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許予安，民國三年生人，出身杭州富貴之家，家裏世代讀書人家，祖父在光緒年間當過進士。五歲識蒙，八歲正式入私塾時候，家裏長輩就取了字，喚做如之。許予安，許如之，家裏祈願他平安如意，一生當個清清白白的讀書人。

我看着眼前的老人。一個年代會流行一類名字，許予安就是那個時候的名字，文質彬彬；一個年代也會流行相同的臉，那種清雋的，鼻骨挺直的，眼睛狹長、卧蠶飽滿的卻帶點哀傷的臉，許予安也有那樣的臉。儘管他的臉上皺紋密佈，兩頰乾癟，仍然看的出這張臉是來自什麼樣的年代，什麼樣的世家。

他在我面前坐定，把一根木拐杖擱在咖啡桌邊上，又把一頂毛呢帽子摘下放在桌上，最後把手擱在桌上。手臂也清瘦，可是袖口挽起來，很齊整。

我問他：“咖啡還是茶？”

他說：“咖啡。”

他這樣的人永遠不會說隨便。他總是會作出個選擇的。

點餐一番停當，他從黑色提包里拿出一個筆挺的大牛皮紙文件袋，打開來拿出一本書，還有一打用夾子夾好的紙。他又拿出一個深藍色的眼鏡盒，掏出副包在眼鏡布里的老花鏡，給自己戴上了。他把書翻到某一頁，遞給我。

我問：“這是什麼？”

他告訴我說：“這位小友，這是前兩年有個人給我寫的傳記，我的一生都寫在上面，你要問的，應當也都有。”

他又把那沓紙交給我：“我之前寫過一點文章，談論過一些重要的事情，都在這裏了；還有一些別人寫我的，或贊或貶，也都在裏面了。”

我連忙稱謝，他翻給我的那一頁，是關於他的經歷年表。具體的事業，從三十歲出頭到了台灣嘉義才說起，前面的三十年只是一筆帶過，諸如在杭州出生上私塾，去上海念書之類，三十歲的時光，還不到三十個字。

我詫異地抬頭看他。

他從老花鏡後面友善地覷了我一會，眯了眯眼睛，才問我說：“小朋友，你還有些什麼要問的。”他的眼睛從老花鏡後面友善地覷着我。

我回答說：“再早些的事情……我是說，在大陸時候發生的事情。”

他沉默了一會兒：“這些事和別人差不多都相同，沒什麼值得講。”

我很怕他退縮，有些着急：“阿公，您年輕時候，正是時代大起大落的時候，年輕人的故事自然是各有各的不同，我採訪過好多人，確實各自有各自故事。”

他聽我叫了聲阿公，神色和緩，問我：“你採訪過多少人了。”

我說：“有二十三個了。”

他點點頭：“那挺多。”

我心虛起來。我採訪了二十三位老人，確實人生經歷各有不同，可是經過若干重起落磨礪，他們的感情都很遲鈍，對自己的過去沒有太多的感觸，記憶也已經混亂。但許予安不同，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快八十歲了耳清目明，腰桿筆直，且在台灣是個出名的人物。對我來說，他是個非常重要的採訪對象。

我又勸說道：“阿公，我只是想記錄當年的故事，在那邊，你們的生活，你們的家人，僅僅是這樣。歷史上種種，對個體總是一筆帶過，可是個人命運的悲歡離合，也很重要啊。”

他仍舊沉默了很久，最後溫聲說：“我知道。可我的事或許與你想知道的不同。”

我急忙說：“無論怎樣的故事都是我想聽的，我一定客觀地寫下來。”

“不不，是真的，不會是你想聽的故事。”他的眼睛看向窗外，今天是個很藍的天，大朵的積雲像城堡一樣蔓延。

他還是說了。

原來這個故事之所以不同，是因為一個叫玉生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