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沒睡，小賣部老闆知道真相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區的一家中學，參加一場捐贈。校長講話時，我一直看着台下的學生。他們都很疲憊，連說悄悄話的精力都沒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時我完全沒意識到這所學校的秘密。

這場捐贈源於周庸的母親，她是個佛教徒，經常會做一些善事。聽朋友說起燕市有專門給外來打工子弟開辦的學校，在裏面上學的都是些家庭條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發，非讓周庸過來捐二十萬元，改善一下孩子們的伙食。

周庸的母親提前跟學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點，我和周庸開車一直往南，開了三個多小時，終於到了目的地。

這所學校很好認，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過去的土牆圍了個圈，朝北方向開了個口，口的左側用粉筆寫着校名——育興打工子弟中學。

校長是個看起來五十多歲，已經禿頂的男人。他站在門口迎接我們，握過手，帶我們參觀了一下校園。

我們到時，正趕上下課。穿着灰白校服的初中生們在沙土操場上散步，一個老師在維持着秩序。操場右側是個露天廁所，幾個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廁所門口排着隊。我和周庸進到男廁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漬的黑色。

操場的左側是一棟兩層的教學樓，二樓右側的窗戶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着。樓的左側是一個黑板，上邊寫了最近一周的優秀學生，右側是紅粉筆寫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教學樓前有一個三四米長的木質國旗杆，有一些歪斜，上邊飄着的國旗有點老舊。

從教學樓的正門進去，一樓有十二個教室，二樓都是宿舍。挨着教學樓的是個大的簡易房樣子的食堂。根據校長介紹，他們學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長聊了一會兒，他說要利用課間操時間舉行捐贈儀式。周庸極力反對，但校長說已經和老師學生都說了：“孩子們都知道了，就算不給我面子，也該給他們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應。

課間操時，孩子們在操場站好，做完廣播體操，校長登上簡陋旗杆前的簡陋鐵架檯子，拿喇叭說了一堆感謝捐贈的話，然後讓周庸也上台講幾句。台下響起有氣無力的掌聲，周庸走上台，就說了兩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讓同學們補補身體長長個子。

周庸還沒說完，下面一個男孩“撲通”一聲暈倒在地。他旁邊的幾個同學駕着他回了寢室。

校長和一個老師交流了幾句，告訴我們說：“沒事，孩子就是有點累，咱繼續。”然後他接過喇叭，繼續說捐款的事。

男孩的暈倒提醒了我，台下有些不對——每個學生都顯得格外有氣無力。沒人說悄悄話，也沒人打鬧，不停地打哈欠——這太不正常，一點兒不像十幾歲的初中生。

按照校長說的，學校課業不重，每天閉寢熄燈的時間也早，絕不該如此勞累。這是所寄宿制的學校，學生家長基本都住在城鄉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極個別學生是走讀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麼異常，很難被家裏人發現。我決定找機會問問，學校是否有什麼體罰類的虐待行為，或強迫他們幹活，以替學校賺取利潤。

校長講完話，已經快11:30了。他解散了學生，邀請我和周庸去學校食堂吃飯，說今天特意告訴食堂師傅提高了伙食標準。“高標準”的午飯是羊湯和餡餅，還挺好吃。我快速吃了兩張，給周庸使了個眼色，告訴他和校長先聊着，我去趟廁所。

周庸拖着校長聊天，我出了門往廁所走。男廁所外面，一個個子比較矮的戴眼鏡男孩正在排隊。

我上前問他：“同學，今天出操的時候，我看你們都有點疲憊，是這幾天辦運動會了嗎？”

他說不是，就是這兩天沒怎麼睡好。我問他為什麼沒睡好。他支吾了幾聲，說就是沒睡好，然後說自己有事，轉身小跑離開了。

又問了五個孩子，三個什麼都不說，還有兩個也說沒睡好，但不願告訴我原因。全校學生都沒睡好，這也太奇怪了。

見什麼都問不出來，我回了學校食堂。周庸和校長還在聊，我坐過去插了一句：“剛才上廁所，聽幾個孩子聊天說晚上沒睡好，是學校辦什麼活動了嗎？”

校長喝了一口羊湯，否認了：“晚上自己在寢室鬧了吧，沒睡好。”

在學校里得不到什麼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開車出了校門。在路口時，我讓周庸停車。

他把車停下：“徐哥，剛才你給我使眼色，讓我拖住校長，是想幹嗎？”我給他講了一下我的想法，說這裏的學生不太對勁，我想調查一下原因。

周庸點點頭：“好的，咱從哪兒開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賣部，說先去買包煙。周庸從儲物盒裏拿出一條煙，說道：“甭買了，我這兒還有。”

