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後母戊鼎的故事

第二十三章 後母戊鼎的故事

之後,日本人連續派兵進村搜寶。第一次,日軍100多人將吳家大院翻了個底朝天,由於此時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日本人終於無功而返。日本人走後,吳培文將大鼎轉移到了自家馬棚地下。第二次,日軍來了三輛大卡車,一進村,就架起了機關槍,吳培文急急忙忙檢查了馬棚的偽裝,又潑了些泔水,成功混出了日軍包圍圈。一直在村外待到天色擦黑,吳培文聽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聲,他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馬棚,謝天謝地,大鼎仍在。吳培文大嘆“大爐有靈,天助我也。”

這之後,吳培文花20大洋從古玩商處買了一個青銅器贗品,藏在自己家炕洞裏。不久以後,日本兵和偽軍又進村了,直撲吳家後院,扒開吳培文的睡炕,搶走了那個贗品青銅器。但由於日本人仍舊盯緊了吳培文的行蹤,要繼續搜捕他。為了保護大鼎安全,吳培文將大鼎秘密託付給自家兄弟,遠離家鄉避難,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安陽。吳培文等鄉親為保護國寶,在吳家大院三次轉移埋藏地,最終將其埋藏在吳家大院東屋,免遭日寇掠奪。直至抗戰勝利。

1946年6月,當時的安陽縣政府一位“陳參議”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勸說吳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時任安陽縣古物保存委員會主任陳*子明和國民政府安陽縣縣長姚法圃帶着一班警察,將大鼎從吳家大院東屋挖了出來。這一事件登載於當時的《民生報》:“7月11日夜派隊並商得駐軍X部之協助,至該村掘至終夜,於天明12日早晨將古爐用大馬車運縣存放古委會內。”此文中“古爐”即後母戊鼎。

1948年,大鼎在南京首次展出,據記載,蔣*介石曾親臨參觀,大鼎轟動了整個南京城。

1949年***撤往台灣時原有意將大鼎運往台灣,但由於大鼎過於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飛機場,后被解放軍發現,轉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後母戊鼎從南京調往北京,成為鎮館之寶,並一直存於國家博物館。成為了我們國家的鎮國之寶。

2005年,大鼎回歸安陽“省親”,已經83歲的吳培文在殷墟門口,時隔59年終於再次與大鼎見面。他一眼就認出大鼎來“分別時兵荒馬亂,再見時國富民強”。老人一直覺得,保護了大鼎沒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價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為大鼎的發現人和保護人,他被特許可以撫摸大鼎。

後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為後配),折沿寬緣,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長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飾一列浮雕式魚紋,首尾相接,耳外側飾浮雕式雙虎食人首紋,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緣飾饕餮紋,均以雲雷紋為地。足上端飾浮雕式饕餮紋,下襯三周凹弦紋。

腹內壁鑄有“後母戊”三字。字體筆勢雄健,形體豐腴,筆劃的起止多顯峰露芒,間用肥筆。該鼎是商王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氣勢恢宏,紋飾美觀,鑄造工藝高超,亦是已發現最大的商代青銅禮器。

後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見的青銅器貴重文物,它是迄今為止所有出土的鼎中最大最重的: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口長110厘米,寬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大得可以做馬槽,所以人們又叫它“馬槽鼎”。

後母戊鼎紋飾美觀莊重,工藝精巧,一向為世人所欽羨。它的價值因此而更高。鼎身四周鑄有精巧的盤龍紋和饕餮紋,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饕餮是傳說中喜歡吃各種食物的神獸,把它鑄在青銅器上,表示吉祥、豐年足食。耳廓紋飾俗稱虎咬人頭紋,這種紋飾是在耳的左右作虎形,虎頭繞到耳的上部張口相向,虎的中間有一人頭,好象被虎所吞噬。耳的上面還有兩尾魚形。足上鑄的蟬紋,圖案表現蟬體,線條清晰。

後母戊鼎的鑄造工藝十分複雜。根據鑄痕觀察,鼎身與四足為整體鑄造。鼎身共使用8塊陶范,每個鼎足各使用3塊陶范,器底及器內各使用4塊陶范。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之後再裝范澆鑄而成。鑄造此鼎,所需金屬原料超過1000千克。而且,製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過程中,存在一系列複雜的技術問題,同時必須配備大型熔爐。後母戊鼎的鑄造,充分說明商代後期的青銅鑄造不僅規模宏大,而且組織嚴密,分工細緻,顯示出商代青銅鑄造業的生產規模與傑出的技術成就,足以代表高度發達的商代青銅文化。

鑄造這樣大型的青銅器,首先要分別鑄出部件,然後再合鑄成為一個整體,工藝十分複雜。鑄造時需要二三百個工匠同時操作,密切配合,才能完成。

此外,經光譜定性分析與化學分析的沉澱法所進行的定量分析,後母戊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戰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築氏》所記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從中可見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內在傳承。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聰明才智。

考古工作者通過對有關青銅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記載,認為在鼎腹內壁銘文“後母戊”三個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婦妌的廟號。以及根據銘文可知,後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兩個兒子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親婦妌而制的。

最初給該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稱其為司母戊鼎,他認為“司母戊”即為“祭祀母親戊”。另一著名學者羅振玉也曾認為:“商稱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於是,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來了。但爭議一直不斷,有多位學者提出,“司”字應作“后”字解,因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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