到三大隊的時候，已經被受害人家屬打得面目全非，我們對着照片認了半天，才確定是他。”老張說。

公安機關早已有“文明執法”要求，但面對眼前的王大勇，在場民警誰也沒能守住底線，尤其是程隊長，見到王大勇的“見面禮”，就是一記老拳。

“那時候還沒有同步錄音錄像的訊問室，對嫌疑人的審訊都是在民警辦公室里進行的。”老張接著說。

那天，老張被程隊長安排在辦公室隔壁的值班室值班，沒有親自參與對王大勇的訊問。但從隔壁傳出的慘叫與怒罵聲中，他知道自己的同事們正在給王大勇“上手段”。

“中途我因為送材料進過隔壁一趟，王大勇正在窗戶上‘背寶劍’，旁邊一位民警手裏拿着電警棍，問他弟弟王二勇跑哪兒去了，他不說……”

老張說，不知那晚算不算是自己走運——後來王大勇死了，所有參與訊問王大勇的三大隊民警都受到了處分，最輕的也是被調離公安機關，只有他因為沒有參與刑訊逼供，在三大隊被撤銷后，轉崗去了派出所。

“你也得虧沒參加，算是三大隊‘碩果僅存’了……”我心情複雜地對他說。

但老張嘆了口氣說：“一起案子，嫌疑人沒抓完，辦案的兄弟們先‘進去’了，民警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誰都跟王大勇沒私仇，可他一死，整個三大隊‘報銷’了，我從參加工作開始就一直在三大隊，隊伍沒了，我雖然還是個警察，卻總覺得像個‘棄兒’啊……”

3

王大勇死於接受訊問當晚23點10分，老張說那個時間他記得很清楚。

“王大勇說要上廁所，被帶出了辦公室，他上完廁所就坐在了大廳的沙發上，滿頭大汗，全身發抖，表情非常痛苦，以前我見過不配合的嫌疑人被‘收拾’，但沒見過這麼重的，我提醒他們下手輕一點，但那個同事也是一臉怒氣，說拖把桿都斷了三根，可王大勇死不開口，還在民警面前說風涼話……”

民警們本來打算讓王大勇“緩”一下，然後繼續“收拾”，不料坐在沙發上的王大勇不但沒能“緩”過來，反而抖動得越來越厲害，後來漸漸變成了抽搐，從沙發上滑到了地板上。

兩個民警見狀又把王大勇拖到沙發上，還罵了他一句“別裝蒜”，但很快，王大勇又滑到了地上，而且開始口吐白沫。

三大隊民警趕緊向程隊長彙報，程隊長來到王大勇面前看了看，感覺不妙，讓民警把王大勇放平在地上，趕緊通知醫院來人。

可惜王大勇沒能撐到醫生到來。幾分鐘后，他怪叫了幾聲，一陣猛烈抽搐，然後便沒了氣息。

“後來檢察院組織的法醫鑒定，王大勇死於重度顱腦損傷和肝腎功能衰竭……”老張說。

“他們照王大勇頭上‘招呼’的？”我感覺有些不可思議。

老張無奈地笑了笑，說他也不知道，但估計不是。因為那個年代警察“上手段”是有技巧的，沒人會照死里整。最大的可能，還是王大勇先前在受害人家屬那裏受的那頓打。

但王大勇是死在公安局的，整個青紫色瘀血的後背也使程隊長等人無可辯解。就這樣，在王大勇死後第7小時，除了值班的老張外，程隊長和整個三大隊民警被集體帶到了檢察院職務犯罪調查科。

“當時，三大隊下面有兩個中隊，加上內勤總共佔着四個辦公室，那天他們被檢察院叫走之前，還跟我說，讓我幫忙整理一下辦公室，之後回來還得接受局裏的內務大檢查。我在隊裏忙活了一天，結果他們一個人都沒回來，檢察院的人倒是來了幾撥。”

