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作為一種制度

婚姻是制度體系中的一個絕佳範例。我們出生在這樣一個社會，它把婚姻看作是必須去遵守的一個重要的常規。儘管沒有婚姻，人們也能尋找到個人生活的幸福和意義，但許多人的行為告訴我們：“必須結婚”，去過有意義的生活，如果我們不結婚，就說明我們肯定有問題。彼得·伯格通過描述一對月光下的夫婦，使我們想起男人有控制婚姻的“內在聲音”。這一內在的聲音“通過社會灌輸給他，又通過無法計算的家庭傳統的壓力、道德教育、大眾媒體以及廣告得以加強”。社會提供給個體“一個方程式——解這個方程式就是去愛、去結婚”（1963，68，69）。美國殖民社會曾有單身稅，單身女子如果繼承到了土地就會被要求立即結婚，否則就會失去土地。本傑明·富蘭克林這麼表述他那個時代的智慧：一個單身男子“是一個不完整的動物，他就像一副剪刀奇怪的一半”（1745）。

如今，已經步入21世紀的我們，很可能會嘲笑富蘭克林或者反對彼得·伯格的論斷，但是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們仍然會結婚，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每一代都會繼續選擇結婚。在美國，幾乎90%的白人和70%~75%的非裔美國人最終都會結婚（Cherlin，1997，479）。的確，現在人們離婚的可能性遠比過去要高很多，但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會再次結婚……甚至屢次結婚。“婚姻並沒有在美國人當中處於消失的邊緣，它依然是首選的結合形式……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在生命的某一時段結婚……”。

從最近的數據來看（2006年），28%的15歲以上的女性沒有結婚（1970年是22%）。在2006年，33%的15歲以上的男性還沒有結婚，而1970年的數據是28%。人們的結婚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已經下降，這無疑跟決定未婚同居的人的數量有關。離婚率也下降了：在1980年每1000人中有226個已婚婦女曾經離過婚，而這一數據在2005年下降為175。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人中，大約有81%是由未婚的異性戀伴侶組成（USToday，July18，2005）。從1960年到2000年，白人孩子中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從909%下降到了75%；在黑人孩子中這一比例從79%下降到了467%。這一下降絕大多數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從1996年到2005年，這一比例變得穩定並略有增長。一些社會學家，例如戴維·波普諾堅決批判我們推斷的這一趨勢：“美國是西方世界中家庭最弱的，因為我們的離婚率和單親的比例都是最高的”（USToday，July18，2005）。另外一些社會學家，例如阿琳和傑羅姆·什科爾尼克，則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這一趨勢：

美國是工業社會中結婚率最高的。美國人要麼已經有了孩子，要麼是想要孩子。而且，調查結果表明家庭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生活的中心。家庭關係是他們獲得滿足和意義的最深的源泉，同時也是他們最為操心的地方。總之，在美國社會，家庭生活是一個連續和變化的複雜的混合體。

這樣看來，這一統計數據和趨勢是很難辨明的。總體來講，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離婚率就變得比較穩定，呈現輕微的下降。大約80%的人都會在他們的生命過程當中結婚，儘管這一趨勢正在下降。隨着人口年齡的增長以及規範的變化，選擇不結婚生活的人數在上升。很難精確地測定美國社會正在朝什麼方向發展，但是婚姻對於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仍然是很重要的，離婚率正在緩慢下降，單親孩子的數量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顯著增加，但近年來已趨於穩定。

彼得·斯坦提醒我們注意社會在促使我們結婚方面發揮着多麼強有力的作用：來自父母和朋友的鼓勵，離開原來家庭的願望，孤獨感，內疚感，沒有被認可的可行的替代方法，對孩子的渴望，同輩人中的先例，關於婚姻的浪漫看法，對某人的性渴望，安全感，聲望，並且性行為是這些壓力裏面最為重要的。斯坦還指出，儘管這些壓力還很大，在現代社會，對於不結婚又新增了一些促動因素——與獨立性和個人機遇尤為相關。在最近幾年，選擇保持單身對女性來說變得非常重要，她們中很多人認為如果她們要在教育和經濟方面取得成就，就必須晚婚或者根本就不結婚。結果，越來越多的人保持單身，那些選擇婚姻的人，也傾向於在生命中較晚的時段結婚。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單身的時段延長，拒絕婚姻已經不再像曾經被認為的那樣是愚蠢的、古怪的、不道德的和自私的。婚姻依然很重要，但已經不再是之前的那種習以為常的必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