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三台
與許貫忠一番深談,王棣以超越千年的見識結合時局變幻,指點江山,縱橫捭闔,終算是讓這位隱士“納心就拜”。
平心而論,許貫忠對天下大勢看得足夠通透。也正因如此,反而使得他與這個世道格格不入,旁人只當他的見解太過驚世駭俗,完全就是庸人自擾,杞人憂天。唯有王棣與他稟持相同觀點,且有過之而無不及。關鍵的是,對方的言論並非流於紙面的泛泛之談,是着實讓他信服的。人以群分也好,士為知己者死也罷,他確信,自己這一身才幹報負唯有在王棣身邊方能大顯身手,否則便只能一直“隱”下去了。他可非混吃等死之輩,所需的只是良禽擇木而棲。
納了許貫忠這位幕僚,王棣心情大快,應黃庭堅之邀作客北京國子監時,說了一番勉勵的話后,當場潑墨寫就一詞曰:“……攜來百侶曾游,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
自然,其中作了改動,譬如“橘子洲頭”改作“永濟渠旁”。太祖的這闋《沁園春》心憂天下,豪氣干雲,自始至終表現的是一種拯救天下、捨我其誰的責任。
莘莘學子,熱血青年,讓王棣一番言辭加一闋激揚文字攛掇的滿臉漲紅,口號喊了一大堆,那場面着實熱烈。
翌日,黃庭堅令匠人於國子監前豎石巨碑一方,上刻王棣順口說出的一句話:
“*******,*******。”
治國用文,亂世用武。縱然成了國子監、太學生的精神偶像,王棣也是不曾上心的。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用是書生”固然太過偏激,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卻是不爭的事實。
讀書人因在書齋里刻苦讀書而搞垮身子,經年累月下來,大部分都變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手無縛雞之力”的孱弱之輩。
再者,讀書人由於讀書太多,消化不良,而把自己讀成了形而上學的“唯書本主義者”,因此儘管胸有塊壘,滿腦子的想法,但多半屬於不切實際的臆想,與現實有着較大的距離,一旦和社會真刀真槍地接觸,便處處碰壁,流入紙上談兵的趙括一類。
王棣自己也算是讀書人,但實在對夸夸其談的文人墨客觀感不佳。都說空談誤國,誰在談?還不是文人在談。如果口誅筆伐、唇槍舌劍能真的不戰而屈人之兵,便不會亂世出英豪而是亂世出文豪了。
不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一句,並非是對寒燈苦讀的讀書人的一種諷刺挖苦,而是對於隋唐已降產生了科舉制后中國社會實現了超穩定結構的準確描述。這句俗諺的真實內涵是說:自從中國的統治者為讀書的讀書人設計出了一條通過科舉加入到統治階層的陽光大道之後,讀書人就再也沒有必要重蹈陳勝、吳廣、張角們的通過暴力革命的路徑奪取政權的造反之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是,和造反比起來,通過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通過和平而合法的方式,實現自己科層的上升,顯然更其穩妥,成本相對更小。暴力造反之路固然可以和漢高祖劉邦一樣,預期收益大至整個天下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家產”,但與此同時,其風險亦大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要面臨折戟沉沙,賠上自己的小命乃至整個家族的人命的程度。因此,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尤其是理性的讀書人,非到萬不得已,少有人揭竿而起,直接叫板當朝的統治者。
當然,也有例外。
西夏用兵時,有張元、李昊二生,欲獻策於韓、范二公,恥於自媒,乃刻詩碑,使人曳之而過。韓、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詭名張元、李昊,到處題詩。元昊聞而怪之,招致與語,大悅,奉為謀主,大為邊患。
正因為張元當年的“走夏州”,即張元叛宋投夏之事,給宋朝以極大震撼與教訓。宋嘉佑二年,改革了當時科舉進士中的殿試實行末尾淘汰的錄取制度,而對凡是中了進士之後的人一律授以進士出身!即使那些科舉成績可能不算太好的,也授以“同進士出身”盡量防止再出現文人叛逃為敵所用之事。
