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各得其所（8）

封建社會的穩定主要依賴武士和農民這兩個階層。德川幕府將這兩個階層永遠固定下來。早在德川家康奪得天下前，偉大的軍事將領豐臣秀吉就頒佈了著名的“刀狩令”如果一個武士家庭中有好幾個繼承人都來分享這麼一點俸祿，生活就更沒着落了。於是，武士只能選擇限制家庭規模。最讓他們眼紅心酸的莫過於誇耀財富和注重外在打扮了。因此他們搬出這樣一個信條：尚儉是最高德操。

武士與農、工、商等其他三個階層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後者是平民，而武士不是。武士的佩刀不僅僅是一個裝飾品，它更是武士特權和地位的象徵。他們可以對平民使用佩刀。這一傳統可以上溯到德川家康奪得天下以前。德川家康的法令中這樣寫道：“平民如果對武士無禮、以下犯上，可當場斬首。”這其實只是將習慣從法律上確立下來而已。他壓根兒沒想過要溝通平民和武士這兩個階層，不但如此，他的所有政策甚至都是建立在這兩個階層彼此分離的前提下的。平民階層和武士階層同歸大名管轄，而大名又直接對將軍負責。這兩個階層處在不同的梯度上，相互之間只存在自上而下的法令、規章、統治和義務。兩個階梯之間不能自由來往。有時出於現實考慮得在二者之間架設一座溝通的橋樑，但這並不是這一體系性質本身所規定的。

德川時代的武士並不是只會擺弄擺弄兵器的粗人。他們逐漸成為大名財務的管理人，並且有諸如能樂、茶道等各種風雅情趣。所有文書都出自他們之手，大名的計劃也有賴於他們靈活的周旋。兩百年的和平歲月很長，而動兵器的機會又少得可憐。就像商人頂着嚴酷的禁令發展自己的都市文化生活方式一樣，武士雖也隨時準備着赴湯蹈火，另一方面也培養起高雅情趣。

至於農民，法律上並沒有明確保證他們可以免受武士的侮辱、沉重的賦稅以及各種各樣的限制，但還是給予了他們一定的安全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受到保護，而擁有土地在日本即意味着有聲望。德川時代禁止土地轉讓。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規定是保護封建領主的利益的，而日本與之不同，它是用來保障耕種土地的人的利益的。農民擁有非常寶貴的永久土地使用權，他耕種土地就像今天他的後代辛勤耕種稻田一樣。然而，他終究只是支撐起整個上層寄生階層的阿特拉斯。這個寄生階層有大約兩百萬人，包括將軍的幕府、大名的行政機構以及武士的俸祿。他們交的是實物稅，將自己收穫中的一定比例上繳給大名。同樣是水稻農業國，暹羅的傳統賦稅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時代的日本卻是百分之四十，實際情況往往還要更多，在有些地區甚至高達百分之八十。此外還有經常性的徭役和強制勞動。農民也像武士一樣限制家庭的規模。因此，整個德川時代，日本的人口停滯不前。在一個和平國家中，人口增長率竟如此緩慢，由此也可以窺見其統治狀況的嚴酷。國家機器對無論是寄生階層還是生產階層都厲行斯巴達式地管理，但下屬與上級之間又存在着相對穩定的信賴關係。人們很清楚自己的義務、權利、地位。如果有人損害自己的這些東西，即使是最貧窮的人也有權提出抗議。

即使是處於貧困狀態下的農民，也可以起來反抗封建領主甚至幕府。這種農民起義在整個德川幕府統治的兩百六十年間發生了上千次。這些農民起義的原因並不是“四公六民”（四層歸公家，六層歸自己）的賦稅傳統，而是額外的徵稅。他們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蜂擁至領主處，但請願和裁決卻是非常有秩序地進行的。農民寫好控訴徵稅不公的狀紙，遞交給大名的管家。如果管家扣押了狀紙，或是領主置之不理，他們就派代表去江戶直接呈遞給將軍。在一些著名的起義中，農民在江戶城內的大街上攔截擔任幕府要職的達官貴人的轎子，以期狀紙能順利呈遞給將軍本人。農民會因此承擔極大的風險，但幕府接到狀紙就會立即受理，而判決結果有一半都有利於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