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一章 官職謀划惹心煩

衛鞅扶起老人，“老人家，讓小兄弟到縣府從軍吧，立軍功有爵呢。”

“立功有爵？”老人驚訝的睜大眼睛，“庶民能有爵位？我兒子殺死了十個魏狗方死，如何啥也沒有？”

衛鞅：“老人家，那是舊法，秦國馬上要變法了。”

老人嘶啞的笑道：“這樣說，這法是得變了。變了法，我等賤民也能光宗耀祖了，是么？”

“對，老人家，正是這樣。”衛鞅大聲回答。

這一番對話，場中聽得清清楚楚。

人們眼見少年拿到了一百賞金，對這位白衣左庶長的話自然信任有加，他說要變法，能有假么？

人群高興的一片歡呼，“說話算數，官府萬歲！”

衛鞅擺擺手，人們平靜下來，他站上一塊大石高聲道：“父老兄弟們，秦國從明日開始，要實行變法了。你們會陸續看到官府頒佈的新法令。這些新法，是要大家勤於耕作，勇於徵戰，有功便賞，有罪便罰；官員世族犯法者，與庶民同罪。今日徙木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說話是算數的，頒佈的新法令必須忠實執行。守法有功者賞，違法有罪者刑。這就是強秦變法。只要秦國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年之內，秦國就會富裕起來，強大起來！”

全場一片歡呼，“官府萬歲！變法強秦！”還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長萬歲！”眾人如夢方醒，立即奮力高喊，“左庶長萬歲！”竟是大海波濤般連綿不絕。眾人興奮的喊聲中，衛鞅一行已經悄悄的離開了。

隨着三月二十櫟陽大集的結束，左庶長徙木立信的故事迅速傳遍了秦國山野村莊。

“一個老葯農的小孫子，扛了一根椽子，便從左庶長手裏得了一百金！”還有比這種故事更能激起窮苦庶民好奇心的么？

人們絡繹不絕的趕到南山裏的商於山地，看老葯農爺孫，聽少年和老人講述那迷人的夢幻般的故事。

後來，有人還看到了老人蓋的房子，看見縣令為老人戰死的兒子立的功德碑。一傳十，十傳百，官府的信譽便在這神奇的口碑中矗立了起來。再後來，人們就只有聽老人一個人講故事了。聽說那個少年已經從軍去了。

秦孝公並沒有輕鬆起來，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衛鞅雖然已經明確做了左庶長，成為總攝國政的大臣。

但衛鞅如何行使權力，才最有利於大刀闊斧的變法？

這是國君要匡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務，就是要把衛鞅的這個變法作坊建立起來，使之立即投入運轉。

去冬大雪天的時候，秦孝公就想透了這個最關鍵的環節，決意仿效東方列國，使衛鞅成為開府治國的丞相。

丞相開府治國，這是進入戰國后東方列國的普遍做法。

所謂丞相開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對獨立的權力機構，全權處置國家日常政務，國君只保持軍權、官吏任免權和大政決策權。

國君和開府丞相的這種分權治國，在戰國時代達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國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準。

丞相開府治國的實際意義是，國家戰車由一馬駕馭變成了兩馬駕馭，治國效率與國家生命力明顯增高。

像魏國、齊國這樣的東方大國，國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軍事上斡旋，就是因為國家政務由開府丞相全權處置。

丞相治國權的穩定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避免了國家由於君主年幼或昏聵無能，而產生的迅速衰落與政權顛覆，大大的有利於國家穩定。

但是，對於落後的秦國來說，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長期的馬上征戰，秦國的權力機構從來都很簡單。

早秦部族時期，是直接的軍政合一。一個最高頭領加左右兩個庶長，便是全部最高權力。立國之後雖然官署多了些，但與東方大國相比，依然帶有濃厚的簡單化與籠統化。

即或在春秋最強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時期，秦國的官制也沒有擺脫傳統的軍政合一，權力結構的劃分依然很是簡單籠統。

在這一點上，秦國與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個聖人級的領袖，這就是周文王。

他對發達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攏吸收，使周部族在作為殷商西部諸侯的時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與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權保持着大體上的同一性。

