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83章

就像前面說的，《西遊記》是我國明代萬曆時期吳承恩創作的長篇小說。

它無論是題材，藝術構思，形象塑造，還是審美情趣和諷刺風格，在中國小說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我國古代的四大文學名着之一。

強烈的諷刺因素是《西遊記》的重要構成部分，作者借解頤之言，變幻恍惚之事，加以鋪張描寫，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諷刺揶喻當時之世態。

也正是諷刺與浪漫主義的幻想相結合，才構成了《西遊記》獨特的藝術風格。

而類似的呢，則是國外的《格列佛遊記》，這是18世紀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代表作。

作者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尖銳的批判性，深刻揭露了英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等方面的種種腐敗與醜惡。

表現出深刻的現實主義力量.同時，小說在藝術上想像奇特，構思精巧，特別是小說成功運用諷刺的藝術手法。

諷刺的形式和風格多姿多彩，蔚為大觀，為英國的諷刺小說乃至世界的幽默諷刺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這兩部小說雖然產生於不同的地理位置，時代背景，文化習俗時代，但是它們存在着許多突出的相似之處。

諸如遊記式的題材，作者進步的政治態度，漫畫式的人物形象刻畫，荒誕的表現方式和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等方面。

這在以往的研究着述中均有涉及，本文立足兩部作品典型的藝術風格——諷刺——表現出的一致性與獨特性試作比較分析。

這兩部小說的相同處的話，首先兩部小說都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和諷刺，鋒芒直指社會的統治階層。

《格列佛遊記》中，作者一以貫之的是毫不留情地對l8世紀前半期的英國社會進行全面的批判，尤其對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毒辣，荒淫，貪婪等作痛快淋漓的鞭撻.在斯威夫特筆下。

小人國的國王僅比他的臣民高出一個指甲，卻狂妄地自命為頭頂天的宇宙統治者，以其無血“.至死也未屈服於封建禮教的皮鞭下。

如果沒有對自由幸福的追求.沒有對反抗的巨大勇氣，是不可能形成這些反抗行為的。

《離魂記》中的倩娘，由於思戀王宙，不滿父母給她所訂的婚約.魂魄都跟隨着王宙。

這些都從不同的方面表達了婦女們反對包辦婚姻，不滿封建禮教的管束.力爭自由婚戀的強烈願望，這是一種進步的思想意識。

我們從這些形象中可以看到婦女們為爭取人身解放，人身自由而敢於鬥爭的偉大精神，也可以從側面看清封建禮教的腐朽本質。

在唐傳奇的這些愛情作品中，不但塑造了那些具有反抗共性的婦女群像，而且還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鮮明的個人反抗性格的個性形象。

我們知道，處於不同環境中的不同人物，由於其個人的經歷遭遇，所受的教育不同，必然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徵，或者至少會有一些細微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同一個人。

由於所處的社會環境的不同，其前後的思想性格也會有所差異，更何況這些幾千年前的封建社會裏的婦女，她們從小就被困於深閨中，很少有與外界相接觸的機會，她們的思想性格主要是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形成的，因此不同的封建家庭，不同的封建家教必然形成她們不同的反抗性格.同樣是對封建禮教的反抗和對愛情的追求。

像是崔鶯鶯是在反覆矛盾中才表現出來的.而且還帶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她內心和外表，言語和行動等都存在着矛盾:正當豆蔻年華，卻養在深閨人未識，內心嚮往愛情自由，但又膽怯，封建禮教的約束不得不使她曲折地表露感情。

而真正的感情的流露終於主宰了其行動.要說崔鶯鶯的反抗精神還擺脫不了大戶豪門少女的性情，那麼到了霍小玉，任氏，步飛煙等則是具有了堅決，徹底的反抗意識.這是由於霍小玉等人受到的封建熏陶不如崔鶯鶯的深，因此，霍小玉表現為熱情潑辣，性格剛強，愛情的追求更加執着，熱烈;任氏表現得正直善良，不屈服於暴力;步飛煙表現得堅強不屈，至死方休的徹底叛逆性格。

