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日本在行動

李海本來滿心歡喜的踏上了前往歐洲的旅程，他本人對歐洲的教堂和油畫頗感興趣，尤其對教堂上的尖頂和哥德式建築以及鑲金的裝飾情有獨衷，因為這些裝飾品都是純金的，而整個歐洲這樣的教堂數不勝數，這要是有朝一日攻進這些國家，而自己是接收大臣，把這些黃金都摳下來得夠自己花幾輩子呀，雖然現在打這個盤算還早了一點（準確的說是早了好多），不過他的美夢很快就破滅了，為了讓李海歸國，同治一連向德國公使館發了好幾封電報催李海回國（也許同治真的是急昏了頭了，李海才出去不到兩個月，怎麼可能到德國呢），與此同時李海為了顯得自己身份重要給德國方面發了電報，幸好德國的電報房內有人，把這條消息及時報告給了駐德公使，公使立刻把皇上發給李海的電報文稿發給了李海，李海當時的船隊還在距離馬六甲海峽不遠的地方在補充淡水。

李海收到電報后左右為難，因為皇上急吼吼的聖旨讓他不得不返航，而返航意味着這次採購軍艦的事將要泡湯，因為這次的隨行人員也只有自己有能力來勝任購船事宜，而駐德國的公使李鳳苞雖然有些艦船知識，（大部分是自學的而已）但比起自己仍是差了好多，所以李海這次決定抗旨繼續其歐洲之行，不過李海是個面面俱到的油滑的官吏，他料想如果這樣頂回去，恐怕以後君臣之間會有嫌隙，雖然自己的歷史知識不是很全面，但還是知道歷史上開始關係比較親密的君臣在以後的共事過程中是怎樣被皇帝玩死的，皇帝大部分都是很小心眼的，而且伴君如伴虎這句話也是時時銘刻在李海的心上的，因此他油滑的在信中寫了好多表忠心的話，寫的自己都感到有些肉麻，一力證明自己時時刻刻都在為了大清國和皇帝着想，這次無奈抗旨正是自己為皇帝效勞的明證，而且還說明自己現在即使返航也得一陣子，而且以眼下日本尚無與中國展開一場決戰的實力，只要我朝加強沿海的防禦與台海的戰備不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最好再拖他一陣子等到德國的火炮安裝完畢再與日本人叫板，結尾寫上了臣李海淺漏之言。

北京的同治收到了李海這樣的電報，心中的怒火本已升起，但看李海言辭之懇切實在是找不到什麼話頭來申斥他，同治氣得把御花園裏的樹砍傷了好幾棵來泄心中的鬱悶，並深深自責，怎麼在節骨眼上把李海外放了，雖然很憤怒，但憤怒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就像人們往往鄙視一個逆來順受，絲毫不想抵抗和報復的人，他的麻木不仁的行為讓我們像憤恨敵人的傲慢一樣氣憤，因此對於向凌辱和虐待俯首貼耳的人，人們往往會感到義憤填膺。他們希望那個人奮起反抗，報復打擊他的敵人，這樣就會滿足人們的義憤，贏得人們由衷的歡呼和同情，很明顯同治是不需要一個逆來順受的李海的，而同治也不是歷史上的昏君，所以對李海的這次軟抵抗同治並沒有太在意，畢竟現在在這個世界上李海是唯一一個可以和他說點知心話的人了。小理

副島仲臣於二十日後返回日本東京，向明治天皇報告了自己此行的經過，明治天皇未置可否，明治本意是試探清廷的虛實，但同治給他使了一招太極的推手，使他不敢篤定，但是他在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率領一個代表團乘坐龍驤、筑波號軍艦去天津，與李鴻章交換《日清修好條約》文本，之後率團前往北京，副島向天皇宣稱，他在總理衙門談到琉球事件時，曾聽中方說台灣為“化外之地”。事實上，當時的日本很清楚台灣為中國領土，清朝總理衙門所說的“化外”是指台灣府未予治理的牡丹社番地。對於日本特使柳原前光在總理衙門交涉的狡辯，中方當時便據理駁斥之，指出“日之是夷、美之紅藩，亦未服王化”，日方也承認“唯是藩域與貴府治犬牙接壤”。但是明治覺得既然中方未明確表示台灣番民受清朝管轄那麼自己就有了出征的借口，明治派遣陸軍大輔西鄉從道陸軍中將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赤松則良海軍少將和谷干城陸軍少將為台軍，準備征討台灣。雖然這對明治來說是一件極為冒險的事，但是這也是他必需跨出的一步，日本的未來就在於他的勇氣了，因為日本是神的國度是神國，有天照大神的保佑。