沒有這樣的基礎，就沒有後來另一個聖人級領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禮》的可能。

也就是說，周部族在諸侯國時期，已經做到了與中原發達文明保持大體同步，已經完成了國家權力結構方面的基礎準備。

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沒有湧現建立基礎文明的聖人，所以在成為諸侯國三百年後，依然保留着簡單落後的官制，保留着落後的治國方式。

整個春秋時期，秦國的官制很簡單，名稱也很怪誕，這一點與楚國大體相當。

國君稱為“伯”，實際上是“霸”的意思。執政大臣稱為“庶長”，先後曾經有過大庶長、左庶長、右庶長等不同設置。

掌軍事的大臣為“威壘”與“帥”。掌國君護衛的將軍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為“行人”等等。

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將百里奚的官職定為“相”，大約因為百里奚是東方士子而用了一個東方執政大臣的名稱。

從此以後，“相”這個職位在秦國一直沒有出現過，直到秦孝公時期，執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長。

秦獻公時期，有了“大夫”的設置，但職勸依舊很模糊。譬如甘龍是上大夫主政，同時又有一個執政的左庶長，事權自然就多有糾葛。

秦國沒有設過丞相，也從來沒有過由一個大臣獨立開府來行使權力的先例。

長期征戰，閉鎖關西，秦國朝野長期孤陋寡聞，對重臣開府治國所知甚少，也很難理解。

相反，對開府的另一面——分權倒是更為敏感。在貴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覺得這是在和國君分庭抗禮，大有叛逆之嫌。

秦國既往的治國大臣，只有秦穆公時代的百里奚和秦獻公時期的上大夫甘龍，稍稍有一些“開府”的影子。

實際上，也就是八九個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辦些糧草賦稅賑災濟民之類的具體事務，軍國大事還得由國君決策調遣。這種“開府”，和東方大國的丞相開府在權力、規模和政務效率上遠遠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從衛鞅變法開始，改變秦國官制的落後狀況。

他很明白，由於諸多原因，衛鞅在官制變革方面肯定有所顧忌，尤其在國府上層的官制變革方面不好徹底放開手腳。

若沒有他這個國君出面為衛鞅打開局面，在秦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軍爭國家，衛鞅將很難展開徹底變法。

孝公本來就是個胸懷開闊、志向遠大的青年英傑。

自與衛鞅促膝長談，對天下大勢列國變革瞭然於胸后，雄心大起，便決意與衛鞅這樣一個乾坤大才共同駕拉秦國這輛鏽蝕的戰車。

秦孝公是自信的，他絲毫沒有想到大臣開府對國君的威脅，更不會想衛鞅會成為威脅。

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衛鞅權力，使衛鞅成為與他共同治國的總政大臣，而不是秦國傳統的左庶長，即或傳統左庶長的權力已經很大了。

他思慮周密，既要紮實的達到實際目的，又不想國人疑慮，反覆揣摩，便採取了“重實輕名”的方略——在名義上盡量沿用老秦國舊稱，在實際上則一定做到象東方大國一樣的治國方式。

秦孝公沒有冊封衛鞅為丞相，而仍然封他為左庶長。

這是秦國沿用了幾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實權的大臣職務。

秦國尚左，在兩個庶長中，左庶長為首，右庶長次之。

春秋時期，秦國的左庶長是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的軍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擔任。

進入戰國，秦獻公將治民的政務權分給了上大夫甘龍，左庶長協助國君統軍作戰並總管軍務。

但在朝野國人的心目中，左庶長依然是最重要的軍政大臣。

去年冬天，秦孝公將甘龍升為太師，將甘龍的治民政權回歸到左庶長嬴虔手裏，為的就是給衛鞅執掌大政鋪路。當衛鞅從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長權力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是與東方列國的開府丞相具有同等權力的大臣了。

但是，這種大權並不意味着事實上已經成為東方列國那樣的開府丞相。丞相總理政務的要害是開府設立權力機構，僅僅有個人權力而沒有開府，就無法全面處理國家事務。開府的根本之點是配備屬官，其次是建立府邸。這兩件事對於目下的秦國來說，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經給衛鞅準備好了三個忠實能幹的助手——景監和車英甚至還有秦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