這些具體而富有個性的反抗性格，匯合起來，就形成了強大的反抗力量，對封建社會給予了有力的衝擊。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對封建勢力和封建禮教的反抗和對愛情自由的追求，是當時婦女的共性，是她們鬥爭的焦點和目的。

這些愛情傳奇作品既是封建婦女的思想反映，也是當時廣大勞動人民渴望自由幸福的一個縮影。

—墨一篁常的喜怒決定老百姓的命運.大臣們無需德才兼備，只要憑藉高超的跳繩技巧就可獲取重要官職或得到皇帝的寵愛。

比別人跳得高出一英寸並能在繩上翻筋斗的傢伙就可以當財政部長.許多大臣為此不惜跌斷手腳，甚至丟掉生命來取悅皇帝。

作者借用這種愚蠢的選拔官員的做法諷刺了英國統治者的昏庸和朝廷內官員的無德無才.在大人國.格列佛長篇大論地向大人國國王介紹英國的歷史，制度和現狀，可是從大人國的眼光看來，英國處處充滿了貪婪，殘暴，偽善，**，陰險等黑暗.作者借國王的話尖刻無情地諷刺了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第三卷作者把矛頭指向了荒謬絕倫，怪誕不經的發明。

有的研究如何從黃瓜里提取出陽光，有的研究怎樣把人的糞便還原為食物。

有的研究怎樣把冰燒成火藥等，尖刻地諷刺了這些整天從事實驗研究的脫離實際，沽名釣譽之徒.戳穿了英國整個資產階級學術界以學術為投機.對人民進行欺騙而牟取暴利的重要黑幕。

作品最突出的是格列佛在慧駟國的遭遇.這裏，人類被慧駟——馬統治着，而人則被稱為“耶胡“.“耶胡'互相仇恨勝過它們仇恨任何別的動物“…，

它們會為爭奪食物而互相殘殺，它們狡猾，狠毒，陰險而且記仇，它們身體強壯，結實，但是性情懦弱，結果弄得驕橫，下賤而殘忍。

這裏，作者將矛頭直接指向罪孽深重，愚蠢骯髒，毫無理性的整個人類，而作者在與“耶胡“的接觸中。

對其同類也產生了深深的厭惡感.這種情緒既是作者對人類道德墮落的悲觀失望，又是作者自身對人類重新審視與反省的觀照。

相比之下，《西遊記》對現實的揭露，對統治者的諷刺更為生動有力。

作品裏所描寫的天上人間，實際上都沒有一塊乾淨的樂土.天宮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聖威嚴，便在威嚴的外衣之下隱藏着腐敗和醜惡.唐太宗魂游地府時，判官崔珏因為生前是“先皇帝駕前之臣“，更因收到當朝宰相魏徵的求情，而他與魏徵又是“八拜之交，相知甚厚“(十一回)所以就私改生死簿，讓唐太宗延年二十，還魂陽世。

像是烏雞國那個獅猁怪，霸佔王位，害死國王，就因為他“官吏情熟“，與神佛閻王有親，所以烏雞國王“無門投告“，有冤難伸(第三十七回).唐僧師徒歷盡千辛萬苦，到了西天“極樂世界“.就因為“不曾備得人事“.阿儺，伽葉二尊者便“措財作弊“，不肯“白手傳經“.為了取得真經。

唐僧只得把那隻“沿途化齋“的飯碗紫金缽盂都獻出去(第九十八回).這些描寫，實際上是當時社會那種官官相護，徇情枉法，貪贓行賄的黑暗腐敗現象的反映，以及對他們無情的諷刺。

與此同時，《西遊記》還盡情地嘲弄，諷刺了統治階級的昏庸無能，荒淫殘暴，人間帝王或崇信道教或沉迷女色，文中簡直找不出一個稱職的皇帝;至於昏聵無能的玉皇大帝，寵信妖怪的車遲國國王，要將小兒心肝當藥引子的比丘國國王，則不是昏君就是暴君。

