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紅樓夢》沒寫完，《海上花》無人知（5）

人畢竟是渺小的。有夢想又如何？不過是早晨醒來在床頭抑鬱一小會兒而已——很快的，晨聲、人、事就來提醒我們了。抑或，還有什麼是叫人高興的——比如作為母親，看着自己胖乎乎的不知所云背唐詩的女兒，於是高興起來。但生命終是無奈，是空，這是心的缺口，她縱然不停地“來了又去”，做這做那，也是不能堵住。

在這個缺口她的女兒和她悄然相通。出名，早早地出名，第一部書上市四天即脫銷，一版再版，年輕的女孩兒卻找不到快樂的理由。只說是清如水明如鏡的秋天，“我應當是高興的”。但她比母親有天才、有毅力，“她以奮筆疾書的寫作者的姿態抵抗這人生的虛無。”母親卻終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在我們看來，沒有成就，也沒有做好母親，似是不可恕的——但一個女兒不會這樣看她的母親，一個成熟的女人不會這樣評價另一個女人。如果說張愛玲在年輕的時候或許有過怨意，但幾十年後的《對照記》中，她分明表示出了對母親的理解、留戀和愛。

“我第一本書出版，自己設計的封面就是整個一色的孔雀藍，沒有圖案，只印上黑字，不留半點空白，濃稠得令人窒息。以後才聽見我姑姑說我母親從前也喜歡這顏色，衣服全是深或淺的藍綠色……遺傳就是這樣神秘飄忽，我就是這些不相干的地方像她，她的長處一點都沒有……”

“（母親）看見我這些照片，倒是揀中這一張帶了去，大概這一張比較像她心中的女兒。1950年她在英國逝世，我又拿到了遺物中的這張照片。”

她把女兒的照片帶在身邊的。雖然她多數時間都沒有把女兒帶在身邊。她是母親，但她更是她自己，一個獨立的女人，她有她的夢，她的理想，她的女兒索性連女兒——或兒子——都不要，我們不也理解了嗎？

好在另有一位與她年紀相仿的女性、親人，多少幫張愛玲彌補了親情的缺失。這就是張愛玲的姑姑。我們認識她，大多從那篇《姑姑語錄》開始：

姑姑看到侄女寫的文章，有所感觸，也想寫。但很快又說：“不用勸我寫了，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裏專管打電報，養成了一種電報作風，只會一味地省字，拿起稿費來太不上算了！”

姑姑找起事來，挑剔得非常厲害。因為“如果是個男人，必須養家餬口的，有時候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怎麼苦也得干，說起來是他的責任，還有個名目。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做着個不稱心的事，愁眉苦臉地賺了錢來，愁眉苦臉地活下去，卻是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想像姑姑是一個開朗、幹練、成熟、獨立、注重生活品質的知識女性，在那個時代就具有了某種現代女性的氣息。她不懂周作人的詩，不懂就是不懂，還懷疑他胡說八道：“既然這麼出名，想必總有點什麼東西罷？可也不一定，一個人出名到某種程度，就有權利胡說八道。”

姑姑寄過一張與張愛玲的合影給她的母親，說：“我這張難看極了，但小瑛很自然，所以寄給你。”——照片中張愛玲笑得齜牙咧嘴，不知那個一向期待她成為淑女的母親可會滿意。姑姑和母親是不太相同的女人。姑姑不會鼓勵她為一朵乾枯的花而流淚，訓練她“照鏡子研究面部表情”。這種坦白的作風想必是對她有所影響的。

所以看到姑姑的照片：半身，端坐的女子，溫柔沉靜，不覺又驚訝又喜歡。張愛玲在一旁寫上：“1940年末。我1952年離開大陸時她還是這樣。在我記憶中也永遠是這樣。”這淡淡含情的話語對於她來說也算是少有的了。叫人想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