我說：“你能不能動動腦子，我是為了買煙嗎？咱就從小賣部開始查。”

城鄉結合帶常見這種小賣部，老闆的消息總是很靈通

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老闆，一般都有幾個關係不錯的學生和老師，對學校里發生的各種事情了如指掌。他們經常和學校里的“混混”關係很好。我上中學時，學校里的“混混”會把一些不方便隨身攜帶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門口的小賣部。有的小賣部甚至會直接出售這些東西給學生，學校里有打架什麼的，小賣部老闆知道得比誰都早。

我們把車靠邊停下，走進小賣部。一個穿着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門口收銀台里看電視。見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問我們想要什麼。

我們買了兩包最貴的煙，交錢的時候我和她搭話：“姐，問您個事兒，我有個親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辦下上學。我看這學校是寄宿的，覺得挺合適的，好進嗎？這學校。”

老闆娘說肯定沒問題，讓我直接把孩子帶來就行。我問她用不用“五證”，她說不用。

周庸這時候在旁邊插話：“徐哥，這學校行嗎？我看這孩子一個個都沒什麼精氣神兒，是不是食宿條件太差啊？”

我轉頭看向老闆娘，問她是不是這樣。她說：“不是，有兩個女學生，兩天沒回學校了，昨晚學校組織學生在周邊找來着，找到大半夜。”

周庸問她為什麼不報警。

老闆娘搖搖頭：“報什麼警啊！這裏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裏打工，有很多都是跟着施工隊幹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別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來上學的，有的是，正常。”

我問她學校是否詢問家長了，老闆娘搖搖頭說不知道。問起兩個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個叫孟秋月，一個叫林歡，兩人是一個寢室的。

我們回到車裏，周庸點上煙：“徐哥，你說他們怎麼不報警呢？”我沒直接回答他，只問他知不知道什麼是“五證”。

他搖頭說不知道，我給他解釋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學，需要五個證件。分別是：1.適齡兒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本人在本地務工就業證明；2.本地實際住所居住證明；3.全家戶口簿；4.本地居住證明；5.戶籍所在街道辦事處或鄉鎮人民政府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等相關材料。如果沒這五個證件，根本不給辦學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個區還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能在城裏上學。

這個學校不需要“五證”，不需要其他附加條件，根本就不可能給辦學籍。也就是說，這是一所“黑中學”。

為了確定這個猜測，我登錄了燕市教委的官網，查詢是否有這個學校——結果一無所獲。

周庸：“什麼玩意兒，學校還有黑的？”

我說：“當然有，而且我估計你媽這錢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過一篇打工子弟學校的特稿。這些學校里，有很多不具備民辦學校資質，只能算是“黑學校”。前幾年，燕市曾經嚴查過一次，責令停辦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這種學校，不是為了公益，而是為了盈利。將學校當成產業來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說法，扣除開支，每年能有二三十萬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媽捐的二十萬元，今年的盈利估計能破五十萬元。

周庸罵了一聲：“所以他們才不報警！”

我點點頭，學校如果報了警，很大可能會被政府發現缺少資質，然後被取締。不報警、不通知家長的話，兩個女孩有可能是丟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長去了別的地方。拖到最後，即使真丟了，最壞的結果也是學校被關，所以他們沒選擇報警。

周庸憤憤：“真黑啊！那小賣部的老闆娘也應該報警啊，這幫人怎麼一點兒同情心沒有呢！”

我說周邊的生意，都靠着這個學校，學校要是沒了，他們也不用賺錢了。

現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兩個女孩的下落，別真出什麼事。

一些年輕人喜歡在桌球室里消磨時間

我和周庸下了車，在學校周邊轉轉。這裏很偏僻，除了一些針對學生開設的小餐館、文具店之類的，基本上沒什麼人。順着小賣部向東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館，除了菜館的牌子，旁邊還立着一個小牌子，寫着：一層，桌球廳。

按照我的經驗，學校附近的桌球廳，一般都是校園裏“混混”的聚集地。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決定進去看看。“混混”一般都是不遵守學校規則的人，學校下了封口令，從他們口中套話，會比從普通學生那裏詢問信息容易很多。

我和周庸從菜館進去，在側面下了樓梯，進入桌球廳。

這個桌球廳很暗，充滿了煙味，昏黃的燈泡忽明忽暗，刺鼻的廉價煙味加上不見光造成的腐朽潮濕味讓我有點想吐。桌球廳里只有三張桌球桌，但卻擠了幾十個人，有三個成年人，但大部分是學校的學生。