望着空蕩蕩的辦公區，老張的心裏說不清滋味，後來，連他也被叫去檢察院問話。而那些三大隊的同事，從此便再也沒有以警察的身份出現在辦公區。

事發之後，公安局領導和兩起入室盜竊案的受害人家屬都去檢察院求過情，局領導懇請檢察院考慮王大勇的案情，對程兵等人從寬處罰，被檢察院拒絕了。“8·22案”的受害女孩父母和親屬一干人等，也曾跪在檢察院門口，請求免予對程兵等人的刑事處罰，同樣也被檢察院拒絕了。

“後來還是判了，故意傷害致人死亡，一共判了五個，程隊長八年，小劉五年半，張海子三年零九個月，老徐最重，十二年，其他不構成刑事犯罪的，也被紀律處分后‘脫了衣服’。”老張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又點了支煙。

當年，程兵等人刑訊逼供致犯罪嫌疑人王大勇死亡一案，在整個公安局乃至全市政法界都掀起了軒然大波。程兵等五人被判刑后，分管全局刑偵工作的楊副局長也引咎辭職，之後便是全局大規模的文件學習和紀律教育。

王大勇兄弟的入室盜竊、搶劫、強姦致人重傷案件被其他大隊接手，雖然民警還在全力偵辦，但誰也不敢再提“五天破案”這事。

王大勇死了，公安局想盡辦法聯繫他的親屬，甚至派人專程前往王氏兄弟的四川老家，但王大勇的父母早已去世，只有一個姑姑早年遠嫁東北，也已斷了聯繫，找來找去，公安局始終沒有找到人。

而王二勇的下落，也成了謎。

4

王大勇至死不肯交代他的弟弟究竟去了哪裏，卻把強姦並用重物擊打女孩頭部致其重傷的罪責，全部推到王二勇身上。他或許以為這樣自己就可以逃脫法律的制裁，但按照現行法律，即便抓不到王二勇，王大勇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的罪行也無可逃脫。

只是程兵一時莽撞，到頭來把自己也套了進去。

“那他當送水工是怎麼回事？抓住王二勇，是碰巧還是他計劃的？”我問老張。

“碰巧？能碰得這麼巧？”老張笑笑說，“人一旦鐵了心，沒啥做不出來的事，王大勇鐵了心不讓警察抓王二勇，到死一個字都不說，程隊長卻是鐵了心要抓王二勇，即便不是警察了，他還是要抓！”

王二勇歸案后，程兵向辦案民警詳細講述了自己出獄之後追蹤王二勇的經過，那份有關追蹤和抓捕經過的《情況說明》，也被附在了“8·22案”的卷宗之中，被辦案民警記在了心裏。

“程兵出獄之前，局裏也做過打算。他當年入獄的案情比較特殊，又當過那麼多年警察，受過專業訓練，局裏既可憐他的境遇，又擔心他在外面走彎路，所以幫他介紹了一份工作。”老張補充說。

程兵入獄后，妻子便和他協議離了婚，寶貝女兒也歸女方撫養，出獄后，程兵全部身家就剩下本地的一套房子，其他啥都沒有了。領導給程兵介紹了一份在公安局下屬的保安公司擔任後勤的工作，這樣既幫他解決了工作問題，還能讓他離公安系統“近一些”，便於管理。

但程兵卻拒絕了局裏的安排，說自己要出去打工賺錢，局裏沒辦法，說外出可以，但出獄的前五年還得遵守《重點人口管理工作規定》，定期回戶籍所在地派出所談話，程兵說程序他知道，沒有問題。

之後，他便離開了本市，後來社區民警定期叫他回來做談話記錄，他也會回來，問他在哪兒打工，具體做什麼工作，也實話實說。有時，程兵也還會問起“8·22案”，社區民警以為他只是好奇，就告訴他還在查。

從2009年至2013年的四年間，程兵向戶籍所在地的社區民警說明的打工地點，都在湖南、四川、重慶和貴州一帶，工作類型也十分蕪雜：擺過夜市，做過搬運工、夜班出租車司機、快遞員，甚至還干過網吧保安、小區門衛，等等。

有認識程兵的民警問他，別人打工都去“北上廣深”，你打工怎麼總往欠發達地區跑？你以前好歹也是個刑警隊長，大專學歷，你看你凈找了些什麼工作？

程兵只是說自己年紀大了，工作不好找，在公安系統待了很多年，受夠了約束和管制，想找個自由點的工作。聽他這麼說，誰也不好再說什麼，更沒想到，他去那些地方，只是為了尋找王二勇。

