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紅樓夢》沒寫完，《海上花》無人知（4）

倒是凡人的生活，“可愛而可哀”的歲月，更能代表一般生命的規律和意蘊。善惡未必有報，愛恨未必有果，其中過程都是缺少戲劇性衝突的，結局亦難得壯麗或凄美，這是一般人的人生。可是這樣的人生，我們又不太感興趣。不過，若他們和自己所迷、所愛的人物有一點關聯的話，我想你還是願意關注一下的。

那麼現在，讓我們藉著張愛玲的光，看一看她身邊曾經出現過的人們。雖然她顯然比一般作家孤標傲世，遠離人群。但的確有一些人曾圍繞在她身邊，他們的音容，還存留於她的書卷。也許她曾得了他們的好處、啟發或者影響，但現在我們只有通過她才能看清他們——當我們打開她的書，一如點亮一支蠟燭，昏淡的光照之下他們出現了。當那盞燈光熄滅，他們就消失了。

讓我們藉著這光——可惜年代已久，那些人像也稍顯搖擺不定。我們最先看到的是一張“西洋美婦人”的臉，穿着打扮也是西洋式樣，卻是一個中國女人，她就是張愛玲的母親。她似是一個不甚偉大的母親，不僅比不上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星媽們——遠一點的孟母、岳母，近一點當代男性作家筆下含悲忍苦克已奉獻的娘，就是比起咱們周圍那些為了孩子上鋼琴課、穿名牌而四處奔波的普通母親，也是頗見形拙。但她絕不是那一種星媽，陰戾、下作，從反面刺激了孩子的奮鬥。她多少也為張愛玲作了些犧牲，卻要忍不住掂量“是否值得”；她教育她做個淑女，優雅高尚，有禮有識，自己卻很快不耐煩起來，說不如讓你小時候得傷寒死掉——像那些沒文化又欠涵養的母親賭咒“不如當初不生你”。但那些母親往往只是嘴巴上厲害，她們為孩子勇於犧牲，視孩子為生命的支柱，對孩子將來的出息抱有信仰般的熱忱——很顯然，她又比不上她們。

對這樣的一個母親，張愛玲似是不懷多少感情的。幼年時她與她聚少離多，成年後也很少生活在一處。打開自述身世的《私語》，關於母親的敘述是冷淡的，彷彿隔了重重障礙。然而多遍之後，不經意中，我卻發現了一個缺口，並從這個缺口，略略地看清了這個“橫跨兩個時代”、舊時代新女性的母親的心。

“有她的時候，我記得每天早上女傭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銅床，我爬在方格子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詩。她才醒來時總是不甚快樂的，和我玩了許久方才高興起來。”

“才醒來總是不甚快樂的”——我也有過這樣的感覺。然而我可以肯定我不是從來都如此——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處於這樣的境地。四面是空的，我也在空中，心裏是挖空了一般的空。同宿舍的女孩子們都起床了，忙着穿衣洗臉上操，開始一天的新生活，而我卻躺在床上，想死。後來我讀到杜拉斯的小說：“她醒來時總是憂心忡忡，不知所措。”現在我已經不這樣了。也許是因為成熟了，也許是因為倉皇之中敏感喪失。現實令我們連空虛都顧不上了。

但這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的女人還有這習慣。這個“敏感而美麗”的女人，也許她不應該那麼早結婚，然而父母之命不能違。結婚後她借口小姑子留學要人監護，同去英國，一去四年。小姑子回來了，她還是“來了又去”，一次又一次要出國。“她是個學校迷”，張愛玲說。那時候女子進學堂是自由進步的象徵。她在國外讀書、教書，踏着被纏成三寸金蓮的小腳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她還畫油畫，“徐悲鴻蔣碧薇都很熟識”，但她並沒有成為他們那樣的人物，沒有成為那個時代留學歸來的藝術家、革命家、科學家當中的一個。“珍珠港事件后她從新加坡逃難到印度，曾經做過尼赫魯兩個姐姐的秘書。”她還曾下廠當女工，她會縫製衣服，想做蛇皮手袋銷售。她屯了一箱蛇皮在上海，然而這一計劃並未成功。“后工業社會才能欣賞新巧獨特的手工業，”張愛玲似是嘲笑又似心酸地說，“她早了二三十年。”