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

——《擺脫貧困·從政雜談》等文中引用

■解讀

為官之義在於明法。無明法不足以正紀綱，無紀綱就不能護公正、張道義。習近平同志引用這句名言，就是要強調法律的生命在於落實，領導幹部應該帶頭依法辦事、執法嚴明、遵守紀律。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十八屆四中全會對此做出具體部署。如果法律只是掛在牆上、寫在紙上，不能落到實處，法度就會變得模糊不清，紀綱就會變得鬆懈無力。習近平同志反覆強調，“不能讓制度成為紙老虎、稻草人”“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正是要求領導幹部摒棄好人主義和私心雜念，使法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從而形成全民守法的社會風尚。

■原典

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倖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

——﹝北宋﹞包拯《上殿札子》

■釋義

包拯，宋仁宗時任監察御史，后官至樞密副使，為官剛正，不畏權貴，不徇私情，清正廉潔，是古代清官的典型，被百姓譽為“包公”“包青天”。

宋仁宗慶曆七年（1047年），旱魔肆虐，民不聊生，山澤之間多有亂起。時包拯自京奉轉運使移任陝西轉運使，沿途所見，令其駭然。他深感亢旱之災不足懼，深懼者乃“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因此寫下《上殿札子》，上呈仁宗皇帝。針對有法不依、執法不明的弊端，包拯指出法令是固國之本，頒行法令一定要慎之又慎——“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只有慎行法令，取信於民，則禍亂自平，天下易治。他勸諫宋仁宗說：“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意思是，只要法令暢通，紀律和風氣自然清正，那麼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也沒有不能教化的民眾。包拯“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法治主張及其執法如山的法治實踐，給後人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歷史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