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與觀念

用吹蠟燭的方式去吹滅一盞電燈是荒唐的，荒謬之處不是使用的方法，問題出在觀念上。**是個危險人物，他的存在就是潛在的威脅，但在****內部，他是個受尊重的領導者，其中巨大的差異是因為所處的立場不同。

先說立場。

看一個喝水的杯子，角度不重要，杯子規模太小，可以一眼看穿。看一個獨立的房子，角度的重要性就顯示出來了。從前邊看，和從後邊看是兩回事，爬到房前的樹上看又是另一回事。站在哪裏看，那個位置，就是立場。

看山和看河是不同的。山是靜的，但四季有變化。河是每一刻都流動着，但四季變化不大。北方的河冬季要結冰，但這只是表面現象。看山，在山腳看，和在山頂看不一樣。山裡人和山外的遊客對山的態度也不一樣。魚是水裏的遊客，卻是河的家人，對河的態度與岸上人家不一樣。大的河流，橫看和豎看不一樣，順流看和上溯逆流看更不一樣。子在“川上曰”的，雖然只是一句話，卻沉澱着歷史的高遠和蒼涼。

再說觀念。

觀念是活的，是隨時事變化的。僵死的叫概念。觀念是先進着好，掉在隊伍後邊的叫落伍。在隊伍前面的是引導着變，在後面的是跟着變，好聽一點叫應變。

以土地觀念的變化為例：

以前的土地，是人的立身之本。土地是判斷一戶人家，或一個人價值的基本參照物。大戶人家，殷實人家，破落人家的區分，就是以土地為標準。將軍大臣，皇上要賜土地，自己也仗勢圈地。商賈做大買賣的，要在鄉下置地。有土地的人叫地主，在別人土地上幹活的叫農民，農民不是職業，是身份的代稱。如同把以前的公務員叫老爺一樣。土地所屬的不平均，是造成社會不穩定乃至動亂的根本因素，“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農民沒有了活路和出路。

農本思想和田園經濟是以前的核心價值觀。

有一個老對聯，“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以前的中國人，無論貴賤，人生理想就是這兩件事，讀書和耕田。當朝重臣求隱，叫“告老還鄉”。一個將軍赫赫戰功之後，要“解甲歸田”。如今觀念變了，將軍或部長退休，國家給退休金，不給土地。如今，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人均有份，除了超生的。如果一種東西是平分的，這種東西的內在魔力就會下降，直至消失。從大趨勢上講，今天的“農民”是職業了，農民一詞的內涵發生着變化，只是這變化還有待於被清晰化，被認識。“新農村建設”“小城鎮建設”，以及農村戶籍改革，是**在應變。

土地觀念發生了變化，以前的詩或文章，寫田園樂、炊煙情，是寫“主旋律”，是呈現那時的核心價值。遊子一詞是針對故土說的，遊子思鄉也是“主旋律”的一種。但今天的作家再這麼寫，就叫落伍，或叫不合時宜。

賈平凹的寫作，以土地和農民為主要觀測目標。他瞄準的正是中國土地上正在發生着的一系列根本變化。《浮躁》寫於1988年，之後他連續寫出了《廢都》《白夜》《土門》《病相報告》《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浮躁》是站在農民立場上的，這是這部小說的局限之一，但也是那個時期里中國作家共有的局限。那時候流行“代言”這個詞，作家是“代言人”，寫農業題材，是為農民代言，寫工業題材、軍事題材、教育題材，是為不同的行業代言，也就是說，小說的題材不同，作家的立場也不同。如今的時代講“發言人”，代言人和發言人，一字之差，變化是很大的。教育部發言人，外交部發言人，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講的雖然也是“局部利益”，但立場變了，視野和視角變了，牽涉面寬了，是整體環境下的“局部利益”。《浮躁》之後，再經過《廢都》的脫胎之痛，賈平凹的“立場”變了，由農民視角“位移”到中國文化層面上，審視中國當下農村的劇痛和巨變。《土門》寫城鄉結合地帶農民的心態，是土地觀念變化的最前沿，是焦灼區域。《懷念狼》臆想變化了的土地上狼的變遷史，狼是生存能力超強的人的喻指，在生存困境中如何艱難掙扎。《病相報告》是一段傳奇，是賈平凹有意改變敘事的路數，着眼於人的自然屬性被非客觀之後，缺陷是怎樣產生的。《高老莊》是《秦腔》的前奏，是一場大戲前的綵排，更是足球賽前的熱身賽。賈平凹是導演，是教練，在熱身賽中試驗着戰術的多種可能，在正賽開始的時候，他才敲定了上場人員名單，以及各自的位置。在正賽結束之後，觀眾看的是結果，但教練更偏愛那場熱身賽，因為那裏面閃爍着自己更多的足球智慧和戰術初衷。《高興》代表着賈平凹寫作的一種轉變，他開始替遭受生活困境的農民安排出路了，這部有着“明天”色彩的小說，人物是以變形的姿態存在的，或者叫冷幽默。冷幽默是幽默大王或完全沒有幽默感的人製造的，賈平凹的幽默是骨子裏的，他沒有看明白現階段中國農民的出路，他自己也深陷困擾之中。

賈平凹筆下的中國農村是現階段的，他的這些小說構成着空前的鄉土中國之變，他是一位特立獨行的中國農村問題的觀察者和思考者，他在嘗試着尋找“規律”，但必須要說的是，截止到《高興》為止，他和社會學家一樣，都沒有找到。或者換成那句流行的話，他在“摸着石頭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