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者有言

散文的核心是言之有物。

一個人說話，有見地有分量是最要緊的。打比方說，繞彎子說，有分寸着說或實話實說，是說的方式。站着說，坐着說，彎着腰說，對着喇叭說，比畫著手勢說，是說話時的姿態。在平房裏說，在樓頂上說，潛在水裏說，站在枝頭說，在廟裏說，在高堂上說，是說話人的位置。在文學的諸多因素里，方式和姿態是兩個概念，位置和有見地有分量也不能混為一談。位置絕對化了，叫立場。皇帝位極九五，一句話頂一萬句，但他的朝代結束了，一萬句話里讓老百姓記住一兩句的也沒有幾位。寫《虞美人》的李煜，沒把位置絕對化，但皇帝當得太過於二把刀，詩和詞都軟沓沓的，把自己寫成了千古以降位置最高的“小資”。

藝術手法是技巧，是寫作方式，是跳高比賽里的背躍式、俯卧式、直跨式，但無論採用什麼式，最後計入成績的是跳出的高度。一個選手得了世界冠軍，他躍桿的方式又是新穎獨創的，人們會爭着模仿與研究。如果跳出的高度一般，躍桿的方式再怎麼創新，都在自娛自樂範疇之內。再比如粉墨登場的戲劇演員，再怎麼濃妝淡抹，再怎麼水袖身段、台姿台步，贏得滿堂彩的，還是嗓子裏的活兒。

我家門前是高新四路，向北穿行三百米，再過一個十字，是免費開放的豐慶公園。公園的核心是一個廣場，每天早晨都有十幾位老人在那裏寫書法大字。筆是大號毛筆，有小拖把那麼粗壯，紙是地上鋪着的方磚，一格連着一格。沒有墨汁，每位老人的腳邊放着一個塑料桶，桶里是清水。“書法家”用毛筆蘸着清水，一筆一畫地寫着行書或楷書。名字雖然叫廣場，地方卻有限，每人被局限在一小塊範圍里。一句唐詩七個字，寫到最後一個字的時候，第一個字已經風乾了，字跡消隱，接着再從頭重來。如此循環往複，往複循環，一個早晨就結束了。

這些老人在練書法，練身體，練精神勁兒。他們從事的工作用一個詞概括，叫輕描淡寫。

文學新時期三十年，讓我們記住了小說家，同時記着他們的小說；記住了詩人，也記着他們的詩。散文家似乎是個例外，我們可以叫出多位散文家的名字，但同時又能說出他們散文作品的卻不多。那麼多散文作家在“勞動”，但筆下的字跡風乾得稍快了些。“辣手著文章”是一個老對聯的下聯，辣手不僅是手辣，還是眼辣，心辣，指的是有見地，有分量。

散文不能蘸着清水去寫，要蘸墨汁，越濃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