好吧,這樣的人,王棣相當懷疑他是同行。
北京國子監之行,整理來說是圓滿的。畢竟他的身份放在那,國朝最年輕的狀元嘛,又破格外放一縣主官,任誰都知道其前途無量,便是黃庭堅怕也比不過。
但萬事皆有例外,國子監一太學生便對王棣不假辭色,甚至冷眼視之。這讓王知縣很是驚奇,隨口問了那太學生的姓名。所處的高度使然,他自犯不上與一愣頭青置氣,倒是想着這樣的讀書人有自己的思想是好的,唯唯諾諾的頂多也只是官奴罷了。
黃庭堅笑着說,這名學生在太學裏也算得上是個異類,自視甚高,滿腹經綸,言辭犀利,辯論起來引經據典寸步不讓,便連教授也是駁之不過。有趣的是,一干監生盡皆信服,均以其馬首是瞻。總之呢,此子有才情,有傲骨。哦,對了,他叫陳東,字少陽,潤州丹陽人。
王棣不由恍惚了片刻,腦子裏閃過幾行字:
陳東,徽宗時入太學。欽宗即位后,率太學生伏闕上書,請誅六賊,以謝天下。靖康元年金兵圍開封,又屢次上書。宰相李邦彥譖罷李綱與种師道,堅主割地議和,他又率太學生於宣德門上書,軍民從者數萬,請罷李邦彥,復用種、李,要求堅持抵抗,欽宗乃復李綱職。高宗即位后,被召往南京,適李綱復罷,他又上書力言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罷,請親征迎歸二帝。為高宗所殺。
他不知道此陳東是否就是彼陳東,在這個平行時空,好多事都與那個時空有了偏差,也因此有了太多的不確定性。
這也正是他為何要壯大自身實力的原因,亂世一旦到來,先得有自保能力,方能考慮其它的。
到而今,他終究是與這個時空完全融合,在此娶妻減家,說不定還會建功立業。更何況,蘇靜嘉懷了身孕,來年他便將為人父,羈絆更深,獨善其身是萬萬不能的了。
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前世因為工作關係,他未能陪伴兒子太多。等到工作穩定下來,兒子也長大了,與他幾乎零交流,只生活在自己的個人世界裏,變得與外界格格不入。他想盡辦法想要與兒子加深感情,希望兒子能活得精彩燦爛些,但收效甚微……有些事啊,錯過了就是錯過了,再想挽回千難萬難。
血脈延續方是證明一個人來世上走了一遭的最直接的證據,此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王棣一旦得知將為人父,自嘲早婚早育之餘,心境卻又發生了變化。為了家人,人身上的擔子會沉重起來。就如一句話所言: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是有人在負重前行。
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
雖然宋朝在外交上並不能獨當一面,但是宋朝卻是一個在文化方面承上啟下的朝代。很多專家都認為宋朝是中國文化的高峰——“華夏民族的文化經曆數千年的演變,在宋朝登峰造極。”、“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永遠之瑰寶。“
這時所取得的文明成就,其實不僅體現在文化上,也蘊含於市民生活、經濟、社會、政治、法律諸方面。
宋朝,的確是中國歷史中很重要的轉折點。
但也正是因為外交受困,讓文明程度高度發達的煌煌大宋每戰必敗,空有收復河山之志,終究落得偏安一隅之境。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遺憾的是,朝堂之上民野之間,有幾人能不安於現狀?
西夏那邊,矛盾摩擦年年有,卻不可能爆發全面戰爭。
遼國?承平數十年,雙方倒極默契的相敬如賓,互設使館,互遣使節,開設榷場,貿易往來,分明就是友善鄰邦,正攜手共創和平華章呢。呶,本月初宋廷以遼使耶律迪卒,輟朝一日,並有禮部官員赴都亭驛沉重弔唁,宣讀大宋皇帝的唁文,規格極高。
終歸是處廟堂之高難知江湖之遠。
王棣之所以看重許貫忠,便是因為對方的憂患意識,姑且言之為“杞人憂天精神”。人,唯有時刻警醒,不被亂花迷眼,方能活的安逸。憂患的終極目標乃是安樂。
陳東不行,或者說時下的陳東太稚嫩,眼光有局限性,便是貶以“井底之蛙”也不為過。
黃庭堅雖然語焉不詳,但也點明了一個信息,那便是陳東是堅定不移的保守黨,且從不掩飾對王安石以及熙寧新政的憎厭,直言新政禍國,乃是將大宋推向萬劫不復險境之肇由,國朝衰敗乃由此始。
王棣攤了攤手,心下嘀咕一聲:這完全就是熱血莽撞的中二青年嘛,委實沒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