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我家-懷念父親

父親去世時，我沒有守在身邊。當我趕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我沒能夠見到父親最後一面，也沒能讓父親看我最後一眼。

那一年，我不到十五歲，還在上初中。

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沒什麼文化，大字不識一籮筐。他曾對我講過，他小時候那會，別說沒有“閑錢”讀書識字了，就是填飽肚子都是問題。

雖然父親沒上過幾天學，但他自己摸索着學會了很多技術。比如，他除了是個業餘電工外，還會修各種家用電器、機動車。另外，他跟我母親還開過飯店、炸過油條、開過饃饃房、養過肉雞。我記得我家還軋過幾年麵條，有時軋麵條時我也會幫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後來我家還養過蛋雞。那時我家買進一批雞苗，黃毛小雞毛茸茸的特別可愛，我和哥哥沒事時就去雞棚幫着餵食添水。它們是怎麼長大的我沒看出來，反正忽然有一天早晨起床后，走進雞棚發現有雞蛋了。母親說吃雞下的第一個蛋對眼睛好，雖然有些迷信，但我們還是把第一次發現的雞蛋給了我失明的姥娘吃。當然，姥娘的雙眼並沒因為這樣的雞蛋而重見光明。

父親最拿手的就是建築。他和村裏的幾個漢子曾組建了一個建築班，專門給人蓋房。

父親這伙建築班不光蓋房技術高，再者就是價格便宜，所以特受本村及周圍村子村民的歡迎，有什麼活都攬給他們。建築班裏有人向父親提過漲工錢，父親始終都沒漲價，用父親的話說：都是鄉鄰鄉親的，沒有吃虧不吃虧的。後來父親病了，也就退出了建築班。

雖然我不清楚父親怎麼會這麼多技術手藝，但有一點我特像他——我喜歡全面發展。

父親被查出患病的前一年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他十分無辜地被打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而且還是國家公務員打的。

那時候國家還沒有免除農業稅，農民依然要交公糧交提流，父親就是在交提流時無端被打的。

那年我家種着大棚，國家規定種棚的農戶要交提流。

那天傍晚，父親懷揣着錢去大隊辦公室交提流。按照發給我家的票據，父親把錢給了從鄉里來收提流的工作人員。誰知那工作人員卻說錢數不夠，我父親便問怎麼回事，那人說數據記錯了。我父親是按單據帶的錢，於是憨厚老實的父親就說錢不夠要回家拿一趟。就在父親轉身欲走時，那人不由分說就把父親踹倒在地。老實巴交的父親自然要與他評理，好端端的打什麼人？可不容我父親多說一句，鄉里來的三個工作人員一起對父親進行拳打腳踢，父親倒在地上蜷縮一團，無力掙扎。

在家等父親吃晚飯的母親和哥哥左等右等都不見父親回來，於是便去了大隊辦公室，那個時候已是晚上九點多鐘。母親和哥哥到大隊辦公室時已是人去屋空大門緊閉，只好又折返回家。

走到大門前，母親和哥哥頓時目瞪口呆，因為他們看到父親就躺在大門前，渾身是傷。

母親和哥哥趕緊把父親扶回家，之後父親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出來。

原來，父親在村委會被打后便被那三個混蛋連拖帶拽弄到了麵包車裏。在車裏，三個王八蛋也沒停止對父親施以暴行，然後三個混蛋把父親拉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三個混蛋又對父親進行了更殘酷的拷打。

父親被打昏后，三個混蛋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趕忙把父親送到醫院，進行簡單包紮處理。

父親醒來時發現自己在醫院，可能是被打怕了，驚魂不定的父親便要回家。沒想到三個混蛋真把傷痕纍纍需要好好治療的父親拉回了家，然後扔在了大門口。

因為需要療養，父親又住進了醫院，一些傷口還縫了針，還檢查出了腦震蕩。

父親被打得着實冤枉，親戚鄰居自然不能忍氣吞聲善罷甘休，一定要討個說法。於是我的叔叔大爺們就一起去鄉政府找領導。那三個混蛋自然不敢拋頭露面，鄉領導也不敢透露三個混蛋的蹤跡，表面上說一定會嚴懲，實際上都是“官官相護”。

叔叔大爺們屢次三番地去鄉里討說法，但有關領導遲遲都沒什麼表示。老實巴交的父親也不想把事情鬧大，於是就不讓我的叔叔大爺們再去鎮上。

但這樣忍氣吞聲也不行啊，正好我的姑父在法院上班，於是我們就想通過法律手段解決此事。得知我們要起訴打官司，鄉領導害怕忙慌了，趕緊保證一定妥善處理。中規中矩的父親也不想把事情鬧到法庭上，於是便沒有打官司。