同治本以為安排下去了以後就可保萬無一失了，不料剛到台灣就任的劉銘傳就來了奏報：

本年二月初七日，有日本國水師官姓水名野遵，並同夥洋人一名，共計二人。帶遊歷執照一紙，於是日申刻由旗后口到枋寮。初八、九等日緣風嘰過大，未能啟程。初十日，即坐小舟進抵琅嶠。據稱欲至柴城一帶地方，查看牡丹社、龜仔角等處山勢形勝。即日旋返旗后，仍回本國等語。卑職會同千總細察其情節，洋人隨帶僅有紙筆等件，莫非欲繪琅橋一帶輿圖而已。

此後王懋功與郭占鰲一直是日軍來台動向始終居於接觸前線傳稟各項消息最出力人員。署鳳山縣令李煤炭根據探報，於二月十九日上稟台灣最高主官台灣道夏獻綸（字小濤）。夏氏批示有云：“據稟已悉，仰再隨時查探。以後如有洋人前往琅橋一帶，作何舉動，即行飛報察奪。”台灣道既已得知日本水野遵在台灣南部勘探地形，並批示鳳山縣令及屬吏詳加偵察，顯見其有一定警覺。唯其轉報閩浙總督及福州將軍，則須延至二月二十五日。實因等候赴閩省長勝輪船船期，至二月二十六日方行呈達將軍及總督。此時福州將軍文煜（字星岩）、閩浙總督李鶴年（字子和）、船政大臣沈葆楨（字幼丹），大致均已獲知日本圖謀台灣消息。日本圖謀進兵台灣，雖其動機醞釀，中國缺管道事先警訊。唯其進兵行動開始，中國閩台官方當局實已大致了悟，認清事體嚴重。就資料顯示，中國地方獲知消息來源，大致不出兩途。其一，是地方屬吏如枋寮巡檢王懋功、千總郭占鰲就地掌握日人在台行動。大致一毫不苟，時有探報稟陳。似此末秩微員，十分稱職，真可謂是功在國家史乘豈可輕忽。其二，是台灣、淡水海關稅務司據外國電報或外商洋行傳來消息，亦必然報告給中國地方官。蓋稅務司雖是全由洋人擔任，實仍為中國之海關稅務司，台灣道即是台灣、淡水二口稅司正式長官，不能不向台灣道報告。

台灣道夏獻綸於年二月二十九日正式接獲日本派輪船隻、運五千日本兵，要到台灣南部登陸駐紮。消息來源是根據台灣海關稅司愛格爾在三月初一日所來的照會。照會主要轉呈廈門德記洋行的電報，電報有云：該國現動兵船五隻，兵五千，其帶兵官令即速到台灣西南邊上岸，以後即行駐屯。大約亦由廈門經過等語。

據此文件，可知日本出兵人數及運兵船數，在其抵達台灣之前，台灣道已了解清楚，並向閩浙總督福州將軍稟明。其時籌謀因應，雖未能洞燭先機，仍有足夠時間運兵應援。台灣地方官吏上自疲乏台夏獻綸、鳳山縣令李瑛，以至地區文武王懋功、郭占鱉，俱能表現守土有責，克盡忠謀，未嘗有愧職守。

在此同時，廈門洋稅務司即於三月初一日照會台灣稅務司。同時即於次日（三月初二日）函致北京總稅務司，將德記洋行所得日本消息重述一遍：

初二日，由銅線接得日本信息，知日本已派輪船五隻，兵五千名，先往廈門，再赴台灣。並聞日本與生番早已講和，在台灣迤西窺定地基，先行佔據。恐用生番，滋擾中國。日本主謀者即美國前領事李讓禮，到過生番地面查辦事件等語。

消息既經傳到李泰國（因為同治不喜歡赫德，所以現在總稅務司一職務由李泰國擔任）李泰國自必報告總理衙門。原來廣州稅務司來函，在三月初五日到達北京，李泰國當夜進總署，面陳日本用兵台灣動向。總署留下紀錄云：初五日夜，赫德來見，面稱：連接廣東等處稅司稟報，日本前有兵船一隻在潮州停泊，時常上岸操演。澎湖亦有兵船一隻。本日接日本國新聞紙，內有該國君主諭令該國臣民，除現有兵船外，仍備兵一萬五千人，船三隻，前赴台灣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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