桌球廳的東南角有一個吧枱，吧枱裏面的酒水單上寫着一些我完全看不懂的酒水。上面最貴的酒叫“-情若能控℃”，十九元。幾個校服上畫著畫的少男少女點了酒，圍在吧枱處大聲地談笑，十句里有八句都帶髒字。圍着桌球桌的男孩兒們，基本都人手一根煙，擊球的時候叼住煙、眯着眼。

那三個成年人很有“大哥”風範。他們霸佔着最里側那台相對新一些的桌球桌，摟着年齡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幾個男孩圍在旁邊，在他們入洞的時候不停地叫好鼓掌。

周庸：“徐哥，我咋覺得咱這麼格格不入呢？”

還沒來得及回答，最裏面的三個成年人中，一個穿黑呢子大衣的人走了過來：“哥倆是來打球，還是干點別的？”

我說我想找兩個女孩，孟秋月和林歡，不知道他們認不認識。

他說認識，回頭問一個學生模樣的“小弟”，知不知道孟秋月和林歡在哪兒。

“小弟”說：“不知道，那倆騷娘們兒這兩天都沒在學校。”

“黑呢子”點點頭，面對我和周庸：“哥們兒，換倆人唄。我記得她們寢室還有個不錯的，發育特別好。或者放學的時候，你在校門口看看，看中哪個了我去給你搭線。”

周庸剛要說話，被我攔住了：“就你說的同寢那個吧。”

他說行，問我們是玩一次還是包一宿，一次五百元，帶走一宿一千五，但是第二天得把人送回來。我讓周庸給他轉了一千五百元，帶走。

下午4:30，學校放學。黑呢子的小弟帶了一個穿着校服的女生過來，示意她跟我們走。

我和周庸帶上她，先去最近的商場吃了晚飯。她很緊張，整個過程除了問她吃什麼的時候，說了句“都行”，就再也沒說過話。

吃完飯，我們把她帶回車裏，告訴她別緊張。我們不會對她做什麼，只想問問有關孟秋月和林歡的事。她點點頭，我和周庸分別問了幾個問題。很快我就發現，比起我，她更喜歡回答周庸的問題。於是我不再說話，示意周庸向她提問。

她確實是孟秋月和林歡的室友。她和孟秋月的關係不錯，但和林歡的關係不是很好。周庸問她為什麼，她說自己和孟秋月都是被林歡害的。

林歡在班裏有個男朋友。剛上初二的時候，這男生被其他班的幾個“混混”勒索，因為沒錢，被打了好幾次。後來，這個男生開始和那些打他的人混在一起，也不好好上課，每天都在校外瞎混。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男生把女朋友林歡灌醉，獻給了自己在桌球廳認的“大哥”。

過了一段時間，林歡藉著過生日的由頭，請她和孟秋月出去唱歌，然後在飲料里下了葯。她和孟秋月被強姦后，又被毒打了一頓，還被拍了照，用以脅迫她們賣淫。現在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周庸：“桌球廳的那個人告訴我，看中你們學校哪個女生，他都能幫忙搞上手，他說的是真的嗎？”

女孩說有可能。全校六百多人，有二十來個都算是他的小弟。

周庸疑惑這些被欺凌的學生都有什麼特徵，怎麼這麼好欺負。我列舉了別人總結過的容易被校園欺凌的五種學生：

1.被嫉妒型：因成績優良、家境富裕、面貌姣好等，而遭人嫉妒加害。

2.自大型：態度傲慢，看不起別人，說話及行為誇大，易與同學產生糾紛衝突。

3.自卑型：覺得自己是弱小、笨拙或多病的人，易受同學欺侮。

4.孤獨型：單獨上下學，獨來獨往，易落單成為受害者。

5.好欺侮型：凡事忍氣吞聲，不追究。

但仔細想想，這五種基本涵蓋了所有類型的學生——要我說的話，學校里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成為被欺凌的對象。

周庸點點頭：“孟秋月和林歡失蹤的事，會不會和桌球廳那幾個大哥有關？”

我覺得應該不會，那天提起她們的時候，桌球廳里的人都表現得很自然。而且那個“帶頭大哥”也是先問了小弟后，才知道她們不在學校。

女孩回憶，孟秋月和林歡失蹤這兩天，只有一個反常的地方。就是第一天時，林歡在微博發過一張自己穿着暴露的照片，問漂不漂亮。我讓她找出那條信息給我們看，結果發現林歡的賬號已經被封了。