鎮領導保證的妥善處理並沒及時處理，更談不上妥善。後來，人人得而誅之的那三個混蛋被調到了外鄉繼續當公務員，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官官相護吧。又過了好久，鎮上相關單位才給父親賠償了不到兩千塊錢的醫藥費。

這件事就這樣便宜了那些挨千刀的混蛋。

一直以來，我對那些混蛋是恨之入骨的，如果遇見他們，我定會將他們五馬分屍或千刀萬剮。

經過被打事件不久，有天父親突然感覺嗓子不適（確切的說是食管不舒服），每當吞咽食物時就會感覺有異樣。

父親去縣醫院做了檢查，醫生說是食管炎，吃些葯就會好的。

大夫都說沒什麼大礙，我們自然就放心了。

可吃了幾天葯，父親的病情非但沒好轉，反而更嚴重了。於是父親又去醫院做檢查，誰料這次大夫建議去大一點的醫院做檢查。於是，父親就去了市立醫院，檢查結果令人不敢相信——父親患了食道癌。

大夫沒有把病情直接告訴父親，而是只告訴了母親。母親如遭晴天霹靂，但她沒有把真相告訴父親，而是騙父親說是炎症。

對於病因，大夫在排除一些自然因素后問母親我的父親是否曾受過內傷。當時母親哪有心思考慮許多，於是搖頭說沒有。對此，大夫對父親的病因也是大惑不解。過後母親才想到父親被打這事。總之，造成父親患病的罪魁禍首是那三個混蛋。

同時，回頭一想，早先縣醫院診斷為食管炎屬於誤診，延誤了父親的治療，自然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否則的話，父親治療及時，也就能多活些日子。至於追究責任討說法，身為小老百姓的我們沒能力也沒工夫進行下去，還是給父親看病要緊

接下來母親陪着父親就開始了艱難的求醫之路。吃藥輸液沒間斷過，放療化療一周做兩次，我清楚地看到父親手背上因輸液扎針留下的密集的斑斑點點的針眼以及因放化療變得稀稀落落的頭髮。

儘管我們隱瞞了病情，但我想父親一定猜到了。自從在市醫院做過檢查后，我沒見父親笑過，唯獨那一次他笑了，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見他笑。

由於各種醫藥治療費繁多，本不富裕的我家很快便一貧如洗，我也因此交不起學費。學校領導得知我的情況后便組織號召師生捐款，然後送到了我家。那次周六回家后提及捐款這事時，我看到父親笑了。

我心裏很清楚，令父親高興的不是那些捐款，而是我這個兒子給他長臉了。

儘管接受着治療，但這並沒減輕父親的病情，父親漸漸咽不下東西、喝不進液體，身體一天天消瘦下來——乾枯的皮包着骨頭，用骨瘦如柴形容一點兒都不誇張。

那年暑假眼見就要過完，然而就在我初三開學的頭一天傍晚，父親咳出了血，這使我們很是擔心。

找來診所大夫給父親輸了止血針，在大門外，大夫對母親悄悄說了幾句話，還很無奈地搖了搖頭——父親的狀況不容樂觀。

果然，止血針只是臨時起作用，第二天天還沒亮，父親又開始咳血了。

我們打120叫來了救護車，父親被拉走了。

那天，我沒有跟着去醫院，而是收拾行李去了學校。在坐公交去學校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好像預兆着什麼。中午，老師急匆匆地叫我立刻趕去縣醫院。當場我就落起淚來，我有種不祥的預感。

大雨滂沱，班長騎車載着我往醫院趕。雖然我穿着雨衣，但全身渾身上下從外到內還是濕透了。

表哥已經等在了醫院門口，看到我，二話沒說就走在了前方。我心神恍惚地緊跟在後面不住地抽泣。

在病房樓道里我就聽到了哭聲，撕心裂肺的痛哭。儘管我有種不祥的預感，但我還是天真地希望那哭聲與我無關。

哭聲越來越近，最後在一間病房門前，我看到了俯在床邊痛哭的母親、哥哥、姑姑……床上的父親紋絲不動地躺着。

我撲上去跪在床前，放聲哭了出來。

我握着父親帶有餘溫的手，朦朧中看到父親還睜着雙眼。他沒有瞑目，他等着見兒女最後一眼，最終卻沒能如願。

這也許就是命吧。

父親病重時，母親曾讓算命先生算過一卦，算命的雖沒有直截了當地說父親壽終時兒女中只有哥哥能陪在身邊，但他話語中蘊含著這層意思。這有些迷信的味道，我也不怎麼信命，但有些事情使人無法理解，又不得不信，故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聽父親說過，我爺爺去世時，他才九歲。

誰又曾想到，父親去世時，我不到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