5

程兵究竟如何找到的王二勇，老張給我講了一個版本，但後來我在其他人的口中，又聽到了另外幾個版本，有時同事們聚餐時提起程兵，還會爭論，他當年追蹤王二勇到底用的是什麼辦法。

那份“8·22案”的卷宗早已入檔，我無法看到那天程隊長的親口敘述，只能在梳理了同事們的幾個版本之後，大致理出了一條籠統的線索。

程兵很可能在服刑期間，便在獄友中打聽過有關王大勇、王二勇盜竊團伙的信息。同是“吃一碗飯”的人，在押的盜竊犯很可能有意或無意中告訴了他。

出獄后，程兵按照線索先去了貴州某市，在當地做了一名快遞員，希望借送快遞之機，搜集周邊住戶的信息，但可能沒有成功，也可能成功獲取了某些新的線索。不管怎樣，做了半年“快遞老哥”之後，他去了重慶。

在重慶，他做了五個月的夜班出租車司機，每天夜裏開車在城裏轉悠，與坐車的乘客攀談，用各種方法詢問一切自己想了解的事情。

五個月之後，他可能獲得了什麼新的線索，便辭去了夜班出租車司機的工作，進入重慶一家空調品牌的售後服務部，依舊是開車，但那份工作他只做了兩個星期，又辭職去了四川德陽。

程兵在德陽某小區應聘了物業保安，每日認真登記出入人員和車輛，那份工作他做了七個月，幾乎掌握了整個小區的住戶信息，而後便辭了職。物業經理挽留他說要提他當保安隊長，薪水翻倍，但程兵婉拒了物業經理的挽留，又去了湖南益陽。

他在湖南城市學院附近的一家網吧做了六個月的雜工，有時負責打掃衛生，有時負責為客人辦理上機充值，有時還充當夜班保安。半年後，程兵到了長沙，在一家傢具城做送貨司機，晚上去夜市擺攤。

2011年年底，程兵又一次辭去送貨司機的工作，晚上擺夜市，白天送快遞，就這樣幹了近一年後，他第二次去了貴州。

“選擇當送水工估計也是程兵權衡一番之後的決定，和以往的其他職業相比，送水工的最大優勢就是要‘入戶’，程兵身上一直揣着王二勇的照片，只要他出現，化成灰程兵都能認出來。”一位同事告訴我。

當時，程兵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詳細記錄著他打聽來的小區居民信息，從姓名、年齡、電話到外出時間、經濟狀況、愛好特長一應俱全。有一次，他的筆記本被水站老闆發現，問他記錄這些東西做什麼，他說是為了更好地向住戶推銷水站的飲用水。

“程兵也是個人才，他給老闆說，記錄客戶的姓名、年齡是為了接電話時方便稱呼對方，記外出時間是為了盡量避免送水上門時家中無人，老闆還真信了他，後來王二勇被抓之後，我們找老闆做證人材料，他說程兵當送水工的這九個月，他的桶裝水銷量漲了50%。”另一位同事說。

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幹了九個月的送水工之後，程兵最終確定了王二勇的身份，並將他抓獲歸案。

“程隊長花了四年工夫尋找王二勇，當他發現王二勇的行蹤后，為什麼不直接通知當地警方抓人？他當了十六年警察，不會不知道，通知警方會比他自己去找省力得多吧？”我不解。

“這事兒我們後來問過他，他說，他在楊副局長面前立下過‘軍令狀’，要親手把王二勇抓住。”同事說。

6

王二勇被抓時，根本不敢相信把自己按倒在地的，是那位曾經多次上門送水，面相和善，還主動跟自己遞煙攀談的送水工“老程”。他更沒想到，這位“老程”，就是十一年前因主辦自己與哥哥王大勇案件而入獄的“程警官”。

他明白自己當年犯下的事情有多大，也知道哥哥死於刑訊逼供，之後又聽說那些參與訊問哥哥的警察全部入了獄。王二勇說，自己很清楚，警方絕對不會放過自己，因此這十一年來，他想盡一切辦法四處躲藏。