而林歡和孟秋月最近接觸過的人，除了同學、老師、桌球廳那幫人外，就只有嫖客。孟秋月提過一次，最近有個熟客經常來找她，但具體長什麼樣女孩也沒見過。

聊完之後，大概9點多，我和周庸開車把女孩送回學校，然後把車停到了桌球廳外。

11點左右，三三兩兩的人開始從桌球廳里出來，有的走向學校，有的走向其他地方。但“黑呢子”一直沒出現。

周庸等得有點不耐煩：“徐哥，你說他得在桌球廳待到多晚？”

我沒回答他。剛才走了三十多個人，和下午在桌球廳的總人數差不多，而且已經半個小時沒出人了，會不會這個桌球廳就是“黑呢子”開的呢？

我們走下車，通過小菜館的側門，向下往桌球廳走去——“黑呢子”正在桌球廳門裏向下拉鐵門，準備打烊。

我上前拖住鐵門，他看着我，剛要說話，我一把將他推進門裏，低頭鑽了進去。周庸跟在我後面，鑽進來后拉上了鐵門。

“黑呢子”有點蒙：“怎麼，哥倆玩得不滿意？”

我說：“確實，我們就喜歡孟秋月。聽她室友說，可能被一個熟客帶走了，想問問你有沒有這個熟客的聯繫方式。”

他說：“熟客的聯繫方式我都有，但也不能隨便給人啊。”

周庸拿出我們在路上取的五千元錢，遞給他：“五千，我們就要一電話號碼。”

他考慮了一下，接過錢，拿出手機，給我們讀了一個手機號。

我記下電話，上前一步，搶回他手裏的五千元，遞迴給周庸：“給你表姐打電話報警。”

“黑呢子”轉身去拿桌球杆，想拼一下。我上去一把拽住了他的大衣，周庸轉到他身前攔住了去路。

警察帶走“黑呢子”時，我和周庸一起去派出所做了個筆錄。從警局出來，我把那個嫖客的電話號發給了私家偵探老孔，讓他幫忙查一下。沒多久，老孔回了我一個地址，這人租的地方。

我和周庸開車前往，到了小區。我說先上樓，假裝快遞敲門，他要是不開門出來，就直接報警。我藏在門邊，周庸托着從車裏拿的紙箱，敲了敲門，屋裏面的人問是誰，周庸說是快遞。

一個微胖的年輕人打開門，周庸把紙箱扔在地上。他看不對，用力一關門，周庸伸腳卡住門，我們倆合力把門拉開，這時他一使勁推開我們，往外跑了。

保護自己的安全，不要隨便給快遞員開門

周庸想去追，我一把拽住他：“他實名制租的房，跑不了，咱先進屋看看。”客廳沙發上坐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正在看電視。我說：“你是孟秋月嗎？”

她點點頭，我問她林歡在哪兒。她指指裏屋，我讓周庸守着門，進了卧室。一個衣不蔽體的女孩被用膠帶粘着嘴，綁在床上，身上有被毆打過的青腫的痕迹。

我脫下外套蓋在她身上，把她嘴上的膠帶揭開，讓她別怕，說是來救她的。她“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鼻涕都流到了嘴裏：“別讓孟秋月碰我的手機，別讓她拿我手機發照片。”

我問她什麼意思。

這時孟秋月拿着一個黑色的手機進來，晃了晃：“別喊了，已經把你照片群發給所有人了。”

我和周庸沒法處理這一團混亂，只好又報了一次警，又去做了一次筆錄。

孟秋月和林歡都被警察帶走了，那個幫助孟秋月的嫖客，估計也逃不了太長時間。至於後續怎麼處理的，我們現在也不清楚。

兩天後，我和周庸又回到育興中學看了一眼，學校的黑勢力被一掃而空。連學校本身都不復存在，大門緊鎖，貼着封條，牆上寫着拆字，道口的小賣部也都貼着出售。

每次遇到這種灰暗的事，周庸總會有幾天開心不起來。我一般帶他喝喝酒吃吃飯，開導一下——當然，都是他買單。

當天晚上，我們吃了燒烤。飯後我們倆點上煙，在街上隨便溜達着消食，然後看見了公交站牌的電影廣告。

我試着開導周庸，說：“別不高興了，咱倆這次也算是做了件好事，讓那些被欺負的孩子不至於為此而毀掉整個人生。”

他點點頭：“徐哥，我正想和你說這事呢，咱倆明天去看電影吧。”我問為什麼。

他指着廣告說：“這電影我媽也投了點錢，給她增加點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