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一章 銀川的初中經歷

2008年9月1日，王喜樂正式成為銀川某中學初一新生，由於我們這裏是“五?四”學制，而銀川是“六?三”學制，有些事情處理起來還比較麻煩。

王喜樂所在的中學地處銀川中心地帶並與中山公園相鄰，其人數是他原來學校人數的四倍之多約有三千多人。

入學的第一學期王喜樂成功入選了校籃球隊，他自豪的說他們學校初一全年級一千多人只有他入選了校球籃球隊，全隊一共有十二人，初二年級有三人，8名初三的老隊員。他們的球技十分好，球隊在銀川這所200多萬人城市的初中學校，常年保持在前六名的水平。教練員主要看上了王喜樂投籃很不錯，希望能把他培養成一名投手。

初一這一年王喜樂的學習成績在第十二班五十多名同學中處於第十五到第二十五間的水平，一切都在平穩中渡過。

2010年9月上旬，剛上初二的王喜樂從銀川二姑家打電話回來說他當選學校學生會主席了，這讓我感到很吃驚。因為學生會主席這一職務，在任何學校都是品學兼優者擔任的。

十月“國慶節”放假，我與妻子一同去銀川王喜樂的二姑家看望兒子並達謝任課老師。到了銀川我問起他當選學生會主席是咋回事。

“初二一開學，學校有一個學生會各職位競選演講活動，我看那些學習前幾名的同學都報了名，所以我也想試一試，於是就報了名。當時，那些學習好的同學還諷刺我說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讓我心裏很不服氣。那幾天，我看到從初三到初一，所有準備參加競選的同學都在拚命背誦自己的演講稿。”王喜樂說。

“那你是怎麼做的。”我問。

“我看了看別人的東西，然後以學生會是學生、學校、老師間溝通的橋樑，是一個關乎好朋友間如何執行學校制度及和諧相處這一主題思想方向組織了我的稿子。不過，爸爸你知道我是怎樣演講的嗎？”王喜樂說。

“咋演講的？”我問。

“我是那些眾多演講學生中唯一脫稿演講的學生。”兒子自豪的說。

“脫稿演講！脫稿演講對你們這麼大的小娃娃來說難度太大了。”我說。

“那可不。當時我一上台，腦子一下子就大了，原本很清楚的東西一下子全忘了。不過我也沒管什麼，把腦子裏能反應出來的東西，一股腦兒全都大聲說了出來，講完了我也不知道自已講了些啥，然後向台下黑壓壓人群深深的鞠了一躬，就灰灰溜溜的跑下台去，沒想到一周后我還當選了。”

十一期間，我與妻子及二姑一同達謝老師們對王喜樂的照顧，席間各位老師說對王喜樂都有特別的好感，特別是政教主任十分診重的說，第一王喜樂是學校五十多年歷史上第一位從外地轉學過來的學生會主席；第二王喜樂是他擔任政教主任這些年來使用最順手的學生，雖然學習不拔尖但籃球打的非常好，因為我也量一位籃球愛好者。

就這樣，王喜樂的初二學生生活很快結束了，全年學習最好名次在班裏最好達到過第十五名。這一年，王喜樂被學校推薦當選為銀川市三好學生，班主任馬老師說一個學習中等生，能被學校推薦成這一級別的“三好學生”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事，因為十二班學習每一名的學生才得了個校級三好學生的稱號。

確實，一方面在老師的指導下王喜樂對學生會的工作組織的很不錯，與此同時他的籃球打的更帥了。在吉蘭泰的時候，學校就有不少的小粉絲，現在在更高水平的校隊打球，粉絲也應更多了；另一方面從小到大王喜樂親近自然，使得身上有一股天然的親和感，與人與事相處，無論事情怎樣其情緒不會波動太大，總能根據實際情況積極面對問題。

但任何美好的品性，一旦步入升學分數之爭，就變的什麼也不是了。

2011年9月，王喜樂開始了初三的學習生活，這階段班裏的一切明顯是為能考上銀川高中的同學服務，像王喜樂這類400分級水平的學生基本被學校遊離於競爭之外。此時，我們抒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對一校外輔導上，大人與孩子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

一年後，到2012年7月，這種宣傳的神乎奇神的“一對一”重點輔導，並沒有給王喜樂的中考帶來要質的改變，還在400分級晃悠。

王喜樂中考失敗了。當年在銀川只有585以上才有高中可上。想想我們吉鹽場中學的高中分數線只有300級水平，我一下子感到在弱勢環境長大的王喜樂，可能終身不會在這種極高強度的學習競爭中取得什麼優勢。

面對中考失敗，妻子對兒子很是生氣，她從數落開始發展到用在“一對一”中花了多少錢來責怪王喜樂。而王喜樂則把自已反鎖在裏屋裡並失聲痛哭。

我看妻子用花了多少錢來責怪孩子的中考分數就馬上出面制至了她，然後用激勵性的語言鼓勵王喜樂打開了自己房間的門，讓母子倆都面對現實。因為責怪吵鬧不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還有可能製造出意想不到的災難。

離奇的高中分數線一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尋找查閱了一些資料，發現銀川這幾年人口從100萬迅速攀升到215萬，可高中學校只增加了一所。

人口增加了115萬，高中才增加一所，顯然這不是教育問題，而是治國的政治問題。因為人接受通識教育的時間越長，長大成人後犯罪的概率也就越小，看來我們經濟發展中的服務方向是有點問題的，但問題的本質在哪呢？它只是個學校數量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