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明治朝廷

[[[cpw:233h:300a:l]]]再者，我國現在並無必勝清國之把握，與其讓其猜忌我國，不如給其一顆定心丸，到我國兵馬強盛之時再尋機討伐。小理

西鄉隆盛譏笑道：“等我們強大之時就不知清國強大到何種地步了，要知道清國也已經開始效法泰西了，而且其投入也不小。”

“這倒不必擔心，清國學的只是皮毛而已，而精髓卻並未掌握，他們的官制，軍隊的編製，行政的法令沒有一樣改變，而只是一味地學習泰西的制器之法，請諸位想一下，若是一支用熱武器武裝起來的軍隊而指揮和軍隊的編製卻是按照冷兵器時代的軍事觀念來對戰從頭到腳皆是現人軍事理念軍事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開戰的話，究竟誰輸誰贏呢？”大久保利通不無得意的娓娓道來。

看着兩旁文臣武將的爭吵不休，此時的明治天皇也是有些拿不準主意，根據前些年赴華的日本間諜的報告來看，清國支撐不了幾日了，最後取勝的一定是太平軍，不這清國在與英法達成和議后，立即率大軍平定了太平軍的叛亂，而且還有餘力收復新疆，鞏固了自己的邊防，照此看來清國尚無滅國的危險，而且清國的主政者同治皇帝在八歲的時候就已親政，當然這個消息的真實性有待進一步查證，在明治心中始終不相信同治在八歲時便可如臂使指的獨掌朝政，因為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次派使臣前往中國就是想一探同治的虛實，沒有想到連同治的面也沒見到，而且還遭到了一個無名小吏李海的羞辱，明治在得到此消息后氣得連晚飯都沒吃好，差一點就向清國興師問罪了，不過他馬上冷靜了下來，想到了孫子兵法上的一句話，“主不可以怒而興師”，況且與清國爭鬥的並不是一時之短長，日本生活在中國的陰影下已經上千年了，自己已不想再在這個陰影下站立，現在正是一個與中國並世爭雄的大好時機，不可因魯莽而錯失良機，所以明治忍下了這口惡氣，因此才有了這次文武的大論戰，明治本人是豐臣秀吉天下觀的信奉者，對國內提倡中日共榮者嗤之以鼻，不過眼下如果能讓中國放鬆警惕的話也不失為一計良策，因此明治天皇本人是傾向於大久保利通一班人的觀點的，但他又不好掃了西鄉隆盛一班人的面子，因此只好推脫柳原前光一行人未歸，暫不做決定。

柳原前光一行人在海上漂泊了幾天後終於返回了日本的京都，明治天皇本人和一班文武大員正等在那裏聽他的中國之行，柳原前光心裏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心裏很是愉悅，但另一方面又覺得有愧天皇陛下的重託，柳原前光一行人戰戰兢兢的來到日本皇宮的正殿“松之閣”，向端坐正中的明治天皇做了清國之行的報告，這幾日本已不是很生氣的明治火氣又被惹了起來，不過他痛恨的不是小吏李海，而是清國官員的自大，國勢已如此孱弱卻還在夜郎自大，這豈不是亡國的徵兆，想到這裏明治倒有些興災樂禍。

明治問柳原前光：“你個人認為我們是同清國簽這個條約好不是不簽對我們更有利？”

柳原前光未加思索的答道：“我們要和清國簽這個條約”

如果說柳原前光說拒絕和清國簽約明治一點也不奇怪，不過柳原的回答也讓明治很欣慰，因為這證明柳原前光不是一個意氣用事的大臣。小理

但明治還是忍不住想問柳原：“卿受此辱何以仍欲簽約清國”

“臣之辱不足道，臣以為將欲取之必先予之，如不暫做隱哪有他日西佔朝鮮兵臨唐土的雄國偉業。”

明治聽后頻頻點頭，柳原接著說：“滿人以異族身份入主中原已達兩百餘年，滿漢矛盾日益激化，前些年的太平軍的起事從者將近千萬，雖在滿漢官僚的打壓下潰敗但國勢已是風雨飄搖，況且滿清中土的行政效率極為低下，做事拖泥帶水，如天皇陛下計議已定宜早日派人前往清國速定條約，以免遲則生變，畢竟主少臣疑，幼童當國諸多事情恐難預料。”

這一點明治也深有體會，因為自己也是年少主國，比主政清國的同治也大不了幾歲，同為皇帝的他深深知道扶持自己的這班驕兵悍將對自己的威其時並不亞於泰西各國的威脅，不過為了日本的崛起也只有暫時隱忍，等自己的勢力培植出來的時候再對這些不聽管教的重臣動手，當時日本朝野普遍有一個共識，就是失之歐美，取之亞洲，明治也認為這是目前可以鼓舞民心士氣的唯一辦法，所以他把中國列為第一假想敵。

在柳原前光回國復命后，日本政府便立即決定正式派使節來中國。1871年6月11日，新政府任命大藏卿伊達宗城為全權欽差大臣，柳原前光為副使，赴中國議約。日本從一開始想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起，就想暗中討便宜。當時日本正在努力與西方各國談判，希望修改條約，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木戶孝允處處碰壁之後在談判日記中悲嘆：“彼之所欲者盡與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因此仍想“搭便車”把“己所不欲”施於中國。想把柳原前光此前未達成之目的在自己手中實現。伊達宗城在談判時力爭要援引西方國家之例，便種種不平等的特權，訂入條約。清政府的談判代表李鴻章此時對不平等條約的厲害和利害同樣也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拒絕以日方的草約為談判基礎，仍以同治皇帝和李海預做的談判草約作為談判基礎，尤其是李鴻章非常討厭把“一體均沾”的字樣寫入條文。9月，中日雙方簽訂了《修好條規》。它基本上是一個平等的條約。儘管中國人心理上視日本為蠻夷為屬國朝貢國，但日本人則利用這一條約讓清朝從法律上承認了與其平等而非其朝貢的地位，而清政府也與日本達成了一個十五年的軍事同盟。其中規定了中日兩國不在條約期限內向對方開戰，當有第三方攻擊兩國的任何一方，即使對方不能出兵援助，也要保持友好的中立，不幫助與條約內交戰的一國的軍事援助。

日本通過這一條約結束了與中國之間幾千年來的朝貢與冊封的關係，但日本不以此為滿足，它要進一步打破、否定清朝在亞洲確立的朝貢體系，甚至在亞洲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的新“盟主”、新“霸王”。

1871年的7月，同治收到了鄂托從德國發來的信件，信中記錄了普法戰爭的全過程，其中也包含了自己參戰的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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