在這些統治者身上，人們可以看到人間那些昏庸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官僚的醜惡面目。

《西遊記》描寫取經途中遇到的許多妖魔鬼怪，有的是自然界的險阻和困難的神化，但更多的是象徵危害人民的社會惡勢力，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作者都對他們進行了無情的批判。

並且這兩部小說都對宗教進行了嘲弄與諷刺.斯威夫特在小說《格列佛遊記》中，將矛頭指向了教會.尤為突出的是在小人國，作者用“大端派“和“小端派“的分歧暗指天主教和新教的鬥爭。

以國王為代表的，吃雞蛋時先磕破小端的“小端派“極力攻擊遵循古制的“大端派“為異端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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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種微不足道的事情引起的爭論最終導致了戰爭.作者在這裏以犀利的筆鋒諷刺了英國教會的虛偽，以及由教會間無謂的衝突而發生的種種無謂的戰爭.教會之爭如大，小端派之爭一樣，皆是無知，無恥和無意義的爭鬥。

然而就是這種微不足道的爭論竟然導致了內鬥外戰.這便說明了小人國實質上就是當時英國社會現象的真實寫照。

《西遊記》的宗教色彩更為濃重，文中對於宗教的諷刺處處可見.作品中的道士都是反面角色，車遲國僧道鬥法，五庄觀偷果逢難等情節，都把道士描寫成奸佞狡詐，鼠肚雞腸之狀。

通過對他們的揭露，斥責了妖術的虛妄，道教的可笑，如第四十四，四十五回寫虎力，鹿力，羊力三大仙化為道士.在車遲國以妖術取信國王，迫害和尚，使一國和尚死的死，不死的做苦工，受盡折磨，欲死不得欲逃不能，而且迫害所及，就是禿子，毛稀的也都難逃。

這正是時代“緝事人四齣，道路(路人)惶懼“，“一家犯，鄰里皆坐“l2的特務統治的寫照.作者關於車遲國王受惑於道士的藝術構思，是有現實的社會根據的。

作者生活於明世宗時代，史書記載，明世宗就很崇奉道教，他先後封道士邵士節，陶仲文為“真人“，官至禮部尚書，他還自號“靈宵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

這些描寫，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有着真實的社會內容，諷刺了當時的黑暗現實.對當時的黑暗現實提出了控訴。

此外都是通過描述荒誕的異族，異國諷刺社會現實.《西遊記》和《格列佛遊記》在對統治階級的殘暴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的批判上是一致的.兩位作者都通過諷刺和滑稽的形式來表現嚴肅崇高的主題，將幻想與現實，虛構與真實巧妙地統一起來，做到了庄諧交融。兩部作品雖以諷刺作為主體性藝術手段.但又遵循真實是諷刺的生命的原則，具有生活的真實感和現實的生命力，在諷刺性藝術形象中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性主題。

《西遊記》以善意的嘲笑和辛辣的諷刺相結合貫穿始終，寄予了作者對於筆底世界的鮮明愛憎。

行文中穿插了大量的遊戲和調侃的筆墨，使全書充滿着喜劇色彩和詼諧氣氛.這種戲言，有時是信手拈來，只是為了調解氣氛，增加小說的趣味性;有時則對刻畫性格，褒貶人物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有時也成為諷刺世態的利器。

還有的戲謔文字實際上是將神魔世俗化，人情化的催化劑.而《格列佛遊記》更多地以理性的批判與狂怒的諷刺為其主要特點。

作者在對當時英國的議會政治和反動的宗教勢力進行無情，辛辣的諷刺抨擊時，有時直言相譏，有時利用異邦人的唇舌，有時隱喻挖苦，有時以獸譏諷人，而在有關行政，司法，立法制度，侵略戰爭和殖民主義等方面，作者借用寓言故事，運用“狂怒“的文字，激烈地抨擊這些罪惡.以達到最大化的諷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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