他改了名字，找人花大價錢辦了假身份證，又用假身份娶了妻子，生了兒子，用妻子的名字買了房子。

王二勇不敢再去偷東西，生怕被警察抓住查出自己的真實身份。他不敢喝酒，怕喝醉后說漏嘴，出門不敢坐火車，怕買票時露出馬腳，甚至不敢與人爭執，擔心事情鬧大了引來警察。

他四處打工，頻繁更換工作，快遞員、夜班出租車司機、門衛、小超市理貨員、網管，可能程兵干過的工作他都干過。但從不敢長做，更不敢在工作中冒頭，只要稍有風聲，就會果斷逃竄。

王二勇與程兵距離最近的時候，是他在重慶那家空調品牌售後服務部做安裝工時。王二勇以前做過空調安裝，技術過硬，在公司又任勞任怨地幹了一年，公司準備和他簽一份五年期的勞動合同，讓他第二天把身份證帶來。他思考再三，還是擔心自己身份暴露，最終找了個借口放棄了這份工作。

而他離職的那天，正是程兵得到線索前往入職的那天。

被捕后，王二勇曾認為案子已過了十一年，且自己當年沒被警察當場抓住，因此試圖裝聾作啞矇混過關，把責任全部推到哥哥身上。

警方沒有再給他“上手段”，而是將各種證據一一擺在他的面前，當看到自己留在受害女孩體內的精斑DNA比對結果時，王二勇徹底崩潰，隨即交代了當年的全部作案過程。

2002年8月22日深夜，兄弟二人來到提前選好的作案地點，這家沒安防盜網，而且男女主人每天傍晚都會離開家，凌晨才會回來。

晚上11點左右，看樓上其他住戶家的燈基本都熄滅了，兄弟二人開始從一樓沿着防盜窗和空調外機攀爬，很快就到了四樓窗口。

那天，受害女孩正好關了空調、打開了窗戶通風，不想正好給王大勇兄弟二人入室提供了便利，二人輕易地扒開紗窗，跳入室內。

受害女孩是轄區某中學的寄宿學生，平時在學校住，當天因為身體不適請假回家休息。王大勇兄弟沒有料到此時家中會有人，為了趕緊找到財物，翻箱倒櫃，動作很大。

他們弄出的聲音驚醒了女孩，她睡眼惺忪，以為父母回家找東西，毫無戒備地打開了燈，大家都被嚇了一跳。

女孩很快開始尖叫，王大勇一個箭步上前撲倒了女孩，用手捂住她的嘴試圖蓋住聲音。王二勇也急忙上前幫忙，兄弟二人很快把這個17歲尚在病中的女孩捂暈了過去。

他們見女孩暈了，急忙收起偷來的財物準備離開，但出門時，又瞥了一眼倒在地上衣冠不整的女孩，兄弟倆產生了邪念。

然而，就在他們實施性侵的時候，女孩突然醒了，又開始大聲呼救，兄弟倆隨手抄起地上的物品往女孩頭上猛砸，直到女孩不再呼救為止。

至於受害女孩頭部那處致命的傷口，十一年前王大勇說是弟弟王二勇乾的，十一年後王二勇說是哥哥王大勇乾的。擊打女孩頭部的重物是一個銅製擺件，后經技術勘察，上面佈滿了王大勇和王二勇二人的指紋，究竟是誰下的死手，卻已無從查證。

當然，這並不影響對王二勇的最終量刑。

後記

後來，聽說程隊長的妻子已經和他復婚，帶着女兒重新回到了他的身邊，夫妻二人在北京開了一家青少年興趣班。2018年年初，我到北京出差，曾想聯繫程隊長，一來想向他表示問候，二來也想聽他親口講一講當年隻身追蹤王二勇的經過。

但電話打通后，他與我寒暄了幾句，表達了謝意，並沒有告訴我他的具體地址，也拒絕見面，同樣不願再跟我談起往事。

“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你還年輕，做個好警察，辦好案子，也保護好自己！”程隊長說。掛掉電話后，這句話在我心中不斷地重複着。

我也彷彿聽到了他登上列車前的那句話：“請轉告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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